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严惩网络暴力按键伤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就网络暴力治理建言献策，建议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定义，完

　　严惩网络暴力“按键伤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就网络暴力治理建言献策，建议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定义，完善网络暴力治理体系建设，用组合拳加大对网络暴力的打击力度。近期，多家网站平台集中发布指南手册，从风险提示、一键防护、私信保护、举报投诉等多个维度，帮助网民快速有效防范网络暴力侵害。如何有效防范治理网络暴力，引发社会关注。

　　虽然人身攻击、人肉搜索、造谣诽谤等网络暴力方式被有效打击治理，但一些此前被忽略或新出现的网络暴力形式也不断浮出水面：有人以“搞笑”的名义，制作丑化他人的“恶搞”视频、图片、表情包等并大加传播，给当事人带来极大困扰；有人借用社会热点，将网民正常意见分歧引向地域歧视、性别对立，对不同观点人群大肆攻击；有人恶意侵入直播、网课等，实施所谓“直播爆破”“网课爆破”……这些网络暴力新表现，潜在危害大，传播范围广，极易给当事人造成伤害。对此，应当及时研判、不弃微末，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下大力气整治乱象。

　　网络平台有责任拿出新手段，应对不断显现的网络暴力新问题。当前，不少平台的网络暴力防护措施瞄准的是直接的人身攻击、不实信息诽谤，对“擦边球”式网络暴力的判定、封禁还不够及时；有些平台对于网络暴力的处理还多采用删帖、封号等形式，对于其中所涉侵权违法问题，与执法司法部门配合联动有待加强，对于用户司法维权帮助不足。因此，平台应及时优化措施，改进网络暴力行为判定机制，扩展用户投诉处理途径，配合好有关部门执法监管。

　　同时，各网络平台特别是主流网络平台应当加强引导，大力传播正能量。在一些情况下，网民被误导蒙蔽，导致群体性网络暴力发生。这就需要网络平台及时提供真实信息，倡导正确价值取向，明辨是非、澄清谬误，引导广大网民理性上网用网。唯其如此，方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网络暴力土壤，让网络暴力推手无处遁形。

　　此外，有关部门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细化政策，做好法规落地落实，以强监管切实打击违法行为，消除个别网民“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从技术层面而言，还可加强探索、聚合力量，推动行业以技术方式破解有关问题。比如，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强研发，完善网络暴力内容的算法识别。

　　（金歆/《人民日报》2023-04-10）

　　建立国际舆论引导的转场思维

　　情绪传播是个体或群体在信息表达和分享过程中，表现出对新奇信息或观点的较强偏好。近年来，全球舆论进入以情感驱动舆论走向、社交媒体成为情绪传播的主要平台的后真相时代。

　　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三名学者在Science杂志发表《假新闻比真实信息传播更快更广》的研究，追踪了300多万人在推特上传播的12.6万条新闻，发现真实消息的送达范围很少能超过1000名推特用户；而假新闻的影响则在1500至10万人之间。而人们选择分享和关注假新闻，是因为“感觉新奇”能够“引发放大的情绪反应”。

　　情绪扩散为液态化信息失序生产与传播打开方便之门。从传播角度看，信息失序是某种集体情绪感染的过程，会形成“过滤泡沫”现象和“回音壁效应”。新冠疫情期间全球流布的“信疫”，是国际社会对疫情与新冠病毒不可知与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脆弱情绪与恐惧心理为不实信息、谣言传播找到了适配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这是因为不实信息不仅比真实信息新奇，更由于用户在阅读谣言、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得到了某种情绪慰藉和情感补偿。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基于情绪传播的国际舆论引导机制。

　　首先是基于情感动员的国际舆论引导机制。情感动员是后真相时代情绪传播的显性行动机制。根据诉诸情感的方式不同，情感动员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焦点型情感动员，即塑造引发新奇感、关注度、震撼力的核心议题或事件，实现舆论国际引导。二是诱发型情感动员，指本来知晓或影响力比较小的事件或议题，引发更大影响力的结果，即所谓“蝴蝶效应”。三是泄愤型情感动员，通过对负面舆论所针对的对象表达愤怒、悲伤等极端情感，进行动员。

　　其次是基于共情传播的国际舆论引导机制。基于共情的突发事件国际舆论引导机制是指在国际舆论引导中，通过切身性、亲近性的内容与方式激发亲和力，实现共通性情感共鸣，有效软化既有国际舆论引导中僵硬的、高冷的刻板印象。共情传播是通过全人类共通的共同情感体验、情感经历与情感认同，塑造传受双方共情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可信”与“可爱”为共情传播提供了生动诠释和方向指引。

