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体融合的成效经验和模式体现在众多的案例中，本文基于大量案例，分析新阶段媒体融合的实践路径。

　　摘  要：媒体融合的成效经验和模式体现在众多的案例中，本文基于大量案例，分析新阶段媒体融合的实践路径。目前媒体融合已迈入从被动向主动、从粗放向精细、从探索向推广、从网络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进阶的新阶段，然而各地政策温差较大，媒体融合代际差异明显，主要影响因素是改革是否深入和精准。要强化媒体深度融合与营收结构变革的互促机制，破解现阶段媒体融合面临的四大困境，关键在于既完善顶层设计，又鼓励和包容基层创新，强化本级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加强靶向政策供给。

　　关键词：媒体融合；案例分析；路径选择；政策靶向

　　从2013年起至今近十年来，媒体融合战鼓频催,成为传媒发展创新和竞争的前沿阵地，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纵深推进，取得重要突破，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建设能力明显增强，媒体融合进入从被动向主动、从粗放向精细、从探索向推广、从网络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进阶的新阶段。但也要看到，各地各级媒体如何将媒体融合顶层设计落地转化成具体实践的机制，以及各地党委政府推动力度与政策温差甚大，诸多传统主流媒体在深刻变革面前左支右绌，适配互联网传播环境的内容生产和经营发展能力的短板相当突出，边缘化危机严峻。具体看，各地各级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水平存在明显级差。媒体融合涉及各环节多方面全链条，单一环节和单方面推动难有事功；如果说媒体融合是一出大戏，主流媒体是主角，那么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与赋权十分重要。传统主流媒体如何进阶为新型主流媒体，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案例分析去找寻其中的关节点，研究新阶段媒体融合面临的典型性问题，发现推动媒体融合的政策靶向。

　　影响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因素分析

　　从结果维度看，媒体融合有两个主要指标，一是宣传和内容生产及传播能力的提升，二是产业运营能力的增强。前者关乎职责使命，后者关乎生存发展，这两个能力互为支撑、相互制约，媒体融合应统筹推动两个能力的增强，防止短板效应。总体看，新兴媒体和媒体融合推动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能力大幅提升，也促进产业结构的重塑，但两者不同步不协调，媒体融合的宣传较强、运营较弱。江苏是发达省份，其媒体融合发展具有发达地区的代表性。江苏全省广电在新闻宣传、精品力作生产不断增多的同时，产业结构重塑、总体增长强劲，2021年全省广播电视行业经营收入达412.59亿元，同比增长18.89%，其中广播电视新媒体收入增长强劲，达50.23亿元，同比增长85.48%，但占比仅12%（同全国情况大致相同）,其中IPTV收入5.94亿元，同比增长25.32%；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收入31.78亿元、同比增长124.75%，广播电视广告收入92.87亿元，同比增长7.72%，由跌转增，说明广电机构广告逐渐适应媒体融合生态，稳住了阵脚。有线电视网络业务收入74.87亿元，同比增长8.35%，其中传统的收视维护费、付费数字电视频道收入同比下滑，增值业务、集团客户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32.41%、27.78%；广播电视节目销售收入41.9亿元，同比增长53.65%。由此可见，结构性增长态势明显，传统平台渠道和业务收入下降，新媒体新业务大幅增长，增长边际拓宽，市台、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民营网络视听媒体贡献尤大，市场主体新龙头成为增长担当。从江苏广电可见，主流媒体产业运营在媒体融合中已止跌回升，可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缘于经济发达吗？江苏省内部媒体融合水平差异甚大，就全国来说，不同地区和同一区域内媒体融合发展均存在代差。运营增长差距甚大，其中影响因素有哪些？从有关媒体融合案例评选结果或能蠡测一二。

