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浅谈中国新闻传播学主体性问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一直在做加法。伴随着我们认知对象的激增，认知视线的不断延长，中国新闻传

　　浅谈中国新闻传播学主体性问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一直在做“加法”。伴随着我们认知对象的激增，认知视线的不断延长，中国新闻传播的知识生产也在持续地扩容。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容，既源自外部问题、对象的刺激，也源自知识内生性的自我生产：一方面，随着认知对象的增多，认知视域的拓展，以及认知深度的推进，知识版图在不断拓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张源于知识生产的内循环和内生性繁殖。这种知识生产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不是由外部的认知问题和对象促成的，而是由知识繁殖知识，由知识衍生知识，以至于产生大量的知识衍生物。这种快速扩张的知识体量，给还算年轻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带来了很多“成长的烦恼”。

　　多年来，我们生产出了一大堆“散装”的知识。表面看上去，我们的知识规模相当可观，细细审视，不难发现，中国新闻学的知识体态是“虚胖”的，知识生产还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得不到知识和理论的有效供给，“硬知识”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存在低浓度、粗放型的知识产能过剩。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长是外力驱动型，甚至可以说是强迫型的，诸多知识生产不是内生性、本源性的。这主要表现为，诸多知识话语和概念表述脱离我们本土语境或问题场景，被直接挪用、移植到中国语境之下。这种知识漂流物悬浮在学科表面，难接地气。仅靠这些外来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无法有效解释中国场域的实践命题。近四十年来我们引入的概念、理论、话语以及方法等不可谓不多，对外来知识话语和概念表述的过度移植，使得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弱化了。外来理论资源须转化为内生资源，与中国语境对接，内化为中国理论话语的自身逻辑，方能体现理论的活性。

　　时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时刻，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需要着力解决“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

　　一方面，要做“加法”。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面对问题的井喷和传播系统的非线性扩张，认知不确定性的集聚、关联变量的激增、新媒体技术的快速迭代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知识界对于未知领域的探求任务愈加繁重，面对不断延展的未知领域，我们必须做增量，尤其是要在硬知识上做“加法”。

　　另一方面，需要做“减法”。面对大量的“散装”知识，一方面需要去“库存”，去“中低端知识产能”，提升知识的浓度和硬度，同时也需要强化知识的“语法”提炼。从知识生产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变知识“弱连接”为“强连接”，提炼新闻传播知识语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当下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各个学科超越学科边界，共同回应时代呼唤，回归对“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立体观照，实现整体性理论创新的整体性“爬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身处新传播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现场，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创新作出更大贡献，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升到与时代匹配的高度。

　　（张涛甫/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08-05）

　　关于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清晰的解答。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世界传播学知识生产平等发展的需要。1983年，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了一期特刊“Ferment in the Field”，其中有35篇文章讨论了西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现状，对于之后世界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8年，又出版了“Ferments in the Field”专刊，重新探讨了传播学自身的发展定位问题。两次专刊的出版，反映出世界传播学在全球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是“Communication So White”的问题。全球北方继续在全球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经验被普遍化，并用来指导完全不同的社会实践。其次是传播学“西方化”的问题。媒体与传播研究已经形成了西方和其他地区（west and the rest）的悬殊格局，但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路径并不能充分反映40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传播学研究。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更是中国传播学回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基本概括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传播学已经过渡到可以进行自主创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阶段。此外，当前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产业等为中国传播学自主创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数字中国建设为中国传播学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

　　克雷格将西方传播学理论分为七种传统：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传统、社会文化传统、批判传统。虽然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对传播理论的分类，但克雷格的分类无疑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有学者将这七种传统概括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三种范式，如果以此作为划分标准，控制论传统和社会心理传统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以及部分修辞学传统属于诠释研究范式；批判传统和另一部分修辞学传统属于批判研究范式。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虽然不能够完全脱离这三大范式，但是身处数字时代和全球变局之中，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传统和研究范式，是我们在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必须思考的根本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围绕“概念—理论—理论传统—研究范式—思想体系”的框架展开。循着这样的逻辑和框架，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会更加明确。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一，要筑牢多元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是我们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第二，要注重问题导向。我们要通过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来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三，要坚守人民立场。要关心人民问题，维护人民利益，总结人民经验，服务人民生活。第四，要把握实践标准。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源于中国实践，再反过来指导中国实践。

　　（韦路/微信公众号“再建巴别塔”2022-07-31）

　　当前媒体融合发展的困局与破局

　　当前，媒体的转型发展，已进入深度融合的阶段，要实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我们可以总书记的这三个要求，来理解今天媒体融合所面临的困局，并为我们的破局提供可供思考的建议。

　　第一，以内容建设为根本。这些年来，媒体机构通过采用新技术、改造新闻生产流程，使得内容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但在内容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媒体的四级融合发展格局。中央的要求是“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但目前市一级的媒体融合工作还没有实质性开展，由于定位不清晰，地市媒体目前处于“空心化”的状态，这是媒体融合进程中需要解决的结构差异的问题。其次，是媒体融合的地区差异很大。整体上东部地区的媒体内容生产能力明显更强，中西部地区则明显差一些。原因无非是，在媒体基础设施、从业人员素质、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最后，是媒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涉及人才和资源问题。在人才方面，当前媒体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在资源方面，运营能力和市场转化能力还不够，媒体面临着自身造血能力的问题。面对以上问题该怎么破局，我以为，对于媒体的四级融合转型格局，要进一步使各级媒体融合发展的定位清晰化，中央媒体以权威信息发布、重要事件舆论引导和对外传播为重心，地方媒体则应以深度介入地方治理为主。对于媒体融合的区域差距，需要通过资金和政策倾斜，在整体上“拉平”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对于媒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通过调动各种资源和政策安排，促进优秀人才到媒体行业工作，人的因素解决了，媒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

　　第二，以先进技术为支撑。近年来媒体行业运用了大量新技术，但主要是新技术的应用，不是研发。在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中，也同样存在核心技术的研发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媒体的技术平台、技术支撑，应该是自主可控。但是当前，关键的技术平台是引进、购买或者跟第三方合作的，这跟中央的要求差别很大。试想，担负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媒体，生命线掌握在第三方平台手中，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必须破解的困局。因此，媒体未来应大量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大胆地自主研发，实现技术突破，开发好、应用好、管理好自身的技术支撑平台，包括内容平台、用户平台、数据平台等，确保可管可控，牢牢地掌握好涉及国家治理和民生诸领域的信息。

　　第三，以创新管理为保障。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要在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用人机制、晋升机制、奖励机制等方面，持续进行改革。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中，当我们解决了创新管理的问题，就能解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解决了，所有其他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解决好管理创新问题，就需要有互联网思维、跨界观念、大融合的思想，把人的主动精神，创造性地发挥出来，充分释放媒体的所有活力。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中，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给基层的媒体松绑，让它们大胆地改革和创造，吸收它们先进的经验，这就是在新时代媒体融合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思维和方法。如果我们能解决观念的问题，解决体制机制创新的问题，“以创新管理为保障”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好，就可以让媒体更好地理顺内部关系，在市场上释放活力，为媒体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张明新/微信公众号“江苏紫金传媒智库”2022-0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