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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23年4月下)

2023-06-25 16:55:09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4月下   作者:

摘要:  数字新闻理论创新有待系统化  戴维·莱夫基在《图绘新闻场域: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指出,新闻实践行为分别由构成性规则和规定性

  数字新闻理论创新有待系统化

  戴维·莱夫基在《图绘新闻场域: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指出,新闻实践行为分别由“构成性规则”和“规定性规则”两种行动规则驱动,因之也就存在两种理解新闻实践的理论,一是关于新闻应该是什么的理论,二是关于新闻是什么的理论。“新闻的构成规则——包括它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受到其所嵌入的公共领域的广泛承诺的强调影响。”而“规定性规则,即新闻做法,是新闻工作者为达到这些构成性目的所做的一切事情”。

  从实然性层面揭示新闻事实和新闻实践规律的研究正在兴起,但应然层面的研究仍是主流,因为新闻实践被认为“是”(也“应该”)忠实地、真实地、可靠地、准确地、冷静地向公众传递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作为对这些信息的交换,公众被期望作为一个更理性、更负责任、更有希望参与的政治体发挥作用。这便使得新闻业构成了公共领域运作的核心场,其传播行为的实施被认为对公民及政府模式的实施起到了支持作用。新闻理论的研究,也一直揭示着新闻业应该如何为公众服务的价值和意义,建构了一套相对系统的规范性理论知识。

  数字传播时代,人们开始反思新闻业是什么,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什么功能,以及数字新闻传播新生态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后果等。因此,实然性研究对似已定型的规范性新闻学构成了挑战。技术的进化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接受信息的方式——自己去寻找某种媒体,去订阅或者收看收听,而算法直接读懂你,并帮助人们作出选择和回应。如此,传统媒体的生态系统和生产与传播系统都不得不再造和重塑。而那些原本不懂新闻规律的用户已经成为数字平台的主要新闻生产者,各类没有生产新闻内容的技术型公司,吸引了大量的新闻用户,倒逼传统媒体机构变革,“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传统媒体虽然还拥有内容、资源和专业性等方面的优势,但已从拥有垄断话语权、手握麦克风的强势传播者,变成“多元声部”的一个声部。亨利·詹金斯认为媒介融合“改变了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融合改变了媒体业的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不仅跨媒介跨行业,融合也“发生在同一设备、同一行业、同一公司、消费者头脑中以及同一粉丝团体中。融合既涉及媒体的生产方式变化,又涉及媒体的消费方式变化”。迈克尔·舒德森提出了“客观性2.0”的观念,他认为新的客观报道包括了混合的信息——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个人阐述”,记者的目标不仅是传播他们认为人们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试图讲述他们认为人们想听的故事。黄旦也曾提出需要从网络化关系的视角,重造新闻学,因为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传播格局,也催生了“数字新闻学相关理论、方法、实践的研究”。

  任何一种科学或者一门理论的实质性发展,都必然是以一些新的概念的提出以及新的体系的诞生为根本标志的。理论创新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提出新的概念,用于说明新的现象;二是发现并提出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用以解释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三是对原有理论做出重大修改,发展出新的中层理论;四是真正的“范式革命”,即颠覆原有的知识框架并进行重构。这四种层次的创新程度和难度,是依次推进的,即提出一些新的概念相对容易,如数字新闻学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不少新的概念,诸如“数字媒体”“液态新闻业”“超本地新闻”“弥散新闻”“混合媒介系统”“点击诱饵”“生态转向”“情感转向”等。但这些新概念只是呈现片断状态,尚未形成理论自洽的中层理论。综上,以数字新闻理论建构与创新,必须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创新领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

  (吴飞/《当代传播》2023年第2期)

  终端入口,场景世界

  言及场景,这一发端于影视领域的专业词汇,为何被数字媒体视为流量入口竞相争夺,又是如何演化成为企业品牌商业营销的新秩序规则的?重新理解场景,我们对场景的概念及其意义进行了阐释和深化,基于以下四个视角,我们有了一些发现。

  一是场景的“场”,突破了时空界限。戏剧的舞台、影视的画面,这是场景的原始外在呈现;数字网络时代的场景不仅改变了呈现方式,还突破了原有边界。场景从过去的稀缺受限变得丰裕多元。时间维度的场景,涵盖假期、通勤、睡前等;空间维度的场景,从家庭、办公到商超、酒店……边界突破后的场景将如何呈现?智能终端是场景超时空融合的一种承载与体现,如可穿戴设备、智能VR眼镜等智能终端重新界定了“身临其境”的超时空体验,为原本无形的场景赋予形式。

  二是场景的“景”,体现的是主体和客体的互动与交汇。人与所在环境及事物产生互动后发生一系列的活动,共同构成了真实的场景。人作为场景中的主体,其行为、心境、诉求都会被场景所集纳,产品与服务则作为用户消费的对象而成为客体。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信息有效传递,需求得到响应,实现消费交易。企业品牌所致力于追求的营销,其本质也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当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关联产生交互,就会有场景复现。而正是因为场景的存在,消费者的需求才可能被满足,产生营销效果,最后实现商业价值。

