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媒体传播体系：如何？何谓？为何？　　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全媒体这一概念其实不是由学术界提出并生发开来的，

　　全媒体传播体系：如何？何谓？为何？

　　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全媒体这一概念其实不是由学术界提出并生发开来的，而是由媒体与传播业界创造出的实践而推动形成的，并且更多是由我国的媒体实践创生出的一个概念。应该说具有原生性、原创性，既具有在地性，也具有普遍性。全媒体传播体系概念也是演进发展而来的。简单地说，基本经历了从现代传播体系到媒体融合，到新型主流媒体，再到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首个指导性文件，该《意见》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媒体融合实践的未来发展方向，指出媒体融合应当以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同时提出了全媒体就是“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四全媒体”的界定。202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成为指导媒体融合的最新纲领性文件，提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同时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等。将围绕宣传思想工作、新闻媒体实践等最终目标聚焦到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上，是认识的进步，更是实践的必要。

　　何谓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一概念是秉持系统思维和系统科学的原则而提出并发展的，体系非单一要素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5日于人民日报社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其实正是对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构成要项、功能、属性、特性进行的科学说明和界定。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多个构成要项的集合。既包括纵向构成和横向构成，如纵向的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横向的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也包括历时构成和共时构成，如历时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共时的大众化媒体和专业媒体。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的集合。内部要素是指全媒体传播体系内部所有要素相互作用而发挥功能的各种条件构成，如生产、传播流程以及机制等；外部要素是指影响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功能的各种条件构成，如政务、服务、商务系统的接入等。也就是说，全媒体传播体系既具有自组织性，也具有他组织性。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宏观系统与微观系统的集合。宏观系统是指全媒体传播体系需要建设成为中央、省、地市、县四级联动协同的体系；微观体系是指各级各类传播机构自身的体系性建设，包括平台再造、流程优化、组织重构等。按照这样的界定与理解，无论宏观微观、功能属性，最终建设成功的全媒体传播体系都应该是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资源集约是指内外部、数实等各种资源集成与配置；结构合理是指内部机制、外部体制，事业、产业、机构等功能有效；差异发展是指不同属性、功能、定位全媒体的发展路径有别；协同高效是指各级各类全媒体能够系统协同、效能突出地共生。

　　为何要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就是要提升智能网络社会的关键能力——信息通达与服务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治理能力，最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胡正荣/《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5期）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各国命运休戚相关。面对纷繁复杂的互联网世界，构建“多元协同、包容互鉴、共生共享”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之务，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理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全球互联网空间的治理需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所有国家共同参与，需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深化同舟共济、全球共荣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拓展不同主体在更广泛领域里的交叉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中国作为网民人数最多的新兴网络大国，将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世界各国应主动搭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交流平台，加强国际对话与交流，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共在”；优化平台合作管理机制，以具体务实的合作推动“共建”。2022年7月成立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正是顺应信息化时代发展潮流、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是我国积极开展网络空间多双边交流合作、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探索。中国作为最早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国家，将继续遵循平等协商、共享共治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携手前行，共建包容互信、合作互惠的全球性治理平台。

　　数字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实现全球互联网共同治理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应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充分尊重不同主体的多样性，寻找共同话题、建立全球共识，探索共识共情的全球互联网协同治理路径。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打破传统传播框架，聚力全球共识话题、凝聚国际社会共情。共情传播与国际共识实现有机结合，则能产生巨大的合力将共同体凝聚在一起。作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提出者，中国应坚持情感向度，加深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求同存异建立国际共识；以情感做连接、以沟通促共情，将情感融入共同体构建和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实践行为之中，探索一条共识共情的全球互联网协同治理路径。

　　（高晓瑜、杨茜伊、彭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10-25）

　　认知互联网群聚传播本质的价值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的新型“群居”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依赖身体共在与空间实存的传统群体传播方式，一种脱身、解域，依靠符号聚集与符号想象的互联网群聚传播模式逐渐被建构起来。群体聚集从传统的身体聚集转向互联网上的注意力聚合和表达聚合，群体传染从接触性传染转为无接触传染，群体暗示也从现实情境转为符号情境。种种变化显影了作为主体的多元参与者在互联网传播中的意义，也标志着群聚传播时代的到来。

　　从学理价值层面而言，对互联网群聚传播本质的认知，跳出了学界长期以来“重媒介，轻主体”的研究取向，打破了技术引领媒介环境的技术决定论误区，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汲取养分，从信息传播主体的角度对信息传播机制与环境，及其所倚重的媒介技术进行了重新思考和总结，揭示了互联网成为当代社会最大变量的根源是传播主体的极端多元。对互联网群聚传播本质的认知，从参与者行动者的主体视角出发，为探求网络社会形态的形塑机制、网民行为动机、网络社会心理、网络关系模式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等提供了主体性视角，指出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模式、格局、结构所发生的巨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情绪、关系等一系列改变的根源，表面上看是源于媒介技术的淫威，本质上却是媒介技术带来主体关系的改变。

　　当整体性的社会传播由偏倚传统媒体转向依赖互联网平台，由偏倚大众传播转向依赖互联网群聚传播，这就不仅给传播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与社会管理带来了新课题，也给大众传播（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对互联网群聚传播本质的认知以“人类信息生产方式颠覆式变革”的宏大视野审视互联网传播及其社会影响，将互联网群聚传播上升到了人类社会信息生产方式变革这一高度，进而观照互联网中的各类传播实践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为传播研究确立了更广阔、更具深度和高度的研究视野和目标。

　　从社会实践价值层面而言，对互联网群聚传播本质的认知揭示了普通个体信息生产社会化的根源，阐释了赋权普通个体以信息生产者的地位、多元主体对话带来多种可能的学理依据。在人人皆为“自媒体”的传播环境下，为深刻把握互联网群聚传播的本质及内涵，把握人与媒介、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引导舆论、缓和极化情绪、管控社会风险以及互联网治理提供了学理思路。同时，互联网群聚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具有群聚选择代替媒体选择、碎片化传播代替完整传播、多向传播代替单向传播的特性，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互联网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如多元主体聚集带来的信息海量生产使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被信息传播的“社会意义”包围和淹没，而信息又被情绪控制着；社交媒体狂欢中的戏谑互文解构了严肃话语、宏大叙事，思想和精神被冒犯、亵渎和吞噬；群聚传播的海量信息，不仅可以淹没媒体的新闻、企业的广告，也可以淹没企业本身；在高级工人、高级技师等匮乏急需的情况下，大量的社会劳动力生产力没有把时间精力放在工厂里、生产线上，而是耗费在群聚传播的网络狂欢中，其中或许不乏精英人才，这无疑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些新问题的直观表现是传播现象缤纷万千、传播内容纷繁庞杂，深层次则是人与人、人与自身内心、人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诸多负面情绪被移情、被共情。群聚传播，既是互联网的生命力所在，又是互联网给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乃至社会公平带来巨大困扰的不确定因素。

　　（隋岩/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互联网群聚传播》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