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呼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　　1 新闻传播研究的阐释危机。2016年，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发，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

　　呼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

　　1.新闻传播研究的阐释危机。2016年，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发，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作为年度词汇，认为新的媒体和信息环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决策过程。西方知识界聚焦“假新闻”追踪与新闻事实核查，希望借此重塑信息传播秩序。然而，六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变得更加糟糕，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新闻业表现出的信息失真、秩序混乱、立场先行，似乎更加暴露了其新闻传播理论困境的根本性、彻底性矛盾。

　　究其原因，西方基于职业准则和报道技术的“西方新闻传播观”缺少对新闻真实和社会真实间复杂关系的理解，缺少对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社会结构和技术变革影响的认识，缺少对新闻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洞察——“西方新闻传播观”及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落后既对世界性问题缺乏解释力，同时地基不牢的新闻实践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问题的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实际上具备很大的想象空间，也具备很强的现实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旨，不仅在于中国知识界试图摆脱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内在紧张的蓬勃动力，更是希冀中国的知识体系创新可以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性难题，并作出有力的理论解释和回应。2022年3月26日，清华大学召开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30余位学界业界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视角、范式转型和主体构建等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十六字方针”——这正是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2.作为“支点”的新闻传播研究。受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典范的新闻职业教育和研究传统影响，西方主流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新闻生产和传播效果两个方式展开，试图建立新闻传播与人类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的因素是复杂而彼此勾连的，如果只看到“黑天鹅”事件中的虚假信息，而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长期以来文化精英所把持的真相阐释权的解构，看不到虚假信息背后是社会撕裂和政治经济两极化的结构性矛盾，“假新闻”研究自然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治标不治本”的学术运动，同时也再次回到了媒介中心主义的窠臼。

　　与此同时，虽然媒介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不可取，但是不可否认，媒介确实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我们不妨将新闻传播与媒介看作“支点”，撬动了人类认知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比如，内容维度的新闻叙事及其叙事症候（narrative symptom）反映了历史与现实、全球与地方、观念与制度的诸多剖面，是打开文化价值观、国际舆论战、意识形态分歧等热点问题的钥匙；而形式维度的传播媒介及其媒介逻辑则越来越作为一种社会元过程，形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理解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视角。

　　3.呼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随着媒介逻辑深度卷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元过程，新闻传播作为理解世界性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独特缩影，也使得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创新又具有了跨学科意义上的普遍性。因此，引入高等研究的理念和思路，倡导“以媒介为支点的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或许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高等研究，正是要摆脱建立在西方知识霸权上的这套研究机制背后的知识与权力关系，试图通过在不同地区经验知识、不同学科理论资源、不同文化观念意识之间来回穿梭，形成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想法、观点、体系。如果说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现实，那么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路径作为一个独特视角，则关注由新闻传播构建起的媒介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以及由此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主观现实互动而成的经验关系。

　　新闻传播学的高等研究，首先要以历史眼光看待理论，了解多个理论传统。比如现在流行于世的新闻理论往往围绕“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展开，并将这些理念奉为圭臬，置于新闻业的神坛之上不可辩驳。然而，如果回到西方新闻业诞生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以及20世纪初大众报业的转型，就不难发现“新闻自由”的核心是保卫资产阶级贸易自由（甚至包括奴隶贸易的自由），“新闻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一面在为新闻业提供整套“科学报道”的操作化伦理标准的同时，另一面也逐渐失去了新闻业本来具有的社会批判力。这样一种根植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新闻传播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新闻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但是这种“去历史化”的理论成为一种先验正确的彼岸，一直环绕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

　　国外的高等研究中心一般宗旨都是立足现有学科，而又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跨学科、跨地区研究。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高等研究的展开，不仅要回到历史中去，同时也要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养分，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尤其在西方新闻理论已在诸多方面失去了对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当今世界，中国新闻传播学高等研究的目标不仅仅能够帮助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摆脱西方知识建制的霸权，而且能够有机会在追求学术创新自主性的同时，用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文明回答世界问题，为人类文明作出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的重要贡献。

