摘要：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　　2022年将会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关键的一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应该与时代同行，既要围绕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

　　2022年将会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关键的一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应该与时代同行，既要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努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又要紧扣国家战略，聚焦传媒新发展阶段，贯彻传媒新发展理念，构建传媒新发展格局。因此，展望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等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这是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根本遵循，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三大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我国如火如荼的传播活动和媒体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传播格局的变化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需要重构、学术体系需要重组、话语体系需要重塑。实现这“三重”的根本原则是基础性、前沿性和开放性。

　　基础性体现在我们要大力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学中的指导与运用。具体表现在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播思想与历史研究等。

　　前沿性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变了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底层的逻辑，我们必须加快和加深对新闻传播新问题的基础研究，以期构建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具体表现在数字传播理论与历史、传播媒体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数字文娱、平台生态与治理等方面研究。

　　开放性表现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更需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学术交流与互动，增强学术自信，提升学术影响力。在学术互动和文明互鉴中丰富我们的学科体系，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学科力量。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30）

　　有界无边的媒介之道

　　文化是人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媒介文化指的是人类以媒介为基底而生产生活的方式和样法。媒介文化研究则关注媒介文化的方方面面，既烛照日常生活实践，又与社会整体发展相连。

　　一、媒介必从关系着眼。在大众传播时代，人们出于实用性的考虑更强调媒介的功能效用，以至于媒介与技术物经常被等同起来，两者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媒介是显现的实存，是看得见摸得着、具体实在的东西；必得是电报、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技术，才会是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重要支撑。而媒介学家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经典论述拔擢了媒介的地位，同时以“看门狗隐喻”提示媒介是聪明的窃贼，它用内容产品涣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常常使人们忽略了它的存在。自此以后，媒介的重要性得到显著提升。媒介成为人类的进化式延伸，人类则是媒介的隐喻式延伸。再后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媒介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快。媒介因此助推“人类—社会”关系的动态调整。同时，媒介引发关系互动，增强关系实践；媒介还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构成的网络中，外部网络一经总和，媒介即为关系联结。生活其间的人们不再维持一种有界存在的状态，转而变成为一种关系性生存。这时候便有学者提出“媒介即关系”的观点，同时指出媒介研究的目标是“关系而非物体”；又说，但凡媒介必从关系着眼，否则它与物件全无区别。至此，理解媒介取得重大的突破，媒介不再只是显现的实体，更多体现为“关系的隐喻”。

　　二、突出各关系项的独立状态与觉醒意识。伴随着“媒介即关系”隐喻的增强，媒介变得跟地、水、火、风一样重要，常见的提法是“元素型媒介”“大气式媒介”“后勤型媒介”“云关系雾计算”。在认识论层面，提出“媒介即关系”凸显“分层实在”的认识立场。阐明“媒介即关系”，并不意味着其中关系项会主动消失或自然消亡，反而是要突出各关系项的独立状态与觉醒意识。因为在深层次上，社会是分层实在的，且每一层都有“自身的涌现性质和力量”。关于数字时代的猜想，媒介环境学派学者科西莫·亚卡托预测未来世界是由代码书写的数据时代。即便未来世界由代码组构而成，现实世界之外也另有虚拟世界并行，但软件代码也包含着如传感器、数据、算法、机器、人工智能等在内的多个分层实在。

　　在实践论层面，提出“媒介即关系”将自然激发“基要主体性”的伦理动能。媒介万物互联，自然意味着接受在不同的关系项之外另有一个“关系存在”；也即在分层实在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个处于交织状态的“平台的平台”。而由分层实在抵达“平台的平台”则需要经历“基要”的主体性变革。所谓的“基要”主体性，系指在数字网络情境中通过数据驱动获得自主力、自动化的主体性革命以及相应的实践动力学。如上述的媒介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势必牵引出一种“关系社会学”，事实性地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逻辑中介。

