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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22年7月下)

2022-07-27 15:00:53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7月下   作者:

摘要:  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加愤怒了吗?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易怒的时代。知名咨询公司盖洛普从2005年开始追踪全球情绪状况,根据最新调查结果

  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加愤怒了吗?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易怒的时代。知名咨询公司盖洛普从2005年开始追踪全球情绪状况,根据最新调查结果,全球的消极情绪指数呈上升趋势,2006年该指数为26,2017年攀升至30,2020年为32。而这十几年正是全球逐渐步入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爆炸使得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空前复杂。我们有必要审视社交媒体的影响,尤其是对情绪的影响。

  1.信息:刺激的增多。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庞杂,不乏刺激用户神经的信息,加之这些信息往往是短的、去语境的,很容易造成误解。打开一个社交媒体,不难找到制造社会对立乃至鼓吹仇恨的信息,挑拨用户情绪的行为也并不少见。网络喷子是社交媒体上激发愤怒情绪的重要推手,他们并不是为了交流,而是“反交流”。有研究发现,网络喷子的核心情感是恐惧和愤怒,二者都是带有敌意的情绪,从而驱使他们强烈的表达欲望。情绪具有传染性,愤怒能在社交媒体上激发更多的愤怒,更容易被点击被转发。当这些信息积累了足够的热度,又会因为算法推荐而提升曝光度。对于社交媒体(包括平台和各类账号)来说,激发愤怒情绪,可能是一种有效且低成本的吸引注意力的方式。2021年9月,脸书的前员工弗朗西斯·霍根(FrancesHaugen)公开了脸书的数千份内部文件,称脸书把商业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并没有如其所对外宣称的那样去处理仇恨、暴力和虚假信息,加剧了社会撕裂,这使得脸书陷入了剑桥分析丑闻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2.关系:身份模糊与冲突。愤怒是一种情感,表达愤怒是一种行为。现实中,即便人们难以抑制自身的愤怒情绪,也能够较好地约束表达愤怒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这一约束机制却弱化了。当用户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便感觉即便出言不逊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此外,从社会学视阈切入,情绪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达愤怒是一种彰显权力的方式,地位高的身份有着更多表达愤怒的权力,地位低的身份虽然也会感到愤怒,却不敢释放这一情绪。而因匿名导致的身份模糊,混淆了权力界限,使愤怒表达更加自由。愤怒常常引发暴力,网络暴力也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

  3.技术:社会与物质。除了情感宣泄型的愤怒,社交媒体上还有一种常见的愤怒——道德义愤。道德义愤大致指人们为他人的非道德行为感到愤怒,进而羞辱和惩罚违背道德的人。道德义愤可以是善的,它通过追究道德责任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但也有恶的一面,对他人的羞辱和惩罚可能引发暴力行为而加剧群体冲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与行为,能够感知对方的痛苦,动辄上纲上线只会激发更多的冲突,因此有限度的道德义愤促进了社群的团结。但当社交媒体出现,网络中介化的交流意味着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更难感知共情对方的痛苦,因而能够更加轻易地去羞辱谩骂他人,在网络上表达义愤的阈值比在线下更低,道德义愤比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造成更多的恶。圣菲研究所(SantaFeInstitute)是世界领先的复杂系统科学研究中心,该所的研究者将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技术”,也就是各种科学技术;另一类是“社会技术”,包括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等。社会技术是组织群体追求共同目标的工具,其发展依赖于对人性的洞察,比如市场制度就利用了人性中的自利倾向,道德义愤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技术。

  社交媒体赋予我们连接世界的能力,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与许多永远不会相见的人互动,但人类还难以适应这种交流模式。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同步发展才能保持平衡,但近年来,互联网等物质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社会技术,人类的道德规范与法律等社会技术面临挑战。

  (梁晓健/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2022-06-29)

  平台经济下劳工算法素养不容忽视

  平台经济背景下数字劳工群体(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以及网络主播等)与平台算法的交互问题,因其关乎互联网时代技术、社会与人的关系,已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然而,目前多数学者对算法持批判态度,强调算法的消极影响,批判体现在两个层面:技术层面,算法运行逻辑本身就有不透明和规模化的特征,具有技术“可供性”;社会层面,算法深刻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逻辑,尤其是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监视。

  毋庸置疑,这些对平台利用算法操纵劳动过程的批判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关怀。然而,技术批判理论背后的技术中心主义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忽视了人(数字劳工)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而言,首先,相关研究往往缺少对于数字劳工个人经验的体察,直接假设数字劳工无法感知这种不平等的存在,进而将他们描述为平台经济中的被动方。其次,相关研究混淆了资本(平台方)与算法(技术物)的概念,将数字劳工与平台资本方的矛盾转移到人与技术的矛盾。技术应当被如何使用,是由创造它的人类所决定的。我们的关注点应该聚焦如何更好地使用技术,让技术发挥更重要的价值,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和福祉。

  我们需要正视的是,以算法这一技术为核心运行动力的平台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数字劳工赖以生存的基础。彭兰指出,一方面,我们要接受并利用算法,另一方面,也要发展对算法的识别和反抗能力。她将这一能力称为“算法素养”。研究表明,数字劳工在与技术“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帮助他们主动掌握技术的知识和策略。

