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平台世界的诞生　　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发现新的世界，社会世界就是人类在19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正如埃利亚斯所发现的那样，社会世界与个

　　论平台世界的诞生

　　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发现新的世界，社会世界就是人类在19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正如埃利亚斯所发现的那样，社会世界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二元对立，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逐渐征服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逐渐感觉自己有能力使自然世界的进程逐渐服从于人类自身的目标。当自然世界对人类影响的显要性不再，社会世界的显要性便体现出来。人们很快发现，社会生活通常并不会按照个体内在需求行事，相反还会强行要求个体按照违背内在需求的方式行事，于是社会世界代替自然世界，成为与日常生活世界对立的存在。同时观察到社会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对立的社会学家还是舒茨，他虽然承认日常生活世界是社会世界的基础和要素，但社会世界不像个体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那么自然，而是先在和外在于个体，并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个体的规训。如是，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便不可避免。然而，个体与社会又需要以彼此为前提相互依赖。因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既不存在没有个体的社会，也不存在没有社会的个体。所以问题的关键便来了：个体与社会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传播学的视角比社会学更有说服力一些。

　　在深度媒介化的理论建构中，库尔德利和赫普试图说明，社会在本体意义上是媒介化的，社会世界是一种通过交流和理解建立起来的关系构造，而人们只能通过传播实践来建立交流和理解。媒介及围绕它的传播与交流是个体与社会建立关联的唯一机制。所以，所谓的媒介化，指的是使社会秩序化的各种方式。但与此同时，媒体又通过各种话语的建构分化社会，暗示个体间的差异，使每一个体都形成自己的个性结构。所以，媒介和传播既联结个体与社会，又强化个体与社会的对立。

　　不过，媒介化理论所说的这一切，恰恰说明他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媒介扮演的角色，因为媒介本身就是世界。只是这个媒介世界在口语时代、印刷时代甚至是大众传播时代以一种透明的方式融入社会世界，而今天，由于它征用了人工智能这样强大的技术力量，具有了独特的动力机制和运作逻辑，从而从社会世界中显现出来，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界。所以，今天回答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关系已经意义不大，因为这个问题正在演化为媒介与个体的关系：媒介直接来到了前台。

　　媒介世界的显现基于二进制的计算数学，围绕计算数学而创生的各种软件搭建起它赖以存在的前提——人工智能平台。因此这个媒介世界也可以被称为平台世界，以区别于大众传播以及大众传播之前的隐匿于社会世界之中的各种媒介世界。平台世界之所以与以往的媒介世界完全不同并从社会世界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支撑它的各种软件所具有的行动力。依靠机器学习的原理，这些软件可以“自主”地识别内容和用户的行为习惯，并以自己的逻辑将其联结在一起。这种行动的逻辑完全不同于人脑的逻辑，仅仅是基于最大概率的逻辑。平台世界因此几乎将所有个体联结起来，不仅帮助他们完成在社会世界可以实现的交往，而且帮助他们实现在社会世界所无法实现的交往，从而成为人类的一种基础设施。不过，这种基础设施完全不同于水、电、汽油这样的生活基础设施，它不仅直接关涉人的精神世界，而且具有行动的生成性，从而创造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

　　社会世界是平台世界的基础和要素，但平台世界并不完全以现有社会秩序进行运作，相反，它还努力地以自己的游戏规则干预着社会世界，帮助社会世界在媒介逻辑的影响下实现再度社会化。因此平台世界既依赖社会世界的存在而存在，它在受制于社会世界的同时又对社会世界进行规训和形塑。与此同时，平台世界又与日常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四个世界之间复杂的相互型构。个体与平台世界的关系正在取代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成为最为瞩目的相辅相成的二元关系。最近出现的ChatGPT预示平台世界的一种新变化，二进制可以通过概率计算生成标准化的语言，从而使平台成为人们的语言基础设施。通过对人类语言的基础设施化，平台世界再次体现出对社会世界进行标准化改造的潜力。平台世界的诞生，正在超越人类既有的经验，一切人类价值都需要重估。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时代，也面临着一个最坏的时代。

　　（胡翼青/《南方传媒研究》2023年第4期）

　　权利的冒犯：短视频热中的著作权侵权

　　随着视频制作技术的日渐简单便捷，短视频成为智媒时代十分普遍的传播形式。但是，在持续的短视频热中，揭人隐私、伤人名誉或者语言暴力、内容低俗等失范传播行为时有发生。这些失范行为的频繁发生，不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也给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在形式多样的失范行为中，最常见的失范行为表现为对他人著作权的冒犯。

