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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22年12月下)

2023-02-01 11:18:41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12月下   作者:

摘要:  营造真实而健康的信息传播生态格局  当今世界,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从技术、平台、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在形成全新的样态、方式与

  营造真实而健康的信息传播生态格局

  当今世界,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从技术、平台、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在形成全新的样态、方式与格局,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信息传播的价值。数字化技术的普及让“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现实,大量的自媒体平台和各种社交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掌控信息传播的方式与格局。信息传播呈现出海量、丰富、多样的令人欣喜的景象。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信息传播主体的下沉和位移,使得信息传播在内容来源、表达方式和传播渠道等方面达到了空前的自由度和开放度,也使人们释放出不可限量的想象力与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传统媒体平台依托传统媒介技术所形成的媒体景观,尽管相比较而言呈现出保守、封闭和各种限定,却拥有着相对严格和严谨的规范、约束,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所秉持的真实性、公共性、严肃性乃至经典性等信息传播规则,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与践行。而当下新兴的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景观,却由于无限扩容而呈现出过于碎片化、个性化和自由化等状态,难免出现与传统主流媒体信息传播所秉持的价值准则相背离的情况。很多新媒体平台的内容过度张扬自由与个性,进而呈现出虚假的、卖弄的、低俗的,甚至是充满戾气的问题,这些内容无疑给信息传播带来了相当负面的乃至恶劣的影响。

  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诸多信息传播的进步是大势所趋,回到传统、回到过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我们在拥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播的新世界、新景观的时候,也不能一味地随波逐流,因为信息传播一旦离开个人的私密空间,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公共行为,这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理应以人文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也就是站在让人类生活更美好的高度去审视、判断和选择最符合这一核心价值观念的信息内容,通过国家立法、行政监管、社会监测等多种渠道与方式,对各种信息内容的传播进行观测、监控与评估,让那些充满正能量的,给人带来温暖与希望的,更具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信息得到更大的鼓励、推动与传播,而让那些充斥着负能量,对社会带有更多消极意义乃至起到破坏性作用的信息得到适度的控制与限定。

  当然,什么样的信息才符合这样的标准与准则,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遴选与评估,这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紧要的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在遵循信息传播技术进步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在支持信息传播多样化、开放性的探索与创新的前提下,以前瞻性、建设性的态度去推动和鼓励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创新。我们始终要保持信息内容需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初心,只要是基于生活真实基础的,能够温暖人心、给予希望的,总体上积极正向的信息都应当给予推动、鼓励与支持。总之,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新景观、新局面,我们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应当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旗帜,以让世界更美好作为信息传播的价值准则,不断推动信息传播的创新发展,助力我们营造更加真实而健康的信息传播生态格局。

  (胡智锋/《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4期)

  以面向现实的国际传播研究与后备人才培养,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目标路径。其内涵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月3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31”讲话)后,中共中央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路径和创新手段的系统凝练和全面深化,也是高校构建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念和规划,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中的表达,经过历次全国宣传思想、新闻舆论工作会议中的延展,又在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央主流媒体和国家重点布局国际传播机构的致辞、贺信中得以丰富完善,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到“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每一次讲话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逐步形成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系统论述,最终在“5·31”讲话中得以集中、全面、完整阐释,提出了“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和“五个力”的建设目标。

  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价值观不同于美国战略传播架构中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强调相互欣赏、共存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开始强调顶层设计和精心运作,强调制度化、系统化的传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将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将中华文明中提取的标识和精髓作为内容,将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为方法,将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为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任务是形成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传播效能是其评价标准。

  通过对西方媒体涉华舆论的议题设置、框架争夺、话语建构和传播策略的研究,不难发现,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仍然面临发不出声音,讲不清道理,得不到理解的困境。这些现实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对于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中国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是和平的还是霸权的,取决于他耳闻的中国故事。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谁来讲,讲什么,在哪里讲,对谁讲,这里面包含的理念与方法,语料与话语,艺术与技术,都是研究者应当回应的课题,也是从业者应当掌握的技能。这项工作的背后需要学科建设作为支撑,需要理论创新作为基石,需要比较研究作为参照,也需要人才培养作为动力。

  国际传播工作者的能力提升,国际传播后备人才的选拔培育对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都是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根基。我们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国际传播后备人才?他们应当秉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职业理想,应当具备奉献、担当、守纪、守信、创新、合作的职业精神,应当拥有包含跨学科知识结构、跨文化沟通能力、跨领域专业技术在内的职业能力。他们不但需要上手快、后劲足、筋骨壮,还要以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政治素养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成为国家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国际传播人才,为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中国形象的塑造作出贡献。

  (周亭/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11-22)

  以观念史作为方法与路径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历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走向纵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从根本上讲,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研究方法的层面,我认为,以观念史作为方法,可以说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一种有效路径。

  吴予敏教授在《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一文中表示,观念史以人类社会进程中某些核心观念的形成和演化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观念所产生的特定时代和社会条件、观念的内涵、观念之间的关联,特别是观念和社会历史行动之间的联系,是观念史研究的重点。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著有《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一书,罗杰·豪舍尔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阐明,“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它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及范畴”,“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基本概念模式之起源的认识,以及这些模式给世界带来的变化”。

  观念史研究表明,“观念并非一种纯粹的智力上的构想 ;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族,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这是英国著名史学家约翰·伯瑞在《进步的观念》一书中的论断。何以如此?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诺夫乔伊在《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一书中作了具体分析:“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首先,观念是一种思想习惯,“有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其次,这一理智习惯决定着某个人、某一学派甚至是某一代人的许多思想 ;再次,某种术语、专名、短语等会成为“历史的力量而产生某种独立的活动”,并“逐渐成为其意义中的起支配作用的成分,它们也就可能有助于改变信仰、价值标准以及口味”。

  传统上,观念史所研究的主要是像自由、民主、平等、进步之类的“基本概念”或“核心观念”,通常是具有思想统摄性的宏大观念,是“高层观念”(high idea)。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根本体现,诚如吴予敏《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向上它可能联通到高层观念,向下则可能贯穿到行为。因此多半是一些中层观念(middle idea)”,是完全可以运用观念史方法来展开研究的。

  运用观念史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有两个基本维度。宏观上,从观念史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观念体系,从而更加深入、系统、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微观上,运用观念史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每一个重要思想观念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历史条件、与新闻舆论工作实际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加准确、深入、细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每一个重要思想观念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宏观与微观两个研究维度之间相互促进、相互阐释,从而在阐释循环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董天策/《传媒观察》2022年第11期)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12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