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交往的革命与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非独存的个体，交往的现代化或人在交往中使自身现代化，乃现代化应有之义。

　　交往的革命与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非独存的个体，交往的现代化或人在交往中使自身现代化，乃现代化应有之义。马克思指出，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实因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在《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交往关系视为生产关系的重要形式，交往与生产力同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正是在交往革命与生产力革命的互构中，民族史、世界史得以发生和迁转。从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社会、历史、技术和伦理主题看，马克思的论断非但不过时，而且提示我们应更加重视现代化进路中人的交往境况。

　　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注意到了交往革命问题，但长期受困于三种交往危机话语：一是主体哲学危机话语，启蒙思想“意外”造成了片面的主体性，现代人据于单一主体性和主客二元论，溺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持续冲突之中，犹如要么不交往、要么交往即斗争的孤立原子；二是理性危机话语，工具理性受到系统批判而其替代方案也并不高明，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等提出的交往理性、公共理性仍停留于程序或工具之维，人只是对程序理性负责的抽象的交往者——处于无思、非思或均质状态，交往主体的生命意志、价值选择和特殊尊严被遮蔽了；三是民主危机话语，现代性许诺了大众社会的神话，而当个体汇聚为群体——以大众的面目进入公共舆论和集体行动空间，则将产生勒庞、李普曼等精英主义者宣称的“乌合之众”或“幻影公众”效应，陷入非理性的迷思、暴躁和癫狂。

　　孤立的个体、非思的对话者和迷思的群集，制造并承受了现代交往危机。即使新科技革命创造了空前便利，交往的时空和工具革命不断爆破，前述交往危机亦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要以人自身为主题和目的，重思交往革命，重申交往现代化。若无人及其交往现代化的撑持，经济、政治、社会和科技现代化未免僵硬而虚弱，或将遭逢空心化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亦应在交往现代化上破题，产出在地思想、知识和经验，并持续增进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有一重要的方法论：返本开新。若将交往理解为人之在世方式——个体安身立命、我他共在和族群共同体存续的根本机制，那么中华文化于此早已积存悠远、厚实的思想遗产。我们的任务是重振传统的优秀成分，使之与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和当下的交往境况相结合，为交往现代化补给历史资源。

　　钱穆将中国传统学术划分为“两大纲”：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前者关怀由内而外的人生问题，尤重“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后者旨在解决个人“欲投入人群中去实践”的问题，即何以基于心性之学——修身齐家，推扩至治国平天下。在此“两大纲”之外，实有另一纲——天人之学，即搭建人天交往的阶梯，建立人生、社会同存在之理的联系。心性、治平、天人无非人学，亦为关系之学、交往之学。三学会通一处，便是关怀人群中的人——共在者的命运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包括人何以行于天地、修己安人，健全生存网络，构建融贯人生、社会、宇宙的和谐秩序。

　　在何以理性或曰有德性地交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对天下国家整体秩序的追求，并未压倒或湮没个体之安身立命，交往之道恰始自修己安人而达于治平。个体内由仁义，外依礼法，在自我与家国天下的相遇、交往中成就人生意义，参与公共生活。譬如《论语》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问题的求索，是从“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等当下心、眼前人、寻常事谈起的。具体的人在日常生活和生命实践的铺展中，成为交往着的历史行动者。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的存在不能被抽象地讨论，历史的行动者只能是“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写给《科隆日报》的一篇社论中，马克思强调“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此一理想，也正是交往革命的宗旨所在，需要一场人学或曰人文主义的复造和更新来成就，而非仅在程序、工具或技术层面的修补运施。

　　（胡百精/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12-28）

　　第三代互联网的四大变革

　　Web3.0（第三代互联网）区别于Web1.0、Web2.0的核心特征是，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可信的价值互联网，是智能的立体全息互联网，能大大提升用户体验。

　　这是一场数据变革，数据的所有权和身份的自主权将从大型平台回归于用户，互联网将变得更加平等、更加开放、更加符合群体利益。在Web3.0中，用户数据经加密算法保护后存储在分布式系统中。身份信息与谁共享、数据是何用途均由用户决定。一个典型的商业案例是自动分布式信用评分系统，链上智能合约会先检索与每个钱包相关的所有交易信息，再输入机器学习模型，最后得到用户的征信评分。只有客户签名之后的征信报告才能被各方使用，以有效防止数据和征信报告被滥用。