　　三、距离真理似乎总有那么一步之遥。数字时代的媒介实践具有鲜明的连通性、融合性、参与性、物质性特征。

　　首先，要明确“关系性”的知识型。从“媒介关系出发”出发，经由关系社会学的转导，彰显媒介实践的关系之维，此乃媒介文化的根本特质。既然数字社会是关系性的，媒介实践又关系实践，那么，媒介生产实践的知识型便只能是关系性的。数字时代的知识系统与大众传播时代的知识系统虽皆以“媒介即关系”为哲学基础，但两者之间有较大分别。大众传播时代的知识型得益于关系的“实践的冲撞”，自然呈现出对抗性和冲突性的特点；而数字时代的知识则可能来源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自然生成，应当更为冲淡平和。另外，“关系性”知识型也会催生“关系型知识”。

　　其次，建立“人性个体”的连续统和社会运行的“关系域”。数字媒介既包括真实的个体，也包括非人的物的行动者，因此它具有“两栖”性。数字媒介实践作为一种互动实践，同样具有情境性。媒介文化研究深切关注“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直接目标是构建一个适合“人性个体”生存的社会。为此，媒介文化研究既当落脚在具体行动者，又当关注社会系统的运行。在个体行动者层面，要强调“人性个体”的生活体验，通过“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的增强对话，建立属于生命自我的连续统，从而实现“人之为人”的自我确证。在社会系统运行方面，要主张基于数字媒介关系，关注社会集体行动，经由媒介记忆实践，传达情感意向性，增强基要主体性，形成群体动力，构筑媒介域，最后是统一思想、凝聚动能。经由数字数据的重复实践，确立连续统，建立媒介域，此乃数字时代的知识型的根本确立。

　　最后，甚至可能还要革新“关系性”知识型，以此突破媒介文化研究的宿命。与数字媒介生存对应的，是无限繁荣的媒介景象。但更为真实的情形或许是，“媒介之道，本隐之显”。回到问题的实质，媒介居中而立，媒介实践的“关系性”知识型便在于经由“良媒”获得有效传播，实现完美沟通。数字媒介虽然是一种更新形态的媒介，但它仍旧只是媒介之一种。尽管研究者在数字媒介以及传感器、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可能会无限多次靠近真相——接近真理，却丝毫不能把它们提示出来。

　　人们在媒介中生存，有界无边，建立在“媒介即关系”之上的媒介文化研究，距离真理似乎总有那么一步之遥。也许这真的是媒介文化研究的宿命。为了突破宿命，必须革新知识型；立足关系性，超越关系性。

　　（冉华/《社会科学报》总第1788期)

　　近年人工智能治理热点及趋势前瞻

　　人民智库与旷视AI治理研究院联合课题组，依据理论价值、实践价值、新闻价值、研究价值等四个评价标准评出“2021年度全球十大人工智能治理事件”。从近三年的评选情况可以看出AI治理领域的关注热点：

　　一是人工智能治理的重点领域日渐明晰。人脸识别、辅助驾驶、算法推荐作为人工智能应用较广泛、发展较迅速、现实意义强、问题矛盾也相对集中的三大重点领域，其轮廓日趋清晰，国际国内人工智能治理的重心、重点和规则规范制定出台也日趋向这三个领域及相关应用场景集中。

　　二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日趋密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迅速演变，各国普遍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是全球性、全局性议题，没有一个区域、国家可以成为“孤岛”，也很难在缺乏有效国际共识、协作机制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善治。尤其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三大主要经济体——中国、美国、欧盟，在抢占技术制高点、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政府、企业和相关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之间也逐步加强了对话与合作，联合国也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三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法治化程度逐步提升。中、美、欧普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立法，逐步实现了人工智能重点领域“有法可依”，重要应用场景均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则予以规范，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与此相应，相关领域司法实践日趋走向成熟、稳定、可预期，成为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重要“善治”基石。

　　四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日益成为焦点。算法推荐、机器人账号、社交媒体精准推送等日趋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热点，个人信息乃至经济社会信息、地理信息安全等问题备受关注，这些都与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乃至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竞争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联系日趋紧密，“元宇宙”等新的应用场景还将继续加速这一进程。

　　未来，考察AI治理问题，一是需要增加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宏观考察，考量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推动，增强大众对AI改善民生福祉、助力幸福未来的期待和信心。二是通过法治手段厘清人工智能的法治伦理边界。三是更加强调AI治理的国际合作和政产学研合作，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需要多方参与、共商共议、交流互鉴。

　　（人民智库与旷视AI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2022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