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六个必须坚持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

　　从“六个必须坚持”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决策部署，在多个重大场合阐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立场、态度、方案，形成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了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也为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性、实践性、包容性、战略性与系统性特征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

　　第一，时代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关于时代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新时代——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它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充分体现了守正创新、自信自立、人民至上的原则。

　　第二，实践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全局上的部署与要求。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工作部署，都是基于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例如，针对国内一部分人奉西方理论、话语为金科玉律，贬低中华传统文化的倾向性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明确了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而这“七个着力”点，都是新时期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亟待加强和完善的方面。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正因为如此，它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第三，包容性。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基于这种包容性与天下观，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一系列中国主张，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针对全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又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急难险重问题提供了建设性方案。这也充分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具有包容性的思想体系。

　　第四，战略性与系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系统观念”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这一科学的思想方法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既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养分，又指出其涵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兼收并蓄中拥有了不断向前推进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立足国内，致力于推进中华文化繁荣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又重视国内国际联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基于“两个大局”、贯通古今的系统观念和战略擘画，使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刻认识、深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包容性、战略性与系统性的特点。以此为据，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与精髓，努力做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把握、贯通运用。

　　（程曼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10-24）

　　寻找生态位：“未来电视”的个性化创新之道

　　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开展“未来电视”试点工作的通知，谋划推动“未来电视”战略部署，以高品质视听服务为切入点，通过构建更开放的生态体系，打造更融合的网络，实现更便捷的交互，提供更多态的内容、更精准的供给、更沉浸的体验和更智慧的服务。可以想见，面对总局的通知，不同的电视机构有不一样的心理感受。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未来电视”创新试点的尝试，找到困境破解之道。

　　如果从电视媒体整体上看，前些年，在网络化、数字化技术武装下的市场化平台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少媒体机构显得只有招架之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唱衰传统电视的声音不仅来自业外旁观者，也来自业内局中人。于是，我们见到一些媒体机构在等待中躺平。今天，随着总局通知的发出，技术可供性、政策可供性都已到位，看的就是媒体人自身的智慧可供性了。

　　笔者认为，与“未来电视”相对应的似乎是“大视频”概念，“未来电视”既不是接收终端的变化，也不是内容呈现方式的变化，而是从内容生产流程、呈现方式、传播通道、接收终端和传播策略全生态系统的变革，更准确点说，应该是供给侧、需求侧和技术可供性之间多元互动中的全新生态建设。从这次通知的精神看，国家广电总局作为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充分评估现有技术发展状况、行业生存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瓶颈因素、公众和市场需求的激发与满足等多方面之后，就是要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从大视频的方向，为“未来电视”的生态发展和治理提供政策支持。

　　作为电视机构，“未来电视”的创新，不仅在于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链条创新，关键是对于“未来电视”大生态的准确把握，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发现发展的自我生态位。这些年，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各地各层级的电视机构都做出了体现自身特点的探索，形成了一批媒体融合发展的地方模式。现在的重点在于，把基础设施和相关平台建设工作做到位之后，如何寻求生存与长久发展之道？根据笔者的观察，成功者并不是追求高“平均分”的“优等生”，而是在保证基础条件及格的前提下，个性化特征展示充分的“特长生”，也就是找准自身生态位的电视机构，它们可以是国家级主流媒体，也可以是地市级甚至县区级的融媒体中心。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技术创新的一些误区，其中之一便是，一些电视机构与终端生产商一道，不是从优质内容和服务角度，充分考虑技术对用户消费体验优化的可能性，而是通过每一种技术可能，以价格歧视的方式从用户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后失去自身曾经的公众信赖，并落入“夕阳”圈层。因此，这一次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实质上是运用“未来电视”这一富有想象力和开放度的概念和方向，为各类电视机构和电视人的创新活力的激活与发挥提供开阔的时代背景。接下来的关键就是，电视机构在总局创新试点的激发下，能够开启怎样的创新和探索，为自己也为行业寻求全新的发展空间，从而真正开启一个面向未来的全新的电视时代。

　　（戴元初/《视听界》2023年第5期）

　　智能技术驱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机遇

　　新闻传播学科最初是建立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之上的，面临的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课题越来越迫切。5G、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区块链、ChatGPT等信息技术的热门概念，突然间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热烈拥抱，无技术不新闻，无技术不传播。

　　新技术成为一种嵌入性的力量，深刻地改变了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直接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科的跨学科互动。比如，一些新闻院校的老师将电子计算机和信息工程的技术方法运用到新闻传播问题的求解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复杂动态多模网络分析、融合多特征的社交网络语义社团发现等应用性议题的高质量文章。还有院校跨学科联合培养博士生。以软件专业为例，从软件专业的角度开展虚假信息监测、网络大数据观点识别、基于社交机器人的内容自动生成技术、细粒度情感计算、文本风格迁移方法等领域的研究，大大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视野。

　　虽然我们不认可技术决定论，但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的确确给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一方面，学者们认为新闻传播应该紧跟时代脚步，增加对技术类课程的重视程度，如中国人民大学张辉锋认为，新闻传播教学应以互联网、融媒体为基础工作条件，技术越来越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懂无人机、AR、VR 等技术的学生未来可能找工作都困难。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在重视传媒技术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人文素养的提升，如辽宁大学程丽红认为，“现在大有削减史论之势，这是一个特别不明智的动向，不管时代怎么变，总有不变的东西。传媒人是文化人，要进行文化传承，伦理、史论不应该被削减，应坚守固有阵地。一个学生连自己的行业记忆都没有，他学技术又有什么用呢？”

　　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探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学理的层面论述了媒介技术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及应对等，但从实践层面来讲，对如何改革课程教育模式、调整课程内容等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似乎未能给出理想的答案。但我认为，没有统一的答案就是答案，为我们的观念创新、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带来了积极探索的机遇。

　　（李明德/微信公众号“明德新声”2023-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