　　近年来，相关机构和省市相继开展媒体融合案例评选，以典型引领推动全局工作，国家广电总局已连续三年组织媒体融合先导单位、典型案例和成长项目评选。新闻出版相关机构也有案例评选，江苏、湖北、长三角三省一市等相继推进本区域媒体融合，一些会议活动也组织案例评选，还有行业杂志和微信公众号不断推出媒体融合案例。以广电总局媒体融合评选入选案例分布看，2019年，东部地区占51.2%，中部地区占28.2%，西部地区占18%，东北地区占2.6%；2020年，东部地区占57.5%，中部地区占20%，西部地区占22.5%；2021年，东部地区占62.5%，中部地区占25%，西部地区占10%，东北地区占2.5%。先导单位，西北和东北地区很少，而典型案例和成长项目各区域均有分布，东部地区较多。案例显示的信息反映出不同区域媒体融合的状况，其影响因子有地区经济发展因素，但目前经济因素主要影响区域媒体的营收规模,对新媒体营收的比重影响并不显著,而本级党委政府及财政、宣传、组织、人事部门赋权使能因素，媒体机构的自我改革内驱和定位及路径选择的因素对媒体融合影响更大。总体看，媒体机构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决定性因素，发达地区的媒体融合发展整体较好，因为这些地方改革意识更强，发达地区有些媒体机构融合发展相对缓慢，就是因为改革滞后、路径迷失；欠发达地区有些媒体机构的改革意识强，媒体融合独树一帜，这说明影响媒体融合的本源因素中，区域经济条件不是主要的，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融合发展观念、党委政府重视程度、改革担当和体制机制创新相对更重要。

　　改革就是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顶层设计管宏观管原则，基层创新管微观管实操。将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战略部署和原则要求转化为基层的政策执行创新和媒体机构的改革突破，是一次创新性飞跃。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创新性地运用中央政策积极解决媒体的共性问题；还是继续传统媒体的路径依赖，并对遇到的问题消极等待上一级党委政府出手推动，这是从宏观视角看到的决定媒体融合深度的关键因素。

　　媒体融合与营收结构变革的互促机制分析

　　媒体融合落地，必然推动媒体产业结构变革，新媒体业务取代传统业务成为新增长极。从营收结构观察媒体融合路径，将有新的发现。先看报业运营，数据显示，头部报媒经营状况日益向好，全媒体矩阵初具规模，新媒体营收增长强劲，经营结构悄然转变。

　　上海报业集团2021年总营收同比增长16.6%，新媒体收入占集团媒体主业收入比重达到64.31%，循着这个数据可发现，“两微一端”和其他第三方平台账号已成为传播力影响力增长的新引擎。上海报业各媒体开设277个账号入驻近60家第三方平台，视频新媒体开设视频账号84个，日均生产视频时长587分钟，分别是2019年的2倍和3倍，上海报业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媒体产业链内容生态服务、版权内容服务、内容分发交易服务、财经资讯与数据服务等创新服务收入，同比增幅达29.43%，大幅领先集团主营收入增幅。其他头部省市级党报也有类似特点。“南方＋”“封面新闻”“交汇点”“新湖南”“红星新闻”等客户端产业运营能力增强。南方日报打造服务新品类“农业文创”，形成了新的竞争发展优势，“南方+”客户端收入2021年首次超过报纸，达3.16亿元，同比增长18.8%；湖北日报实现新媒体收入5900万元，同比增幅超过80%；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新媒体创收超亿元，同比增长40%。当然，放眼报媒，整体看新媒体营收的比重还较小。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2021年上半年对近百家报业机构的调研显示，经营收入平均增长4.7%，新媒体收入占比从上年的11.5%提高到15.0%，总量小幅增长，新媒体权重小幅增大，原因是头部机构少，腰部尾部报业占大头，其新媒体经营收入增长乏力，使得媒体融合运营整体上突破态势不明显。