　　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行为主要有三种常见的形式。第一，以创作之名，随意剪辑拼凑他人视频内容以完成自己的视频作品。尽管视频制作技术日渐方便，但视频的拍摄毕竟是劳心费神的复杂行为。一些投机者直接从海量的影视作品或他人的视频作品中随意剪辑自己需要的镜头画面“为我所用”，在完成了自己短视频制作进入传播阶段时，也没有关于这些镜头画面来源的任何说明。这种行为严重曲解了著作权中关于“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定，构成著作权侵权。第二，以鉴赏之名，将他人完整的视频作品移花接木成自己的作品。热门的影视剧上映后，我们立即可以看到大量的“影视鉴赏”视频在网络上传播。这些视频将他人完整的视频内容按自己的需要和理解随意剪辑组合，成为自己作品的主体，严重侵犯了著作权对原有作品的完整权的保护。判断这些所谓“影视鉴赏”视频是否构成侵权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去除他人视频作品的相关内容后该视频是否还能成为相对独立的作品？如果结论是否定的，则基本可判断为侵权作品。第三，以创意之名，将他人的创意暗度陈仓成自己的创新作品。一些人通过变换场景、人物等方式，进行翻拍，创作自己的创意作品，这种简单变换场景后照搬照抄他人核心创意的行为，实际是一种典型的抄袭行为。

　　短视频著作权侵权已经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究其原因，侵权者可能有所谓“法不责众”的心理，这是一种典型的侥幸心理，因为违法与否从来不会以人数的多寡作为判断标准。基于法律无知前提下的从众心理，也是失范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基于“成名的想象”或“流量的执念”的名利追求也成为失范行为频发的重要推手。但是，不管基于何种原因，对于生活在法治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守法是必须坚守的“最后底线”。具体到短视频制作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对包括短视频在内的所有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任何人的短视频制作行为，都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通过制作短视频自由表达自己的观察思考，与他人分享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智媒技术带给所有社会成员的时代性红利。但是，每个人自由表达都不应以冒犯他人的权利为前提。期待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法律的底线之上，充分享受表达的快乐。

　　（顾理平/《视听界》2023年第4期）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亟待系统性迭代升级

　　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奋发有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明显的成效。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国际传播奠定了扎实而良好的基础，更为提升我国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10年来，我国加大国际传播力度，中国故事的传播力、影响力等大幅度提升，为深化改革开放赢得了重要发展时机，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就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国际传播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在新征程上加快推进我国的国际传播系统性迭代升级，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首先，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现实，创新理念。前不久“浙江宣传”针对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揭示了内宣化、浅表化、模板化、笼统化、碎片化“五大困局”，也提出了创新、共情、真实、落细、合唱等五个方面的改进建议。这些值得我们实践界和理论界重视，充分肯定成绩，勇于面对不足，是我们改革创新的起点。当然，更为深层的、更为根本的、更为关键的还是国际传播理念要与时俱进。面对全球传播生态的深刻复杂变化，在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引导下，国际传播需要新思想、新视野和新取向，才能相时而动、顺势而为。

　　其次，需要坚持能力导向，业务重组，流程再造。重构国际传播格局、重塑国际传播流程、重组国际传播业务，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能力增强是国际传播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个能力包括生产服务能力、渠道平台能力、投送渗透能力等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国际传播工作数量级增长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质量级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对所有国际传播关联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对国际传播业务构成进行有效联通，对国际传播业务流程进行高效改造。进一步强化与优化顶层设计、战略系统、战术协同，推动整体能力升级。

　　再次，需要坚持效能导向，用户为要，格局重构。在新时代，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国际传播效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和提升。效能及其提升是国际传播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而效能最终是要体现在目标对象认知与行为的改变上的，而且是按照预期方向的改变。因此，构建国际传播体系，在传播策略上必须突出用户思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做无用之功，要有的放矢、精准传播，依托对用户的深入细致研究，实施分层、分类、分群传播，努力实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

　　在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之际，我国国际传播也要迎来全方位创新发展，加快推进系统性迭代更新。这其中既包括思维视野创新、顶层设计创新，也需要各个子系统，如主体、话语、内容与服务、渠道与平台、用户与群体、效果与评价等方面的创新。我们要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赋予的契机，敏锐洞察全球传播生态的复杂变化，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胡正荣/《传媒观察》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