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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23年5月下)

2023-06-29 11:25:04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5月下   作者:

摘要:  技术恐龙时代的科幻  区块链探讨不了了之,元宇宙研究尚未达到高潮,即被ChatGPT半路劫持了。  眼下,ChatGPT被炒得满天火烧云,其

  技术“恐龙”时代的“科幻”

  区块链探讨不了了之,元宇宙研究尚未达到高潮,即被ChatGPT半路“劫持”了。

  眼下,ChatGPT被炒得满天“火烧云”,其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区块链和元宇宙的热度。无论学界,还是业界,大家都在关注。学界对GPT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藩篱。值得欣慰的是,诸多学者被GPT大火一烧,纷纷走出各自的知识洞穴,针对GPT带来的冲击,大家围坐在一起,展开跨学科的交流和对话。虽说这些跨界交流和对话还谈不上攻克了GPT甩给人类的诸多困惑,但至少抱团是取得共识和破解难题的前提。

  新闻传播学是一个“杂食”学科,素有兼收并蓄的传统,它对外部性变化是易感的,其知识积累多是外向型的、“拿来主义”的,从而形成了多源异构的学科知识版图。

  面对这次GPT冲击波,新闻传播学科同样是相当敏感的。

  GPT对于我们这个本来就根基松软的晚生学科,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

  对我们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心理层面的。我们此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认知闭环,经此一场技术强震,也被彻底击穿了,所造成的认知失调,也许短时间内难以修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GPT几乎颠覆了人类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知识论、认识论传统。人类的认知能力经由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驯化,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自成闭环的认识论、方法论,人类一度相信通过自己的智能可以实现对“真知”和“真理”的获取。

  在知识生产与传播领域,GPT使人类的自信心遭受了空前打击。作为以数据为中介的技术系统,AIGC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以数据生成数据,改变了基于经验和事实作为知识论和认识论基础的知识生产方式,深刻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如胡泳教授所言:直到互联网的普及才真正侵蚀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垂直结构,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曾经由“事实”占据的位置正在被“数据”取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数据的生产和繁殖已经失控到人类自身无法控制的地步。技术活性释放出巨大的解构和重构能量,全方位重构了社会系统,也塑造了人类本身。技术成为未来重要的行动者,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变得 “难解难分”。

  当人们迷失于数据丛林,面对信息超载,多项脑力任务之间的切换会加剧个体的认知负荷,导致思维分散、记忆力削弱,妨碍个体的正常思考,并带来紧张、焦虑的情绪——尼古拉斯·卡尔如是说。雷舍尔也曾讲过,问题域的增长率超过我们解决办法的能力。当数据成为挤占人类社会的超级存在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驾驭数据的超级行动者,我们如何面对?特别是,当这超级行动者不再是顺从人类的意志,而是成为人类智能的竞争者,我们又如何自处并与它相处?

  因技术快进、社会加速、数据超载,人类处理超负荷的复杂性问题的能力严重吃紧。人类的复杂性管理能力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节奏,其应对复杂性局面的能力正在变得捉襟见肘。多变量的复杂演化,造成传播关系的高度不确定性,在超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成为当下以及未来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超限难题。

  AIGC的影响与此前的历次技术变革不同:此前的技术变革更多是外部性的,工具性的,是人的延伸,是以人为中心的赋能型的;AIGC以及后继者则以人类的竞争者和对手的面目出现。虽然短时间内尚未形成灭顶的威胁,但沿着这个方向跑下去,技术 “恐龙”时代也许不是“科幻”。

  (张涛甫/《新闻大学》2023年第4期)

  新闻传播学要保持对技术的批判性思维

  对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发展来说,技术进步既是优势,也是“软肋”。说它是优势,是因为新闻传播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往往伴随着技术创新诞生,这使得新闻传播学总是处于一种“不舒适”的状态,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说它是“软肋”,原因也恰恰在于这种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仿佛除了不断解释由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现象,新闻传播学很难真正留下关于自身本质的思想沉淀。

  以正在蓬勃发展的数字新闻学为例,它对经典新闻学理论的拓展尽管体现在整个体系的不同层面,但这种范式创新的努力几乎完全是以解释数字技术加诸新闻实践和新闻业的文化影响为起点的。从数据化、网络化和情感化的逻辑对新闻形态的重新塑造,到新闻职业权威的式微和边界的模糊,再到整个新闻业态因平台化和算法竞争的新结构而开始扮演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历史角色,没有对“技术—文化共生状态”的敏感,这种紧迫的体系创新就无法实现。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技术远非人类新闻观念与实践发展唯一的支配性力量。上一次技术革命留下的烙印是深远的,而新闻业的行动者也在长期因循的专业惯习中不断强化着那些他们认为是自洽和适宜的行动方案。这些惯习虽源于最初的技术革新,可一旦形成并被业界和学院体系结晶化,就会以我们很难想象的韧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最初那些生气勃勃的“游击队”式数字新闻形态会渐渐被既有的机构体系吸纳,并缓慢地成为新闻生产的“正规军”。