　　在广电视听行业，新媒体收入占到50%以上，广电媒体融合营收也连续大幅增长。2021年上半年全国广播电视机构融合发展业务收入406.18亿元，同比增长29.67%。在湖南广电集团，2021年新媒体板块收入153.3亿元,远超传统媒体板块,其中新媒体广告收入达54.53亿元,同比增31.75%，这是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的新高度。地市级的无锡广电推动新媒体在内容生产、平台构建、经营运作和品牌打造等方面的全面整合，打造以“无锡博报”App为主体，“无锡博报”（时政）、“无锡博报生活”微信公众号为两翼的广电新媒体领衔矩阵初步成形，2021年集团主营收入同比增长30%，利润达到年度指标的119%。德阳台则把媒体融合同智慧城市服务结合起来，以本地传播与服务平台移动客户端“德阳市民通”作为媒体融合的主战场，拓展技术开发、广告代理、自营产品、流量推送、互联网金融等经营业态，重塑媒体业务和产业运营，2021年前10个月经营总额约4500万元。其具体做法：一是建设资讯、音视频和服务的聚合型移动平台，开设“智慧广电”专区，让市民可通过手机收听、观看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回看新闻栏目。此外，依托媒体资源，集成本地各类新闻资讯，全方位提供本地时政要闻、政府公告、社会新闻、生活资讯等，第一时间向市民发布重要信息。二是丰富场景应用，打通政务服务、生活服务、商务服务通道，增强用户黏性。布局“智慧政务”“智慧广电”“智慧金融”“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文旅”“智慧司法”等板块，集成开发近300项公共服务类应用。还结合本地需求，自主研发一系列特色服务功能，如“智慧停车”“摆渡车查询”“三星堆线上畅游”“房产超市”“乐购德阳”“美食地图”“慢直播”等功能，大大满足了市民需求。这些场景应用大大增强了“德阳市民通”的用户价值和用户渗透力，几个月之内就覆盖德阳全市70%人口，日均访问量达到30万人次，月均访问量1000万人次，成为本土第一用户流量平台、应用赋能平台和支付融合平台。“德阳市民通”提供了解决地市主流媒体移动客户端用户少这一问题的教材式案例，探索出地市台媒体融合发展新业务新业态新运营的路线图。

　　许多案例说明，现阶段党报党台新的产业运营模式对新闻宣传、市场生存与竞争能力至为关键，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媒体融合发展成色。绍兴融媒体中心在传统的媒体广告外，优化营收机构的首选是拓展新的产业模式，重点开发会展、文创、旅游、体育、户外广告等新兴产业，媒体融合使绍兴融媒体中心实现营收4.04亿元，扭亏为盈，连续两年同比翻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过去主要靠频道/频率广告和有线网收视费，媒体融合使媒体服务运营延伸到数字政府建设、云服务运营、雪亮工程、大型政企服务、产品带货、数据平台服务、融媒体账号服务、投融资、产业园区等。此类案例展现出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态势新力量，探索出新的产业版图扩展线路，建立了媒体融合与营收结构变革的互促机制。

　　但是，此类先进案例不多，其媒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虽然带来行业前行的光亮，但难以扭转总体的滞缓。宏观数据显示，媒体融合投入甚巨、业态甚多，借助第三方平台的矩阵宣传效果显著，但目前运营收入总体较弱，媒体融合的经营短板十分突出，传统业态经营加快缩减，“媒体+政务服务商务”模式难以落地并产生经营收入，这些是主流媒体运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新闻宣传和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赢得用户市场和实现可持续营收是媒体融合发展必由之路，要建立健全大力推广媒体融合与营收结构变革的互促机制，需要从传播场景创新和产业模式创新两个撬点用力。

　　媒体融合关键在基层政策创新

　　毛泽东同志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顶层设计至关重要，但没有基层的创新实践，顶层设计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面对媒体融合各种具体问题，必须有基层的政策创新与改革配套，才能推动媒体融合的突破。以下五点基层政策创新尤其值得关注和借鉴。

