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与机器，互为尺度　　ChatGPT的横空出世，牵出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个大技术背景。AIGC技术为智能媒体注入了更多的动力，也会

　　人与机器，互为尺度

　　ChatGPT的横空出世，牵出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个大技术背景。AIGC技术为智能媒体注入了更多的动力，也会从多方面对传媒业的旧有生产模式与生产机制形成夹击。AIGC的应用蔓延到了普通人，因此，就像社交媒体一样，它也会改变媒体的外部环境。普通人在AIGC中的参与，会大大拓展AI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也将激发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机协同创作运动。AIGC并非单纯的机器生产内容，虽然机器是直接生产者，但它的生产需要由人设置的目标与指令驱动，在很多时候，AIGC仍然是一种人机协同的内容生产。

　　面对机器的长驱直入，或许我们会举起“个性”“创作风格”等作为盾牌，虽然当下这些模仿还显得机械甚至不得要领，但未来的机器未必不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问问自己：今天有多少人类内容生产者真的有自己的风格？人类的一些陈旧风格真的比机器的程式更有趣、更有价值吗？机器的创作会打破人类风格的窠臼而开辟新的创作境界吗？同样，如果我们试图以“情感”“思想”作为人类创作的防守阵地，也可能会发现这块阵地已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固。某种意义上，AIGC将带来“转基因”式的内容生产，机器的“新基因”会催生各种奇花异草，也难免带来平庸之花与丛生杂草。

　　每一次智能机器的逼近，都让人类陷入某些困顿，但也带来一次人类反思契机。在机器面前，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与机器相处，人究竟有什么优势？在不同阶段，我们的回答或许有所不同。面对AIGC，至少当下，我们还可以对以下这些角色抱有信心：

　　人是机器的学习模板。机器的智能来自对于人类的信息、知识与思维的学习，机器的行为也是对人类行为的学习与模仿。机器也成为人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反射出人类的智慧、强大、丰富与秩序，同时也会让我们看到人类在某些方面的愚笨、无力、狭隘或混沌。从人那里学习的一切，也会反弹回人类。为机器做好榜样，这也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

　　人是机器的驾驭者。ChatGPT等只是一个创作工具，自身没有创作目标，它们的力量能否激发、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取决于人们为它设置的任务与目标。理解机器的能力与习性，并为它设置任务与方向，这仍是人要做的。

　　人是机器的检修者。AIGC以人类的知识与信息为处理对象，但人类生产的信息与知识也隐含着大量的错误与纰漏，机器虽然有一定的核查能力，但未必能识别一切谬误，最终它产出的内容也难免漏洞累累。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判断能力以及纠错能力，人最终会被机器玩得团团转。

　　过去，我们习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今天，机器也成了人的尺度。面对人与机器的新关系，人能否胜任其新角色？面对机器的新“可供性”，人是借机器释放自己的创造力还是靠机器作弊或躺平？这些都是衡量人的新标尺。进一步，人在哪些方面可以被机器所取代，在哪些方面的特质永远不会被机器拥有，更是衡量人类的本质的关键尺度，对这种尺度的认识，我们才刚刚开始。但最终，人仍然是衡量机器的尺度。在人机共同前行的征途中，人的健全、自由发展，人类的共同进步，应该始终视为机器导航的核心准则。

　　（彭兰/《当代传播》2023年第1期）

　　行为传播学跨学科的升维重构

　　随着5G、Web3.0和元宇宙等技术的迭代发展，媒介以全新的连接方式嵌入人类社会，社会也按照媒介逻辑进行着解构与重构。新传播时代，大众社会中过去被湮没的个人逐渐被发现，具有自我个性、禀赋的个体逐渐成为网络社会中的行为主体。由此，大量被忽略的微内容、微资源和微力量得以激活和调动。网络社会中，在个体和群体的主导下，众包生产、知识经济、直播带货等现象层出不穷，构成了传播新景观。全新传播场域下，个人作为传播基本单位唤起了学科要素、边界和研究范式的重构，这一重构体现在学科的全新思维转向和升维的构建。

　　以“个人”为基点重构传播学。在思维转向方面，既要关注到技术的作用逻辑，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技术背后人的主体性。因此，传播学研究需要真正以媒介技术发展为基础，关注人与社会的发展，回归真实的人类心灵。不过，传播学当前的困境来自其横断学科的属性，重构传播学则需要打破过去的议题导向，找到各领域研究的共同参照点，使其成为传播学科建设中各要素“连接”的关键。在传播语境中，人的行为是外显性的，是考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个体的传播行为能够表征其心理、情感、态度和社交关系。同时，人的行为也是社会构造的基础和力量，个体行为表征着个人的心智、想象力和行为自由度；社会行为实践则是从个体行为中产生，体现了圈层关系、权力结构和价值取向。然而，传播学对个体行为的阐释仍然停留在效果研究的反馈阶段，对行为结果的测量忽视了数字交往中人与媒介以及人与环境的互构关系。因此，亟须对传播场域中人的行为进行细颗粒度的再思考和阐发。