  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要追求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一种“有益的妥协”。所谓“妥协”,不是单方面的让步,而是双方都要基于彼此之间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来锚定自身在理论创新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与所有社会科学一样,新闻传播学既是关于社会事实的,也是关于社会规范的;既要为社会现象提供解释,也要为社会行为提供伦理。这就决定了技术的影响应该是、也必须是一个被不断审视和反思的对象。对于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学理论来说,保持对技术的敏感和媒介生态前沿的观察有充分的必要,但这种观察必须与新闻传播学既有的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紧密结合。简言之,就是要与技术制造的“震惊效应”和乌托邦主义保持一个批判性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用历史主义去约束研究者自身在技术革命中可能出现的狂热。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总是以人性本身为起点去发展理论的。种种外在于人性的阶段性或结构性的形式变动是理论阐释的对象,而非目标。因此,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应当更加有意识地回归对于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处境的理解,并以推动建立一种更加人本主义的信息文明为理论创新的鹄的。我们既要看到技术在今日的狂飙突进为人性的伸张带来的可能性和约束力,也要意识到技术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认识论地位上的本质差异。任何技术都有其天然的价值偏向,这种偏向在一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那一刻即已形成,在很多时候不以具体使用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此,如何用理论话语实现对技术话语的持续规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努力要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性,而不是反过来。

  很多迹象表明,技术批判思维的欠缺已经成为当下全球新闻传播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其实,拥抱新鲜感与保持理论清醒之间并无矛盾,但在很多时候我们把两者对立了起来,这或许是因为非此即彼的路径选择显得更容易把握。然而,人类思想的进步绝不是在这种过分简单的二元结构中实现的,它要微妙得多,也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有勇气把自己的视野放大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完整进程,就会明白真理只存在于历史中。

  (常江/《现代视听》2023年第2期)

  数字化生存时代的信息过剩与选择悖论

  数字化生存时代,信息极大丰富,为用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如何对黑云压阵般的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和甄别,成为“幸福的烦恼”。如今,数字媒介颠覆了传统的媒介生态系统,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隐蔽地控制着人们的选择权,要想逃离谈何容易。恰如电影《海上钢琴师》主人公1900的苦恼一般:“阻止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无法看见的那些东西。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可唯独没有尽头。我看不见的是这一切的尽头,世界的尽头。”

  电影的隐喻同样在拷问现实:互联网世界可谓应有尽有,可就是看不到尽头。媒介技术无孔不入地渗透,我们只能“束手就擒”吗?放弃、逃离和被遗忘是否也是一种正当权利?我们还能对那些远离智能技术的“少数人”不闻不问甚至嗤之以鼻吗?或许,能否善待这部分群体将决定媒介文明的高度。如此,数字鸿沟的衡量标准应从媒介使用的“量”向“质”的维度转变,媒介的滥用乃至成瘾将会造成“反向数字鸿沟”,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为了节省信息搜索成本,防止用户注意力过载,搜索引擎和算法技术应运而生。人们欣然接受个性化推荐技术的援手,却未曾发觉这些技术凭借对信息的全方位形塑而编排和控制我们的生活。人们表面上获得了自主体验,却陷入“过滤泡”而浑然不觉。正如帕里泽所言:“过滤泡是一个舒适的地方,身边都是最喜欢的人、事物和想法,一切都围着你转,互联网越来越少地向我们展示广阔多样的世界,互联网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在海量信息中,人们有限的认知资源被过量消耗,降低了独立思考、理性对话的可能性,其结果是,一个被算法分类操纵的公共领域,本质上是零碎的并且排斥对话的,容易培养“单向度的人”,造成价值分裂和身份区隔。

  信息选择悖论同样体现在隐私保护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人们虽在态度上表现出对隐私保护的关切,但在行为上出现了一定的偏离,甚至有人宁愿牺牲隐私去换取利益;其二,在对待“自我”与“他人”隐私问题时,呈现出“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他们虽重视自身隐私保护,却乐于窥视和消费他人的隐私,呈现“无感伤害”的心理特征;其三,在形象管理动机的驱动下,有人会选择主动分享自己的个人隐私,如身份、相貌、情感、偏好、行踪等,以便更好地维持社会关系;其四,在面对各种冗长而晦涩的隐私政策时,由于操作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人们往往会怠惰于思考,也缺乏维护个人隐私安全的动力和自信,点击“同意”按钮似乎成为多数人无奈的选择,由此引发“隐私疲倦”心理。

  可见,数字化生存时代充满了悖论,焦虑与不确定性注定与我们长相伴随。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眼花缭乱的新概念不断涌现,如互联网+、智慧城市、物联网、5G、区块链、VR、AR、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身份符号的迅速更迭与社会符号的意义争夺,如网络原住民、新新人类、Z世代、后人类、赛博人、社交机器人以及媒介化社会、加速社会、透明社会、情感社会、图像社会、智能社会、风险社会、液态社会、景观社会、后真相社会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复杂而丰富的生活图景,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

  (郭小安/《传媒观察》2023年第4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5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