　　（虞鑫/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09-20）

　　新媒体时代网络谣言辟谣至关重要

　　在辟谣方面，我们经常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我们坚信“事实胜于雄辩”。但是，这个命题在一些反谣言中有用，但在另外一些反谣言中则会失灵，尤其是涉及一些特定的谣言，比如有关未知领域的谣言，事实有时在此是无能为力的。由此产生这样一种现象：网民选择相信辟谣还是相信谣言都在遵循同一个逻辑——被谁说服。就如有人相信自媒体爆出的某个事件，然后经过官方媒体辟谣之后，网民同样相信了辟谣，这则网络谣言很快销声匿迹。因此，辟谣归根结底是如何说服一个人这个问题——“相信什么”取决于“谁在说”。因此，要提高网络谣言辟谣效果，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增强传统媒体的信源可信度。新媒体所产生的谣言虽然可以借助互联网迅速传播，但是对其可靠性仍要抱有怀疑态度。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不可替代的公信力，是网络传播内容的重要把关人。并且，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严格发送体制和高信誉度使得其可信度要大大领先于新媒体。因此，传统媒体在控制网络谣言方面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以“沉默的螺旋”对抗“群体极化”。“沉默的螺旋”是传播学中的一个理论，意指当社会就某一问题形成了一定的意见环境之后，环境认知带来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多数意见形成的舆论由此诞生。相比较而言，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其信息源是不确定和复杂的，因此很难形成一个具有中心作用的中坚意见。由此，我们可以利用传统媒体力量创造一个虚拟社会的中坚意见，形成与谣言指向相反的主导性意见，谣言很快会进入消亡期。

　　不断升级辟谣平台范式。新媒体环境下的各种社交平台可以成为网络谣言的沃土，但也可以成为辟谣的阵地。要加强辟谣平台的多样化建设，不断升级辟谣平台的联合“作战”范式。首先，成立官方联合辟谣平台，对网络谣言进行及时有效的澄清，使受众能在第一时间认清事实真相，从而达到预期辟谣效果。其次，商业辟谣平台要积极鼓励权威科学家、医生等专家学者，专栏作者或专职查证员活跃参与，增加辟谣信息的可信度。再次，自发形成的民间辟谣平台，能全面提升公众识谣、辨谣的素养。民间辟谣平台可以运用便捷的自媒体形式向公众进行日常预防式科普宣传，尤其是针对敏感人群的辟谣传播，要以简单直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科学知识，强化辟谣的情绪化引导，有效避免谣言的进一步滋生。

　　积极探索各平台在谣言线索发现、谣言议题范围、谣言查证、辟谣传播、辟谣技术等方面的共享联动机制，从中心化的辟谣范式升级到去中心化、人机协同的辟谣范式，推动官方平台、商业平台与民间平台之间合作向纵深发展。

　　构建社会化协同辟谣体系。政府机构利用其公信力，掌握辟谣主动权，第一时间识别谣言并进行澄清，合理引导公众舆论。政府公信力越高，政府部门发布的辟谣信息对民众的影响力越大，辟谣率越高。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在选择传统媒体之外，应该更加注重对新媒体等社交平台的应用；其次，辟谣平台辟谣时，以陈述真相为主，内容简洁精炼。辟谣信息多选择“真相陈述”和“直接反驳+真相陈述”的方式，尽量以客观公正、网民易于接受的口吻传递给网民，展示事实真相。最后，选择恰当的时间，加强与网民的联系，形成社会化协同辟谣体系。发布辟谣信息要注意选择时间，比如在网民空闲时间发布，让更多网民能够注意到此类信息，扩大传播范围。

　　加强网络谣言监管力度。不是所有的谣言都会被纳入法律管辖范围，但是如果网络谣言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就会带来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刑法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在网络上能掀起舆论风波的“大V”们都可能成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对象。另外，在社交群和视频平台还有平台监管和网警监管，比如我们在社交平台中看到一些信息，在转发信息时可能弹出提示界面：此信息是谣言，请谨慎转发。更常见的是链接在传播过程中被平台删除，其原因可能是内容涉及违法信息或者敏感信息。如果平台监管和网警监管能够深入融合，比如平台自带的“散布谣言”的投诉选项在查实后直接被警告、封号等，两者的合作与对接将会产生更大的监管效果。

　　树立起辟谣人人有责的社会意识。在网络空间上，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节点，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制造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因此，如何提高用户的信息素养，进而自觉抑制网络谣言的恶性发酵是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用户更需自律，技术无罪、信息无辜，面对网络上真伪难辨的各类信息，如果用户保持冷静的态度，就能以理性克制转发的冲动。看到标题和内容新奇、耸人听闻或者反常识的，不盲从盲发。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应有一定的公益心，对于不实信息或者假知识，应积极参与到平台讨论、辩论之中，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于明显的谣言还可以凭借平台举报制度对其进行遏制，助力社交媒体自净能力真正发挥作用。

　　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人是真实的。对于穿梭于真实与虚拟、现实与网络的网络谣言，不能仅仅依赖于政府的治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与责任。只有如此，才能使广大网民生活在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也只有此，才能真正实现“谣言止于智者”。

　　（张杰/学习时报2022-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