　　第一，有的省台在整合中推进融合创新

　　以陕西广电为例，陕西广电围绕媒体融合的改革在同类媒体中力度最大，至少在四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一是陕西省委出台《关于省级广播电视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整合陕西广播电视台和陕西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后者是有线网络的运营机构，组建陕西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加挂陕西广播电视台的牌子，实行企业化运作，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陕西台作为省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主体不变。这一改革突破了体制禁锢，意在解决传媒事业单位如何进入市场和传媒企业、如何获得独有行政资源问题，从而确立媒体国有事业机构地位和市场主体地位，解决掣肘内部动力激活机制的难题。二是建立了省级融媒体平台的运行机制。省级融媒体平台是区域媒体布局战略和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中枢，需要突破现有的媒体资源报、台分割和层级分割的体制，整合主流媒体机构资源，形成资源一体、管理一体、传播一体的体制架构。三是建立了新的运营体系。开门办台，开展内容、技术、服务等系列政企服务项目，将智慧融媒体与打造治国理政平台融合一体进行布局，全面接入政府资源，拓展“媒体+政务服务商务”， 与全省11个地市107个县区、53个厅局办、上百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集团组建经营中心，整合全台广告经营，解决小散问题。建立集团新媒体整合营销机制，合作建立行业融媒体中心，打造“智慧广电+”新运营体系，推动单一的广告经营向更高级别的“品牌运营、生态运营、平台运营”转变。四是建立新的管理机制。改革内部组织结构，取消传统的频道制,改革原来的中心制，创立全媒体生产传播业务线制，以新的产业业态为枢纽、以新的中心制为基础，建立协调高效机制。陕西融媒改革实践说明，地方具有体制机制改革的充分事权，媒体机构内部改革空间很大，党委政府高位推动改革是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具体实践的关键。

　　第二，地市党报党台的合并与改革

　　在地市一级，体制改革是本级党委政府的事权，党委政府的媒体融合改革的路线选择和决心力度，决定了本级媒体融合的进程。2019年绍兴市整合绍兴日报社、绍兴广播电视台，成立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传媒中心为绍兴市委直属事业单位，传媒集团为绍兴市政府直属国有文化企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运行模式，重建融媒体的组织体系、干部体系、薪酬体系、制度体系、产业体系、技术体系。体制改革赋能媒体融合，绍兴新闻传媒中心打造的“越牛新闻”客户端上线一年多，用户量从12.6万骤增至420万，位居全省前列。齐齐哈尔广播电视中心曾经改革滞后，负债运行，工资拖欠，员工集体举标语讨薪，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地市委市政府于是加快力度深化市级媒体融合改革，从领导班子到体制机制进行全面改革，老问题得到解决，犹如打了强心针，台内活力迸发，一年就扭转了新闻宣传滑坡和营收持续下滑局面。第一步改革激发了活力，下一步改革是要推进内部组织、宣传业态和产业模式创新。如果没有地方党委政府的决心和支持，报台的改革就难以突破传统媒体体制机制。大量案例表明，媒体融合改革首要的是本级党委政府的强劲支持。

　　第三，探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和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体制机制

　　这是近20年来媒体改革因地制宜做出的选择，由基层实践探索并以良好成效赢得了政策的认可。湖南、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报和台较早实施这项改革，实现了领先发展，管理部门对类似改革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实践证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适配体制内媒体的正确选择。党报、党台具有双重属性，在舆论宣传中是事业主体，但在市场服务中就是市场主体，事业、产业都是党领导下体制内主流媒体的本质特征。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利于两者协同创新，事业单位因之注入市场活力，企业运营因之培根铸魂。但在一些地方，这一改革模式很难推行。有些相关部门认为媒体的事业和企业不能共体，要么实行事业体制，按一般的事业单位规定管理人财物和业务运行，忽视媒体生产的特殊性，必要的放权不够，大量一线和骨干人才被不公平对待，有效激励约束机制长期缺失；要么片面理解事业产业分离，将产业资源硬生生分割出来划归新成立的市场主体，这与当前媒体竞争新格局和运行环境相悖。前者导致管理机制的僵化，不利于激发活力；后者将业务资源分割，各媒体机构之间恶性竞争、形成内耗。在实践中，凡是实行传统事业体制人财物管理模式的，媒体融合最难最缓慢。推动媒体融合走出深水区，就要通过精细的改革，建立健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二位一体”体制机制。