　　总之，在突发事件中应建立健全国际舆论引导机制 “转场”思维。一方面，应认识到新媒体平台成为失序信息的主要集散地，以算法为关键技术的计算传播对国际舆论生态的操控与国际传播格局具有结构性影响，中国国际舆论引导的主阵地需要转场到以国际社交媒体为主的互联网场域，通过辟谣、事实核查等治理机制，实现有效的国际舆论引导。另一方面，应准确把握在线信息失序扩散的社会心理机制，中国国际舆论引导的主力军要转场到利用在线情绪传播机制，开展有效的国际舆论引导。

　　（何国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4-20）

　　如何看待飞速变化的媒介

　　从纸质书到电子书，书的媒介形式一直处于进化中。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介、新事物、新现象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在变，时代的流行趋势也在变，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固化的眼光看待技术，而是要以动态的观点观照所有的这些现象。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直播这些东西在广义上都是技术，狭义来说就是媒介，媒介其实也是技术的一种。从纸张到电子屏，时代给书籍增加了新的特色。电子书是大众化的，而印刷书则是精英范的；电子书是实用品，而印刷书是奢侈品；电子书以消费者为中心，印刷书以生产者为中心；电子书的体验是动态的，印刷书的体验是稳定的。我们进入“读屏时代”，即便印刷书和电子书共享相同的内容，它们依然会反映截然相反的媒介格式。图书的盈利模式与工作流程以及相关产业可能都会发生变化。书籍不会死亡，也不会终结，但书籍总是需要重新定义，持续创新是没有终结的。它总是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服务新的读者群体，用流行的媒介去适应新的时代。

　　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介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一种媒介被创造出来后，是不太可能完全消失的，它会被重新利用和重新想象。媒介研究存在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断裂史观”，另一种是“延续史观”。“断裂史观”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存在巨大鸿沟，新媒介的出现会引发新的革命，会推翻有关旧媒介的一切，旧媒介将被彻底并入新媒介的轨道。这种“断裂史观”给我们的感觉是旧媒介很落后，新媒介总会取代旧媒介。而“延续史观”则倾向于看到历史的延续，指出新旧媒介互为交织的复杂性，强调媒介更迭中的回归、创新与共生。

　　就这些年的媒介变化来看，可以发现，媒介确实是遵循着“延续史观”的规律。媒介有的地方是回归的，但有的地方的确是创新的。比如广播与电视的关系，电视流行于广播之后，广播只有声音，电视则既有声又有光。所以，电视出现后，广播就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回归音乐、侧重移动性与伴随性，由此出现了音乐台和车载广播。一个新技术到来后，原有技术并不一定会消失，而是会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重新定义自己，在新的媒介生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出现后，大家的确被它震惊了。它一定会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产生无可回避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夸大这种大语言模型对内容生产的冲击。冲击是存在的，但是冲击的是什么？在内容生态中，AIGC技术到底会解决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

　　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它会减少内容生产中的人力投入。它已经从单纯的理解语言走向了理解图片与视频，它可以把你给予的提示输出成多媒体，甚至几秒内就可生成几千条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程式化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这样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减少人力投入。

　　另一方面，我认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原创者，它的内容生成方式是通过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挖掘，用统计学来推断出问题的答案。所以，严格来说，它生成的内容并不是原创，而是对已有文本的再加工。那么，当我们需要真正的原创内容时，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原创性。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待考究，“人工智能幻觉”就是指人工智能产生的答案是错误的，但它会将它提供的答案伪装成很权威、很正确的样子。最近使用过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它会编造文献、编造作者，甚至编造作者压根没写过的内容。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一定会替代“伪专家”，但不能破除真专家。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是存在缺陷与漏洞的，它需要人们调动主观能动性与原创性去进行甄别。

　　人工智能出现后，内容创作者确实存在一种“被替代的恐慌”。我认为，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内容创作、提升创作效率，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一种“写作助手”，替代一些自动化、模式化的工作。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将知识生产这项工作完全交给人工智能。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原创性与资料的真实性方面仍未超越人类，机器远达不到人的原创力。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级别较低的任务，让人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身到更擅长的事情，这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

　　回到“延续史观”，人与机器应当是相互补充帮助的关系，而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人工智能所要做的不是模仿人类、成为人类，而是应当专注于增强人类的能力，这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就目前的技术而言，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类进行文艺创作的。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它缺乏原创性，它所生成的内容，都是基于已有的人类文本而进行的模式化、套路化的创作；其次，基于这种“文本的过时性”，它对一些新的议题是无能为力的；再次，它无力处理复杂的议题，比如宗教和政治的议题。另一方面，它还存在算法限制，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内置了一定的界限，而它的训练数据也无法摆脱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内容的客观性，所以人工智能背后仍需要人——有鉴别力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的出现是让人的归人，让机器的归机器。技术应当引发人们去思考“何以为人”这一命题，也应当激发创作者思考自身创造力的问题。未来，在文艺创作上，人工智能将会追赶着创作者去不断创新、创造。

　　（胡泳、陈雪、邓白露/《光明日报》2023-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