　　这是一场信任变革，信息互联网将演化为可信的价值互联网。Web3.0不需要依赖特定中介机构即可实现价值的点对点传递。最典型的Web3.0的商业应用是数字货币，比如USDT（泰达币）。在互联网中传递价值的形式还可以是数字资产，这两年的热点是NFT（非同质化通证）。

　　这是一场体验变革，互联网将变得更加智能化、人性化、个性化。通过AR/VR/XR、可穿戴设备、人机接口等技术，人们可在立体全息的空间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交互感、沉浸感和参与感。在虚拟世界，每个动作都与真人的动作如出一辙，除了视觉和听觉，玩家在虚拟世界中感受到的触觉甚至可以通过特殊材料制成的衣服传导给本人。

　　这是一场基础性的技术变革，涵盖高性能芯片、高性能计算集群、高性能网络、VR、数字孪生、数字建模、图像渲染、密码学、区块链、人工智能、边缘计算、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发展Web3.0要紧紧围绕国家当前倡导的创新驱动、技术自主可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战略定位和政策导向。在技术创新方面，Web3.0强调以技术自主可控为核心，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处于同一水平，没有代际差，我国甚至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基础技术研究领域，我国依然存在芯片、核心系统、加密算法等“卡脖子”现象；在国际标准参与和制定方面，我国还可能存在短板。

　　在技术应用方面，Web3.0强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处于由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特定阶段，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Web3.0和元宇宙或将重构传统商业模式，激发出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元宇宙的潜在价值将达到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前日本的经济体量。

　　目前，Web3.0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丰富和拓展。这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如何及时跟进、辨明方向、有序竞争、创新引领，需要业界、学界、监管部门集思广益，共同推进。

　　（姚前摘自《读懂Web3.0》，王岳华等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北京日报》2022-12-12）

　　深入推进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构建的重点任务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系统性布局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历史性绘制了数据要素发展的长远蓝图。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发展规律，创新制度安排，扎实推进一批国际先进的高水平数据基础制度。

　　着力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跳出所有权思维定式，聚焦数据在采集、收集、加工使用、交易、应用全过程中各参与方的权利，通过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强化数据加工使用权，放活数据产品经营权，加快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体系建设，为推动数据有序流转、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引导数据产品交易、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公共数据确权授权，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发挥公共数据在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中的基础性、引领性、示范性作用。推动个人数据确权授权，探索个人数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合规使用的方法路径，回应个人用户和数据处理者的普遍关切。推动企业数据确权授权，保障企业投入的劳动和其他要素贡献获得合理回报，鼓励企业“用数赋能”“逐数兴业”。

　　着力建立数据流通和交易制度。在国内外数据交易相关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结合数据要素特点和场内、场外交易现状，从规则、市场、生态、跨境等四个方面提出构建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聚焦当前数据交易市场建设现状与问题，统筹构建数据交易场所，重点要完善功能定位、探索发展模式、优化运行机制，坚持场内集中交易与场外分散交易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交易体系。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充分发挥数据商“燃料”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燃剂”作用，培育一批活跃的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构建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积极探索离岸数据流通和服务外包等新模式，探索在数据安全保护法框架下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方式，助力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境外数据“引进来”。

　　着力建立数据收益分配制度。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为出发点，肯定数据处理者的劳动价值创造，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收益，牢固树立“劳动创造价值”的数据观。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让数据要素价值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数据之上多元的利益主体“各得其所”，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同时，要扶持中小企业“用数赋能”，防止和依法规制资本挟持数据产生的无序扩张和市场垄断等问题，助力实现“业者有其数、数者有其得”。

　　着力建立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创新政府数据治理机制，既要鼓励企业在数据要素应用上的首创精神，又要建立有效的“数据沙箱”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避免“管死不放”和“放而不管”两种极端，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压实企业的数据治理责任，使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拥有的权益相匹配，避免片面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现象影响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数据要素涉及主体多、流通快、管理难等特征，鼓励发挥数据要素领域行业协会作用，加快形成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引导基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民众等数据相关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合作实现对数据要素的共同治理，促进数据要素治理体制机制最优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求是》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