　　“行为”推动传播学重构。行为科学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启发是，“行为”不仅是对人类特定实践行为的研究，还是一种在历史、功能和情境下的思考。传播研究史上对于行为的研究，亦经历了行为主义、行为场域到班杜拉的三元交互模型的发展。不过，当下的传播已不再是过去隔绝“社会框架”和“技术座驾”的行为，而是一种统摄个人与媒介环境的重要理论范畴。

　　从行为科学中行为的属性出发，传播行为呈现出具身相关的、动态的、高维的特点。具体来说，我们将“行为”范畴定位为连接人与环境的关键节点，“行为”既是外部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和传播环境的体现，又是个体内部心智、认知、态度和情感的综合反映。同时，行为也反过来影响人的心智、技术发展和媒介环境，作为传播环境中人的表征，在人与环境的互构中发挥统摄作用。以沉浸式传播为例，VR等媒介形态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可供性，进一步对使用者的心智模型、空间认知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而使用者的行为也成为媒介与环境互构的研究重点。

　　行为传播学的研究面向与关键议题。不同于以往工具借用型的跨学科，行为科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建构更加强调形成学科整合的研究，实现跨越学科边界的升维重构。“行为”范畴由此成为数字交往中“真实”个人的表征，并且成为与其他研究交光互影的“公共领地”。

　　在研究面向和关键议题方面，行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传播中的个体、传播行为与媒介环境。在理论半径方面，生态心理学视域下的可供性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性，强调了技术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对应了传播行为这一关系范畴。

　　概言之，人的尺度是判断未来传播形态、传播规则的价值准则，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观照媒介变革下的个人数字交往行为是重构传播学的关键。行为传播学以个人作为构建学科的基点，将“行为”范畴作为各个领域研究的共同参照点，以期构建起统摄多学科和理论范式的升维级跨学科，拓宽传播学的纵横经纬。保持开放的目光看待个体的多样性和时代变迁的复杂性，通过不断探寻自由、平等和理性的终极价值，支撑起传播学的公共价值承诺。

　　（喻国明、苏芳、杨雅/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2-01）

　　传播的理性与理性的传播

　　人们偏向全球传播起源于传播技术的事实，这使得传播思维乘着技术的翅膀，沉重而又轻盈。研究者一方面反思以技术作为权力资源的传播过程，呈现一种“恋物式反对”，即通过反对技术权力凸显其力量；另一方面在多学科视野中建构传播技术、话语技术和全球治理术，想象着技术与政治理性的传播通行无阻。刚写下这段话，便收到《南方人物周刊》一位主笔的微信：有没有兴趣与最近爆火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对话？我欣然答应与这位搅得众生既兴奋又恐慌的机器人聊聊，感受一下人机对话的理性。

　　ChatGPT摆出AI模型的“人设”，声明自己“不会有主观评价，只能根据事实来回答”。面对“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一种权力资源”的问题，它明确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使得一个组织或国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成为一种权力资源”。我进一步追问：“假如有人把你当作国际传播的权力资源，你会如何回应？”它直接劝告：“我希望他们使用我的技术和知识是遵守道德和法律规定的，不会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换一个角度问：“如果有人对你的使用符合法律但是不道德的，你会怎样？”它的回答很“技术”:“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我不具备道德观念和主观意识，所以不能独立评判是否不道德。”当话题转移到“人类在国际交流方面可以向你学习什么”，它的话语似乎活跃起来，认为人类可以从它这样的AI模型学到很多关于国际交流方面的东西，既谈到客观性、多样性的价值层面，也涉及及时性、实用性的工具层面。我明显感觉它因接受人给定的训练数据而表现了机器的人化，同时也因为引诱人沉溺于智能服务而显示了人的机器化，面对这一评价，它再次强调自己的AI模型“人设”:“我不具备感知或评价自己的能力。”我感觉到对话乏味，不得不请它向我提问，以便把对话进行下去，但这位聊天机器人还是死守自己的“人设”：我没有感情和情绪，所以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

　　“对话”就这样止于“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若要玩下去，只需领受其万能的“帮助”。显然，这个缺少感知和情感的AI模型正在制造人们对它的“智能”的单向需求，消解人们对自我的需求以及对人与人互动关系的需求。如果是这样，长久与它相伴的人就有可能在人机对话中失去对他者的需要，让他者消失，从而进入新的不成熟状态，套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不被AI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到那时，也许再也不会有启蒙运动，因为人们错把“智能”当“智慧”，失去了拯救自我的意识。此时，我们需要静下来体会真正属于人的“传播的理性”。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梅特里的说法，人是一架复杂的机器，心灵是推动人类机体运动的最主要的机栝，也随着机体的健全和成熟而获得更多的智能，由此展现身心的完整性与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创造智能机器人的过程既是身心延伸的过程，也是人与技术共生、丰富人类传播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理性存在于把人类自我的完整性建立在与一切“思考着的智能存在者”的交往实践之中，而非担心智能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后危害人类。它以关系理性协调智能存在者的理智与情感：不仅拥有语言与知识的加工智能，而且生成情感智力和文化智力；不仅能感知他者，还能反思自我，在不同的语境中调节与他者的关系。由此，人类不断趋向与万物互联的完整的交流自我。

　　（单波/《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