　　第四，升级全省融媒体平台，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枢纽，以全省融媒体平台建设推动区域媒体深度融合

　　这一创新基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省级技术平台，但植入了全网运营的构想，对于基于产品和网络重塑媒体格局、实现开门搞融合和合作促融合具有重大意义。湖北广电的长江云平台是首创者，它采取1+N的省市县融媒体中心合作发展模式，实施“政务+新闻+服务”模式，到2021年底已有80多家省直厅局入驻、119家市州县客户端上线，基本形成了覆盖全省、市州、区县三级，功能完备、互联互通、运行顺畅的移动网络公共信息服务体系。贵州省“云上贵州多彩宝”App作为贵州省政府网移动端唯一门户，打造数字民生平台，率先实现水电、燃缴费业务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打通互联网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纳入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陕西、江苏、浙江等地也在推进和完善这一工作。从案例看，这一基层创新正在多个省份逐步推进，但除了重大新闻行动上下打通联动外，在运营上尚无明显突破，说明这项意义重大的基层创新还需进一步推进。

　　第五，在媒体融合中大力推进政务数据资源接入

　　政务数据资源接入难是媒体融合的共性问题，这是推行中央媒体融合部署“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的最大障碍，也是省市县媒体融合亟待突破的环节。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力行改革落实了中央要求。四川德阳台的基层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德阳政府服务与大数据局合作，在抗疫阶段应急开设的“德阳市民健康通”小程序基础上，整合新闻传播、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建设一个具有城市本地通App功能的智慧城市新媒体平台。二是建立新的市场主体。德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授权德阳市广播电视台、德阳发展集团（国有企业）共同投资成立“德阳市民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德阳市民通”平台的运营。其中，德阳发展集团占股60%，德阳市广播电视台占股40%。德阳发展集团派驻董事长，负责统筹协调全市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智慧城市等数字资源，接入“德阳市民通”平台；德阳台派驻总经理，负责“德阳市民通”平台的技术开发、内容打造、商业运营等工作。这一基层创新从体制改革入手，妥善解决了政务数据资源接入难的问题。推动主流媒体接入政务数据运营资源、扩展和做强社会服务，这是落实中央有关媒体融合战略部署、建立新型主流媒体的必由之路。

　　众多案例说明，基层创新一定经由改革，改革是媒体融合的动力之源。媒体体制机制改革依赖本级党委政府赋权，媒体内部的各项改革均需要本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一些地方的媒体融合滞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媒体内部改革是内因，而其他部门的协同改革是外因，系统推动改革才能壮大媒体融合的驱动力。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的政策靶向

　　媒体深度融合是媒体迭代变革的唯一支点和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主要引擎。推动媒体深度融合，需要全面变革，藉由变革才能加快重组媒体要素资源、重塑媒体生产运营结构、重建媒体竞争发展格局。综合调研结果来看，尽管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但融合发展之路依然困难重重。应正视省市级主流媒体面临的困境，进行精准改革、有效推进。调研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取得总体性突破性进展，当前的任务是建强用好，而省、地市两级主流媒体生存发展形势严峻，媒体深度融合任务艰巨，成为重点难点。同时，省市两级媒体融合的质量与效果将直接影响到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否建强用好。省市两级媒体的基础性问题是，以广告为主的传统产业模式难以为继，存量枯竭，增量拓展困难，经营上面临四大困境：

