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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转移与价值焦虑:智能化技术塑造的新闻业图景

2021-12-15 17:05:51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12月上   作者:戴元初 杨雅童

摘要:  摘 要:本文提出赋权—让渡—重塑的认识框架,分析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同新闻主体的权力变化,进而指出,随着新闻传播观念与架构在新技术

  摘  要:本文提出“赋权—让渡—重塑”的认识框架,分析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同新闻主体的权力变化,进而指出,随着新闻传播观念与架构在新技术环境下的调整,人类终将在技术之上确立主流价值的新地位。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闻;权力;价值取向

  智能化对新闻的嵌入已然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如何理性研判其背后的关系变化与社会意涵,将决定新闻业如何运用智能技术,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趋利避害的效果。本文试从“权力”的角度提出“赋权—让渡—重塑”的认识框架,分析媒介智能化带给新闻受众、媒介平台和专业记者三个不同主体的变化,以深化对媒介智能化与新闻业关系的理解。

  赋权:受众获得时空能力与情感满足

  权力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影响力,是指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1]。就媒介视角而言,伊尼斯将媒介分为两类,即有利于时间偏向的媒介和有利于空间偏向的媒介,媒介的时空偏向分别体现了持久性和广阔性两种维度的权力追求[2]。而从另一视角看,传播行为本身也是在行使一种权力,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作为话语的讯息在实践中对相应的群体形成规训,权力形成网络结构化或弥散[3]。

  当今的智能化媒介更像是为人类在现实之外撕开了另一虚拟时空,曾经的读者、观(听)众不再是单纯的受众,智能化促成了媒介技术对他们在时空、身体和情感上的嵌入,他们以“用户”的数字身份进入智能化的新“时空”,实现身心深度赋权的可能。

  一方面,受众通过智能化媒介获得了处理更多时空信息的权力,这是他们原先所无法做到的。通过VR(虚拟现实)、传感器、无人机拍摄等技术对事件进行散点化的全息现场还原,新闻的中心视点不再是唯一视点,打破了受众的视觉习惯。受众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观察现场场景和线索信息以及进行虚拟性互动,从而对事件形成各自的理解与判断。伴随着可穿戴技术的跟进,视盲、聋哑等残障人群也能超越肉体缺陷,对外界进行了解和表达,参与相关社会讨论与动员活动。

  另一方面,智能化技术实现了对用户的个性化“心理按摩”。通过大数据处理进行受众画像,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人群分类以及浏览记录判断受众的喜好与需求以推送相应信息。

  综上,用户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行对新闻讯息进行采集、解构、重构和传播,原先处于相对末端的被动身份在新的参与中实现上移,打破了传统传媒机构的话语垄断,改变了议程设置下单一的接受、被支配的角色印象,反而成为可以利用信息获得关注,影响其他受众、媒体以及平台的主体,达成权力的自证,新闻内容中用户自由价值也因此增多。

  让渡:平台实现内容支配与资源控制

  在福柯的观点中,个人既是权力的持有者,又是权力的承受者[4],媒介用户通过智能化技术获得了权力,以实现超越自身能力的时空满足,同时就会受到相应的权力控制,即权力让渡。可以说,当用户在为个体影响力增大而自喜时,平台作为人工智能的提供方,获得了名为“控制”的更强权力。

  首先,新闻资讯平台利用准入机制完成用户第一次让权。从下载平台进行用户注册开始,平台就获得了用户最基本的姓名、性别、所在地、职业、喜好等信息。

  其次,智能平台还会在新闻分发与推送过程中控制用户多次让权。通过初选信息和使用记录,平台能够勾勒出个性化的用户画像,借此对用户进行信息推送。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对信息进行选择与过滤的权力让渡给了平台,平台由此实现对用户进行整体的话语干预。此外,推送机制对于真实性的审核有限,技术依赖取代信任成为用户了解事实的理由,平台拥有了为用户设置议程的权力。

  再次,平台也控制了用户的新闻资讯生产。平台规则和数据反馈会成为用户提高自身关注度和话语权的新风向标,成为新信息的创作根据。为此,创作者逐渐自发性迎合平台的内容创作规则,如时长、表现形式等,创作自由的权力发生让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主流媒体为了获得平台引导的用户注意力,也向平台让渡了部分自己作为把关人和传播者的权力。