  三是一切的需求和消费都是经由场景来体现。消费来自需求。那么需求真的存在吗?如何发现需求?事实上,从需求到消费,再到支付和交易,都需要有场景。虽然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但并非每个需求都有可能被发现进而形成商业模式,究其根本,就是因为缺少能够触发需求提供交互触点的场景。从需求角度来看,场景可以理解为一套触发需求,满足诉求,提供产品,达成服务的解决方案。

  四是技术助力场景的落地。场景并非空想,需要技术将其落地成形。例如车载场景中的人车关系,车从冷冰的交通工具变成有情感的出行助手,此时需要车机智能化的升级、车载操作系统的配置,以及车内应用软件的服务,以此构成“车脑”来为车主提供服务,共同输出为用户相关的用车场景以及每个场景中用户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每个场景的背后都得益于技术的渗透和应用,而对于技术的考量则依赖于使用者的体验。智能终端作为技术的集合体,与场景融合,终端本身不再仅仅是冰冷的硬件产品的参数指标,也不是背后留存的数据标签,而是关于情绪感官的综合体验。

  重新理解场景后,对于场景与终端的关系,我们似乎也有了答案。以智能终端作为支点,场景从跨界到无界,虚实相生相融;场景内的主客体交汇互动从低频到高频,从单次交付到全周期维系;场景触发的需求从散点碎片难以捉摸到串联后的全覆盖,通过跨端互联完成无缝接驳和流畅切换;终端所具有的智能联动、人机交互、算法推荐等技术也让场景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服务,预测需求,时刻懂你,场景不仅有了温度,还可以按需定制。

  与此同时,透过场景,智能终端的产业想象力被刷新重构,有了更多的意义拓展和实质指向。智能终端从功能性的物品,到使用者的精神体验;从服务单点需求,到持续解决关联需求;从用户洞察,到识别人的场景身份;从生产效率的工具,到深入产业的基建……

  (黄升民/微信公众号“媒介杂志”2023-03-22)

  ChatGPT或将我们带入更高阶的后人类时代

  ChatGPT作为最新和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其原理并没有脱离20世纪中期以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重要理论——“信息论(概率)”和“控制论(反馈)”。这两个理论也大大推动了传播学的发展。

  1948年,香农发表了名为《通讯的数学原理》的论文,其中他指出,所谓“信息”就是能提高判断准确性概率,降低不确定性的东西。在英语中存在这一个所谓“马尔可夫过程”(Markov Process)的规律,即英语中后一个字母为何在概率上决定于其前一个字母为何,以及我们对前面的字母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在概率上判断其后一个字母为何。以此类推,我们从英语单词、段落、篇章、书籍、学科知识的上下文能提升我们判断其“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的概率。控制论的创始人和人工智能先驱诺伯特·维纳1954年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通过“反馈机制”来设计机器,就能让机器变得智能。ChatGPT的“智能”就是基于自监督反馈原理的“左右手互搏,对抗迭代学习”。

  在概率和反馈的基础上,ChatGPT/GPT-3产生了一种“生成性”,即它能够根据一组规则、模式或数据输入生成原创性的输出。这让人工智能正在从以前的检索者、搬运者和呈现者成为创作者,或者至少是创作者的合作者。在与人类用户的合作中,ChatGPT如同“盲人的拐杖”和“作家的笔记本”,让用户能随用随查,并将结果清晰呈现,或富有逻辑或充满诗意,大大地降低了用户的记忆负担,帮助我们的心智更有效地工作,最终创造出更强大的心智系统——延伸的心灵。ChatGPT的概率性语言分析和拼凑式内容创新自荷马和孔子时代以来就是人类的文化生产方式,也对今天的“原创作者”制度提出了挑战。

  虽然ChatGPT被设计为一个聊天机器人,“擅长与人类用户对话”,但是因为其运作原理,它仍然体现出众多的依循脚本单向传播的书写(文字)特征,是“对话式”的撒播。这是因为,首先,为了应对全球用户,ChatGPT按照概率预先内嵌了一种中立的“全球公共价值观”。这导致对ChatGPT而言,一切“私人”都是“公共”,一切“对话”都是“撒播”。其次,身体是一种元媒介,是自我的源泉,ChatGPT没有身体,也就没有自我、隐私,无法“自我表露”,无法承担责任,无法与用户建立亲密关系。这导致ChatGPT这种书写般的撒播是“非本真的”,属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的沟通风格。我们要警惕ChatGPT朝着“常人闲语”方向的异化。

  总结而言,ChatGPT是人类的“他者”。如何对待这一他者,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正如列维纳斯、彼得斯和克莱默所指出的,沟通不是一个语义是否清晰或技术是否强大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在与ChatGPT的沟通中,如果我们对它保持宽容和开放,并负责任地与它建立一种共同创作和共同演进的关系,我们对“何为人性”以及“何为人的创造性”也会有全新的认识。或许,ChatGPT会不断学习,变得更具创造性,进而对人类施加更多的创新压力;人类将能以ChatGPT为训练伙伴和合作伙伴,不断掀起基于和超越“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的“新浪漫主义运动”,最终变得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和人类一直以来通过饮食、道德、文化、教育、法律、医药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等方式进行自我提升一样,ChatGPT作为人类“延伸的心灵”或将我们带入更高阶段的后人类主义时代。

  (邓建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4-06)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4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