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技伦理治理的紧迫性及着力点　　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

　　科技伦理治理的紧迫性及着力点

　　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首先，要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体制机制体现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决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科技伦理治理涉及主体较多，对于政府管理部门，需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理顺工作关系，形成各部门和各地方分工明确、推进顺畅、监管到位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对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需自觉履行科技伦理治理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本单位开展的科技活动的科技伦理审查和日常管理，对科技伦理违规行为及时调查处理。各类科技社团应主动参与科技伦理治理，制定发布本行业、本领域科技伦理规范指引，发挥行业自律自净作用。广大科研人员应主动学习科技伦理知识，坚守科技伦理底线，开展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科技创新活动应保障公众知情权。

　　其次，完善科技伦理制度规范。当前，我国科技伦理制度建设总体上还比较滞后，在一些方面甚至存在空白。应加快研究制定符合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规范和标准，把科技伦理要求落实到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中，落实到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中，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为科技人员合规开展科技活动提供明确遵循。同时，也需辩证看待科技伦理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坚持敏捷治理，根据科技创新发展及时动态调整治理方式和伦理规范，快速、灵活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伦理挑战。

　　再次，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开展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或审查，特别是开展涉及人、实验动物的科技活动，应当经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单位应按规定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各地方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负责本地方、本系统科技伦理监管工作，明确监管职责和监管流程。对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应建立专家复核机制，组织专家对单位的伦理审查结果进行复核。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将研究制定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清单，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登记平台，为监管提供条件支撑。

　　最后，提升全社会的科技伦理意识。科技伦理意识直接影响科技伦理治理的效果。一方面，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帮助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和青年学生牢固树立科技伦理意识，严格自律，自觉遵守科技伦理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社会科技伦理意识，引导社会公众增强科技伦理素养，科学、理性认识科技活动带来的科技伦理问题，避免把科技伦理问题泛化。

　　（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司长戴国庆/《学习时报》2022-05-16）

　　当社交媒体变为“炒作机器”

　　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我们脚下的这颗行星上始终有数以万亿计的数字社交信号在不断地传递，这些数字信号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我们进行轰炸。这些信号通过Facebook、Twitter、Snapchat、Instagram、YouTube这样的平台被传送到我们“永远也不会关机”的移动设备上，同时它们在多种算法的帮助下，在人类的社交网络中不断地游走。

　　这些算法当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优化我们的网络连接，加速我们的互动，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定制内容流。但与此同时，这些信号还携带着更加强大的变革性力量，它们让我们的社会因为过度炒作而变得社交化，并且在大规模地提升了这个社会的群体说服力之后，还创造出了一种潮流的暴政。它们通过在我们的日常决策中注入周围的人的影响，营造出一种在群体规模上的行为改变，并且通过强行推动注意力经济来实现这一点。我把社会炒作的高度社交化、个性化的群体说服力以及注意力经济的制度化称作“新社交时代的三部曲”。

　　但这个新社交时代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15年之前，这种让人感觉嘈杂刺耳的数字社交信号还根本不存在，我们用来搭建数字连接的媒介仍然是电话、传真机和电子邮件。但今天，随着越来越多新的社交技术开始应用，我们也越来越不了解这些技术是如何改变我们的。

　　为什么网上虚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比真相要快很多？很多问题都在促使人们仔细思考社交媒体所具有的颠覆性力量。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炒作机器是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炒作机器在我们之间创造出了一种极端的相互依赖，同时，它还塑造了我们的思想、观点和行为。这种相互依赖是由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数字网络来实现，再由信息流和好友推荐算法这样的机器智能来引导的。数字网络和机器智能的结合正在重塑人类社交网络的演化过程，以及这些网络中的信息流动过程。

　　这些数字网络将炒作机器的控制权暴露在了国家、企业以及个人的面前，而这些相关的实体和个人都迫切地希望能够通过操控全球的话语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塑造公众舆论来最终改变我们的行为。炒作机器的设计和我们使用这台机器的方式，正在重塑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已经听到了众多反对者的不和谐的声音，他们宣称，随着新的社交技术开始颠覆民主、扰乱经济秩序和公共健康，这个世界的秩序正在崩塌。但是，当社交媒体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所有社交平台都有一个理想化的愿景，那就是把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它们计划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获取信息、知识和资源，而这些正是人们体验思想上的自由、在社会和经济上获得更多的机会、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享受工作的流动性，以及建立有意义的社会联系时所必需的。它们准备与压迫、孤独、不平等、贫穷以及疾病进行斗争。但今天，似乎正是它们加剧了这些人们原本想要减轻的社会病态。