  数字劳工的算法素养形成大概要经过三步。首先是对算法形成基本的认知和想象。算法的不透明性导致数字劳工对算法背后具体的运作流程缺乏了解,但劳动者对于算法的想象和猜测却十分丰富。布赫提出“算法想象”概念,认为用户如何认识算法及其功能对平台算法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次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渐掌握关于平台算法运行规律的知识。比如有司机认识到平台会根据车主经常跑的区域来推荐订单,也有外卖员表示其以往的跑单数据(包括接单率、等级等)会影响下一次系统派单。这样一种通过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逆向推理运行逻辑的过程,被称为算法学习的“逆向工程”。形成知识结构和体系后,数字劳工会根据其认为的算法运行规律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并采取相应策略,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算法素养的第三步。

  总之,数字劳工算法素养构建的过程,既是“打开黑箱”的过程,也是打破现有权力格局的过程。进而言之,劳工算法素养的提升,逐渐弥合了其与资本方(平台方)关于算法的知识鸿沟,对其进一步适应技术社会、提高自身福祉有着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在强调数字不平等现象的同时,也应将关注点转向算法研究的新视角,从数字劳工的角度,探讨其与算法系统的互动过程,发掘工作中的主动空间,并倡导数字劳工积极利用算法,在数字时代实现“与算法共存”。

  (洪馨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6-08)

  炒作风起,数字藏品成为“韭菜陷阱”?

  数字藏品作为一种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对传播优秀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在我国出现时间较短,认定及监管标准尚未建立,一些不规范的商家和平台趁机敛财,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在数字藏品火爆背后,投诉接连不断。据报道,消费者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平台涉嫌炒作、哄抬价格;商家虚假发货、不退款;数据丢失,购买藏品被盗等。

  数字藏品本身就是将数字资产和NFT结合,利用NFT不可复制、唯一、不可分割的属性来强化数字资产的稀缺性,而一旦具有稀缺性,数字资产便有了价格炒作的可能。

  数字藏品在国外的炒作案例屡见不鲜,比如加密朋克项目、加密猫项目、无聊猿游艇俱乐部项目等,这些项目在运行过程中的确造就了价格神话,但大多数NFT数字藏品项目仅火爆数月就出现了价格崩溃。

  其中,加密猫项目于2017年12月推出,最火爆的时候每只猫均价在40美元,而到了2018年6月,每只猫均价仅5美元。此外,2021年,推特创始人杰克·多尔西将第一条推文NFT以290万美元价格卖出,而如今这条推文重新拍卖的出价只有280美元。

  数字藏品价格为何潮起潮落?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原因有三点:

  其一,人类历史上“郁金香泡沫”的故事屡见不鲜。数字藏品出现泡沫的本质是欧美主要国家采取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在本轮全球央行加息之前,全球主要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对应的央行都在采取零利率政策。宽松导致过去数年持续性的热钱涌动。数字藏品价格泡沫是欧美央行热钱溢出导致的结果。当前全球央行已经进入加息周期,5月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增至0.75%到1%。当潮水退去,炒作数字藏品的“裸泳者”就开始浮出水面。海外数字藏品进入“去泡沫”阶段。

  其二,过度强调稀缺性而忽视数字藏品本身的价值。数字藏品的本意是利用数字藏品来激励网民创作数字艺术品,利用NFT来赋予创作者产权,以艺术品出售收入来激发网民创作热情。但现实中,大多数数字藏品的炒家只关注稀缺性,忽视数字藏品本身的价值。大部分炒家买入NFT数字藏品的唯一动机是卖给下一个人,数字藏品二级市场交易成为一个“击鼓传花游戏”。

  其三,NFT不能完全杜绝复制行为。数字藏品不能代码复制,但数字藏品可以仿造。比如一个虚拟头像很值钱,因为NFT不能复制文件,但我们可以对图片进行截图,截图后在头像上增加一个相框,然后和NFT对应,再卖出去,这就使得NFT下的数字藏品稀缺性很难确立。

  数字藏品的泡沫正在破裂,为什么国内当前还有如此多的数字藏品炒作问题?

  我国对于数字藏品炒作一直是高压监管。比如对数字藏品在二级市场的流通交易划定红线,在政策推动下,主要互联网平台比如腾讯、阿里都没有开放数字藏品的二级市场,所以事实上国内许多数字藏品二级交易平台是非法的。但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藏品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私下交易的二级市场无法完全禁止。

  数字藏品炒家利用国内投资人信息滞后的特点,利用国外数字藏品的过往“炒冷饭”,以国外财富故事利诱、哄骗国内信息不对称的投资人入局,以此谋取不义之财,割国内散户投资人的“韭菜”。

  对于国内数字藏品的乱象,从国家层面要加强监管,完善立法。投资人自身也要对数字藏品价格炒作保持警惕,拒绝当“韭菜”被人收割。如此,让数字藏品发挥真正功效和正面作用,成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创新之举。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传媒研究”/2022-06-29)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7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