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一个坚持、三个面向推进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　　面向新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家队，需要心系国

　　以“一个坚持、三个面向”推进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

　　面向新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家队，需要心系国之大者，从“一个坚持，三个面向”上，以推进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为己任，引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在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上不断提质增效。

　　第一，必须突出“一个坚持”，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各项工作创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是指引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着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使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

　　第二，必须坚持“三个面向”。

　　首先，我们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研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他还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有关媒体、传播等领域的重大国家战略。我们必须通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服务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其次，我们必须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有关宣传思想、新闻舆论、媒体融合、国际传播等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必须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开展深入而细致、有原创、有价值的研究，充分发挥我们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服务大局、服务社会发展的使命与功能。

　　最后，我们必须面向学科重大前沿，开展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和传统领域，还要重视学科前沿问题、新兴交叉研究，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因此，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这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还要不断强化数字新闻实践、舆论学、新媒体、网络传播、传播与社会发展等研究，这些都是我们积累多年并且已经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强势学科。目前，我们更需要加强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比如国际传播、智能传播、网络空间治理、传播生态体系等。这些将是我们下一步重点发展的前沿交叉学科方向与领域。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6-28）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交往”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交往”的呢？

　　首先，交往是一个表征主体间交互性的关系范畴。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谈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这里所指的“交往”，指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从根本上说，交往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主体间”的互动。人们之间互动的一定形式，即交往形式，马克思也称为“交往方式”；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交往，就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等社会关系。交往关系形成后，又反过来规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物质交往产生的是“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关系，属于交往关系但不等于交往关系，它们之间是不可以替代的。

　　其次，交往也是一种实践活动。一方面，交往在人们最基本的实践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产生，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交往本身又是实践的对象和客体，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改造旧的交往形式，使交往合理化。这种改造往往是内在于交往之中的。从这种意义上，交往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而不是实践的一种派生关系。在交往实践中，人们不断以理想的交往形式改造和取代旧的交往形式，实现交往价值的历史转换，正如马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因此，交往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就前一方面而言，交往是客观的、合规律性的过程；就后一方面而言，交往又是一种属人的活动，其中蕴涵着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因此，交往又是一种合目的性活动。马克思认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再次，交往与生产是辩证统一的。交往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辩证关系在实践中的应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交往与生产看作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并揭示了二者的内在关系。实践既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对象化活动，又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和生产互为存在前提，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决定交往的性质和形式，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得以进行和实现的前提。生产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交往的范围与内容。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最初由在家庭内部之间发生，然后扩展到城邦之间、各民族之间，随着生产与交往不断扩展，交往的内容也日益扩展，由物质交往发展到精神交往、政治交往等方面。交往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只有在普遍的交往中，单个人才能摆脱民族、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建立起联系，才能使旧的生产关系解体，新的革命力量联合，从而加速新的生产关系建立。

　　最后，交往具有广泛的形式和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对于交往形式，马克思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规定：从交往内容视角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认为后者起初是前者的“直接产物”，尔后又成为前者的“必然升华物”；从主体的视角分为“个人交往”和“国家交往”或“民族交往”；从属性的视角分为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等，认为战争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往；从交往地域范围的视角分为“区域交往”和“世界交往”。对于交往的社会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一，交往是制度规范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一旦形成，就规范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其二，交往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结构及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其三，交往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因为“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其四，交往能够促进世界历史形成与全体人类解放，普遍交往，能够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马秀伟/《学习时报》2023-06-19)

　　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开掘”

　　何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开掘”？

　　笔者认为即通过视听节目的创作实现四个层次的文化开掘，分别是选择、呈现、阐释、转化。一是选择，即从烟波浩渺的传统文化资源中选择出精华的、适合时代要求的经典性文化资源内容。二是呈现，传统文化资源跨越千年，和当代社会、当代人有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代际鸿沟和文化错位，文化类节目要通过丰富多元的视听手法、跨界融合的创新传播，将静态的文化资源予以“动态化”和“活化”。三是阐释，传统文化资源中的核心层面，即价值观念、美学精神、思想意识等，是抽象的、复杂的，乃至晦涩的，要开掘其宝贵的精神内涵，实现有效的当代传承，就必须予以感性的、生动的阐释。四是转化，即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时尚表达，让其焕发新的精神生命光彩。在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呈现、阐释、转化的过程之中，文化类节目也会在优秀传统文化涵濡下，筑牢文化自信，汲取创新动能，从而彰显独特的中华美学品格。

　　何以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开掘”？

　　一是文化符号呈现的动态化。从平面静态到活动神态，将静态的、视觉感知的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动态的、视听结合的、融合了人的精气神的“活泼泼的意象”。如2022年引发全网热议的舞蹈《只此青绿》就是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的鲜活案例。二是文化观念阐释的感性化。文化类节目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阐释，就要以“共情”为旨归，充分发挥视听语言和大众文艺的优势，实现从宣传话语到传播话语，从理性话语到感性话语，从精英话语到大众话语的转化，触发广大受众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如《典籍里的中国》采用的戏剧化的结构和影视化的表达。三是中华美学精神演绎的时尚化。以《唐宫夜宴》《洛神水赋》为代表的新兴传统文化类节目，抓住了智能影像技术的发展机遇，有力触发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再现和文化基因的审美阐释，成为年青一代喜爱的“新国潮”，更将对传承和弘扬至真至善至美的中华美学精神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郝娴贞/《光明日报》 2023-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