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在新媒体时代的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重要截面来探讨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在新媒体时代的制度创新。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宣传工作

在新媒体时代的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重要截面来探讨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在新媒体时代的制度创新。

　　第一，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内法规，以制度规范的形式确立舆论监督的重要地位，明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

　　第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均对公民“四权”作出各有侧重的阐述，这些表述虽有差异，但“健全民主制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始终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宗旨。

　　第三，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增强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制度安排。

　　第四，如何面对或利用网络与新媒体，是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制度创新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施行与修订，利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促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从网站建设到“两微一端”或“三微一端”，传统媒体通过运营“新媒体矩阵”，探索建设媒体“中央厨房”，努力推进媒体融合。

　　从制度创新的时态来说，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内监督条例，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施行与修订，在相对意义上已是完成时，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仍是进行时，尚处于探索过程中。

　　（董天策/《学术前沿》2021年12月下）
 

社会注意力传导与新闻搭车效应

　　社会注意力搭舆论便车的现象早已有之，比如，2015年5月，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火车站发生枪击事件，网上短时间出现十余起针对当地政府多个部门的举报事件。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将之称为新闻搭车，其本质是舆情搭车，认为舆情的诉求才是搭车的初衷。

　　2018年10月28日10时08分，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一公交车坠江，后查明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导致车辆失控。一时间，“公交车”在网络上成为一个敏感的词汇，国内多个地方多起乘客与司机争夺方向盘的案例被爆出。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不鲜，并非此前各地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而是在社会注意力聚集后，各地媒体和网民纷纷对其增加了关注。

　　当公众把社会注意力集中到某一新闻事件时，与此地域有关的、以往很难受到社会舆论聚焦的问题就会被网民集中举报，出现在公共视野，举报人趁着社会注意力热度和各方面调查处置力量汇聚，寻求解决自身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诉求，这样的现象就是典型的新闻搭车效应。

　　新闻搭车效应发生时，某个最初爆发的个体事件被公众围观，而在事件还未得到妥善处理的胶着期，围观激烈、悬念重重，更容易产生次生话题和多级传播，也很容易唤起过去的刻板印象或者互联网记忆。

　　社会注意力风险传导效应和新闻搭车效应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很多体现。每年“3·15”消费者权益日前后，常常成为企业最为重视的风险窗口期，很多企业的宣传、公关、市场和品牌部门每年都经历着这样的一次“大考”，更多的企业则立足于扎实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近年，国内外有企业先后在不同国家遭遇舆论危机或调查，如媒体评论机器算法的利弊，一些算法推荐类的资讯类客户端如临大敌，纷纷展开各路神通进行沟通对话。

　　社会注意力风险与上市企业、金融投资、资本市场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传导关系。一旦在舆论上失利，产品服务质量丧失舆论信任，社会注意力风险必将向更具有影响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投资领域扩散；在舆论危机中，上市企业想努力避免股价波动和经营损失就会更有难度。2018年至2019年，因波音737-MAX机型接连发生空难，波音股价下跌近20%。不必说发生严重的事故，有时候仅是一篇新闻作品，也可能产生巨大的资本市场波动。

　　面对社会注意力风险，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压力和策略选择。企业上市与否、是否健全辟谣机制，取决于企业治理体系的选择与建构。在社会注意力逐渐成为硬通货的时代，企业普遍缺乏在社会注意力和资本市场之间构筑的化解风险的绝缘体或半导体。

　　当然，社会注意力蔓延和搭车的规律也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借势传播。比如，“宇宙中心”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因低房价上热搜的黑龙江省鹤岗市，以及因为大量短视频而火爆“出圈”的贵州省毕节市，都是借热点话题，助推地方经济、文旅、特产和公共品牌形象等大幅提升的鲜活案例。

　　公共品牌形象的“破圈”和出彩，背后最强大而可长期依赖的赋能基础是优良的地方经济文化资源禀赋，吸引新型人才的富集以及牢牢坚持和追求领先的发展理念，更不可缺少的还有良好的法治体系、社会治理创新手段和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

　　（刘鹏飞/《网络舆情》2022年第8期)
 

从“跨”到“转”：

北京冬奥会带来跨文化传播新模式

　　对于全球媒体而言，2022年北京冬奥会区别于以往任何国际传播实践的根本之处，首先在于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传播技术转型。作为百年奥运史上首次实现转播全面“上云”的奥运赛事，北京冬奥会的数字化转型为其带来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全球关注。