　　我研究社交媒体至今已有20多年了，这些经历使我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社交媒体不仅拥有非同寻常的潜力，而且包含着巨大的风险，潜力和风险都是不确定的。社交媒体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波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力、创新、社会福利、民主化、平等、积极性、团结和进步的发展浪潮。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任其发展，它也可能给民主、经济和公共健康带来致命的冲击。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十字路口。

　　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完全可以在实现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希望的同时避免其中的风险。但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对社交媒体影响我们的方式纸上谈兵或高谈阔论，而应该对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建立起严谨的、科学的理解。通过仔细审视炒作机器内在的运行机制，并利用科学来解码它产生的影响力，我们所有人可以一起来引导这艘巨轮远离它正在逼近的礁石，帮助它驶入更加平静的水域。

　　如果你想在实现这个新的社交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希望的同时避开其中的风险，那么我们所有人——社交媒体的管理人员、立法者以及普通的群众——都需要仔细地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们要真正地利用好手上的4根杠杆，即用来管理社交平台的代码、由社交网络的商业模式创造的激励机制、在使用这些系统时建立起来的规范，以及为了监管市场失灵而制定的法律。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还要设计出能够平衡个人隐私、言论自由、错误信息、创新以及民主的科学解决方案。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责任，但考虑到炒作机器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压倒性影响，这也是我们根本无法放弃的责任。

　　（锡南·阿拉尔著《炒作机器：社交时代的群体盲区》/微信公众号“德外5号”2022-06-12）

　　以更多沟通消解西方围堵

　　在无远弗届的网络时代，“围堵”这个陈旧概念居然成为西方势力的政治正确。前不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公开指出，美国热衷于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声称要“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目的就是企图围堵中国。

　　围堵，百度词典释义为“团团围住，使其不与外界相通”。鼓吹自由民主的西方大佬带头搞围堵，这真是与传播学相关的悲剧。曾几何时，被称为“当代黑格尔”的哈贝马斯和他的交往理论，被西方拿来作为推行全球化的哲学与传播学基础，而“重视交往”和“捍卫理性”是哈贝马斯理念的核心。可是，仍然在世的哈贝马斯应该感到沮丧的是，立场的翻转太意外，现在东方主张交往，而他的西方老家却退回到围堵的主张上了。

　　哪种主张落后？那要看是不是有利于最广泛的民生和民意。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东移到亚太，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亚太成功的密码就是合作共赢。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就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力化、意识形态化，与哈贝马斯的交往与协商理论背道而驰。

　　一种行为的合理与否，当然要有哲学基础，不能以权宜之计的所谓政治正确为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有着合理的内核，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传播界和教育界，大大方方地介绍和研究哈氏的学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与世界各国建立了互利的信息交换关系，也初步建立了平等的讨论环境。可是，随着去全球化的风潮而起，西方居然不顾自己已有的哲学主张，以围堵、脱钩之类的孤立情绪作为行为支配的理念基础，这真是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倒退。

　　传播学者完全可以在课堂上面对学生坦然讲出这种变化和其逻辑的混乱，这是最好的现实性教学案例。不为情绪性所裹挟，清醒地实施理性交往，这是我们的主张，也是开放的中国传播界对操劳一生的老哈贝马斯的呼应与安慰。越来越多的现实告诉人们，西方的傲慢在其经济实力具有碾压性优势时，其行为包装会越来越华丽。而当其将有从神坛上跌落风险时，其行为就露出粗陋甚至蛮横之形。当此之时，我们的选项不应被那些搞权宜之计的人带节奏。坚持交往，就是主张和实施传播学上的信息畅通、文化多元、理念平等，这是开放的精神态势，也是应对围堵的不变之姿。

　　规律是存在的，但短期规律与更加科学的长期规律之间，需要有定力去判断与实施。客观上看，分工与互补是这个世界不可能违背的长期规律，那么，围堵行为就只可能是短视和短命的。也许，围堵会小奏效于一时，但终将大崩于一旦。

　　（江作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