  就底层逻辑而言,平台在各个使用环节得以控制受众的原因,在于平台对媒介智能化技术的资源掌握。就新闻资讯的智能化传播而言,大数据可视作一个海量新闻信息资源收集系统,算法可视作一个海量新闻信息资源匹配工具,VR等可视技术则是资源的呈现工具。用户对这些技术的使用可以体现为平台对用户的信息服务,背后实际是通过智能化技术对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以及时空资源进行联系与调度,实现社会现实状况与人们的普遍联系。

  “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5],当用户把媒介作为自身能力的延伸时,也就是用媒介对自身能力进行截除。平台将智能化技术作为资源供给用户租用,代价是用户的信息、感官与神经的自我弱化,用户处于被渔利与操控的弱势地位。可以说,智能传播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而权力就是通过对占有这些资源进行分配而获得的能力。

  重塑:专业媒体构建价值认同新范式

  媒介智能化对于新闻权力的改变,不只关乎平台与用户交易的公平。2017年9月,人民网曾连续三日发文批判算法,强调“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别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警惕算法走向创新的反面”,反映出了这场权力关系中更值得警惕、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伤害的权力滥用,而其根源则在于专业媒体(或理解为区别于互联网媒体的传统媒体)面对平台媒体和用户时价值传播权力的失守。

  在由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为主的大众传播时代,专业媒体承担了新闻生产和分发的全过程,也就是掌握着上述的价值传播权力。而智能化媒介技术的出现让平台媒体在传播生态中楔入了一个中间层,从而改变了原先二元主体的传受地位。这一改变让传统媒体的价值影响力发生了悬置。在此背景下,恢复传统媒体权威成为业界和学界反复讨论的话题。

  然而,权威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威望,即权力所获得的认可,部分文章强调以新闻专业性等经验性优势恢复媒体权威的观点是非常苍白的。因为,专业性的技能和经验仅是媒体权威得以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它无法弥补因为平台作为分发渠道的存在而造成的资源分散。甚至自动写作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在体育、经济等新闻中表现出的高准确性直接挑战了人之于新闻的权威。[6]因此,对专业媒体的权威期待不应是基于技术资源上的恢复,而是重塑新的权力认可。

  卡尔森对新闻权威有全新的界定,他认为“新闻权威是一种偶然性关系,其中某些行动者拥有为他人生产有关事件的合法话语知识的权力”,他把新闻业与技术的关系单列出来,强调二者的相互关联性[7]。从关系理论的角度看,媒介技术不再仅是记者过去用来进行新闻产制和分发的工具,而是作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塑造着新闻的面貌,由此,技术权力不仅是工具资源的分配,还是利用技术构建价值认同的能力[8]。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是一种社会关系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改造的符号化过程,新闻作为描绘、叙述社会现实的符号产品,既离不开媒介技术,又同时与意义和价值共生。

  近年来,业界和学界出现了建设性新闻和非虚构写作等新的新闻实践尝试。相比于信息准确传递与效率,这些尝试强调的是将事件意义的理解作为一种阐释,通过呈现和介入构建新闻用户的社会(包括现实与网络)角色,实现价值的引导与共识。这些实践的背后隐含着新闻行业在使用和依赖智能化媒介时,对其人工智能进行价值观引导与规训的努力。

  结  语

  虽然智能传播技术改变了传播价值链条中的权力结构,也引发了对价值传播困境的担忧,但新技术的嵌入正推动着新闻传播行业与研究的范式创新,由于社会学、法学、文艺学等更多学科方法的引入,有关价值传播的忧虑似乎正在接近解决之道。而产业和研究的进步,必然会释放我们对于新闻传播行业与研究的更高想象力,从而去建构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更璀璨的文化世界[9]。

  【本文为山东省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专项“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编号:20CDCJ2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姜璐,王德胜,王彬.中国成人教育百科全书·经济·管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4:452.

  [2]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71-72.

  [3]朱振明.权力的消失:被扭曲的福柯——基于《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0(04):117-133.

  [4]尚丹蕊.新媒体时代的后真相探究——基于福柯话语权力的理论视角[J].青年记者,2020(35):21-22.

  [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61.

  [6]蔡之国,孔令淑.算法推荐对价值引领的挑战与对策[J].青年记者,2021(16):30-31.

  [7]Carlson, M.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 :13.

  [8]白红义.当新闻业遇上人工智能:一个“劳动—知识—权威”的分析框架[J].中国出版,2018(19):26-30.

  [9]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8.

  (戴元初: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雅童: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12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