　　据媒体报道，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直播收视率在澳大利亚比上届冬奥会提升了331%，在德国比东京奥运会提升了82%，在瑞典的收视率比东京奥运会高出一倍。在美国，奥运转播商NBC不仅在旗下的流媒体平台Peacock上为其900万付费用户提供全时段赛事直播和回放，而且通过TikTok、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传比赛直播和赛事采访，以此吸引更为年轻的“数字原住民”。不仅如此，北京冬奥会还强力拉动了传统冬奥会“收视盲区”的拉丁美洲等热带地区民众的关注。

　　北京冬奥国际传播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为全球民众带来了更为真实可感的视听体验和即时互动基础，更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体国际传播话语重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多元文化互动和“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现实。有别于“跨文化传播”对文化定势、文化本质和文化对冲的强调，“转文化传播”更注重对跨区域、跨体系、跨主体文化共生、文化互构和文化转型的识别。

　　一方面，从新晋“顶流”谷爱凌、任子威、武大靖，到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再到台前幕后的“泡泡防疫”、“闭环”管理政策、冬奥运动员“吃播”和基层志愿者互动，北京冬奥借助社交媒体成果塑造了多维、立体、全面的“动感中国”“萌感中国”和“乐感中国”国际传播形象。另一方面，作为新晋冬奥“顶流”，苏翊鸣、谷爱凌、羽生结弦等冬奥参与者不仅在各自领域展现了其独特的东方高度、东方速度和东方美感，而且建构了超越单一文化边界的跨文化主体想象。新生代青年群体正在解构传统欧美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一元文化主体”叙事，展现了文化全球化时代的转文化交往和“多元文化主体”生成。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依旧蔓延的今天，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全球媒体向东看”的国际传播历史机遇，带来了从“跨”到“转”的跨文化传播新模式。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结构性经济危机等等，都在提醒我们，只有全人类团结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塑造更为坚实强大可续的人类文明。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建构数字化体育公共外交和转文化传播实践，是增进跨区域、跨体系、跨主体交往的可行路径。

　　（史安斌、盛阳/《对外传播》2022-02-14）

推进国家媒体融合大生态建设

　　在当前主流媒体的建设发展中，媒体融合不仅是趋势，而且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推进，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如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厨房”，集合“报、网、端、微”各部门，形成全媒体采、编、播一体，建立了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和运营体系的整体架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5G新媒体平台建设和业务生产赋能，形成“4K+5G+AI”的智能化媒体格局。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具体的媒体融合工作推进效果参差不齐。比如，媒体各自为战，因财力、物力、人力的不同，实现媒体融合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各家主流媒体融合执行分散，没有达成“1+1＞2”的效果；较多主流媒体存在为融合而融合，或停留在形式上，无法真正推进融合发展工作走深走实，无法实现主流媒体更快发展、没有获得更好成效的融合效果。当下，网络媒体平台、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层出不穷，各自都占有充裕的信息传播资源和渠道，甚至拥有新技术支持的更优传播样态、方式，仅仅依靠主流媒体各自内部的融合建设，无法与国家发展要求相匹配，也无法实现主流文化建设、主流信息传播的更好成效。因此，需要以开阔和全局的眼光，推进国家媒体融合大生态建设。

　　媒体融合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满足全体人民对精神产品的高品质需求上进行规划、组织与安排，以规模化、全覆盖的面貌和状态加以推进；要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媒介融合是整个媒体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以中国传媒生态体系重构为立足点，构建更全面、立体、创新的高站位媒体格局。

　　建立主流媒体“合纵连横”融合的资源共享共建机制。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状况，决定了整个国家媒体生态的基本面貌。建议打通不同层级主流媒体信息资源、技术支持、融合生产等，探索建构稳定、强大的主流传播生态结构。

　　重构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在继续强化、推进主流媒体更好融合发展的同时，探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组织和市场机制，确立平台媒体在国家媒体融合总体格局中的定位和作为，发挥其技术、市场、传播优势；以社会化组织机制、形式，将更多自媒体分层、分类，有效纳入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生态体系，建立主流内容信息的全覆盖传播因子体系和渠道。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体融合工作的协同建设、创新发展。通过主流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等分层级、分功能、分重点的信息细分定位规制，建立大媒体融合的联动发展标准体系，探索媒体融合发展全生态建设的整体协同推进机制。围绕社会主流信息的良性、绿色、健康和有效传播，建立健全全域信息分发、内容分层生产、跨界协同联动、成效有机配合的媒体融合良好发展新生态。

　　（郭媛媛/《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