　　一是经营和财务困境。相当多的媒体总体上收不抵支，财务压力越来越大，生存危机依然严峻。大多数报台的新媒体用户价值挖掘不够，用户分散，日活不足，传播和广告价值低。特别是一些报台仍然依赖版面和时段资源售卖，专题广告宣传占比大，影响节目品质和用户体验，难以持续发展。二是媒体结构失衡困境。新媒体业态比重小，传统媒体占大头，现有频道频率资源冗余严重，功能重复、内容同质、恶性竞争，经营转型难，发展包袱大。三是人才困境。因分配和人事制度改革滞后，冗余供养人员过多，年轻人才待遇相对较低，成长空间小，人才持续流失，一线骨干力量尤其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和年轻后备力量严重匮乏。四是协同推进困境。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媒体机构内部的局部改革和末端改革边际成效递减，亟待协同和系统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但相关部门对媒体融合任务的紧迫性、形势的严峻性认识不足，主动性、建设性的作为不够，一些制约媒体发展活力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推动新阶段媒体融合,应强化靶向思维，攻克这四大困境。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媒体融合战略的认识

　　媒体融合是决定主流媒体前途命运和履行使命能力的关键一役，目的是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切实做到人在哪儿，宣传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实施移动优先策略，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让宣传思想工作落地见效，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要把提高政治站位具体体现到确保媒体机构一把手懂业务、有事业心、敢担当上来，具体体现到传播效果和有效守护舆论阵地上来，把产业经营聚焦到掌握媒体竞争主动、赢得用户市场份额上来。

　　第二，进一步明确媒体融合新定位、新目标和新路径

　　坚定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区域信息枢纽“三合一”定位。一是媒体的新宣传与新运营两手抓、两加强，以新闻宣传为媒体经营铸魂强基，以数字经济为新闻宣传强身壮体，以公信力、权威性擦亮新型主流媒体的品牌。从实践看，媒体融合一定要在双轨上前行，一条是新闻宣传、内容制播和导向引领，这是主流媒体的职责使命；另一条是用户拓展和产业经营，这是主流媒体发展的根基和经济基础。二是超越传统的媒体模式，超越寄居第三方账号矩阵，以当地服务应用场景为支撑，以全媒体、全形态、全流程泛媒体服务，自觉转型为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政商服务的优质供应商，聚焦本地各个产业发展，在数字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建设和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力，实现对基层板块宣传、服务需求的全覆盖。构建以公信力为基础的本域化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自主平台，拓展为当地社会治理体系的“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平台，“贴地飞行”，形成新的产业运营模式。三是做实做强移动客户端，推进媒体存量变革，发生化学反应。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远高于使用台式电脑（35%）、笔记本电脑（33%）、电视（28%）和平板电脑（27.4%），手机已成为人与世界交互的最主要窗口。因此移动客户端是媒体融合的关键、自主平台的核心。许多机构以传统媒体思维建设运营移动客户端，花了重金，但缺乏实用性、服务性、必要性，落地性不强，用户价值低，解决这一痛点，应借鉴成功案例的经验，立足独特优势，走与民营媒体平台差异化发展路线，在找准和创新应用场景上下功夫，以新的业态增量变革媒体存量。

　　第三，实行主流媒体脱困工程和赋能工程

　　强大的新型主流媒体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阵地的坚强卫士，也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重要的政策靶点。推动省市两级媒体深度融合，需要本级党委政府高位推动，以精准改革加快系统性重塑。改革是媒体融合最大的驱动力，要以全面深化改革补短板、抓落实、增活力，以关键点的突破引领改革向纵深推进，实现政策落地见效，重建主流传媒体系。自2013年中央对媒体融合做出部署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中办国办先后三次印发专门文件，党中央对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明确了任务要求和改革原则，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绍兴市的媒体深度融合快速推进，主要得力于绍兴市委市政府在资金上大力扶持、在改革上切实推进，市政府通过固定资产置换方式解决了新的绍兴传媒中心大楼14.5亿元建设资金。从2020年起，绍兴市政府还设立了每年3000万元的媒体融合专项资金，通过购买服务和专项补助的形式支持市级媒体融合。但是，许多地方和媒体机构在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因地制宜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原则要求方面不全面、不到位、力度不足。现阶段各级相关部门要积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制约媒体融合的堵点难点关键点，强化有效政策供给，为主流媒体培正、补血、松绑，卸除过去留下来的冗员与财务包袱。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要支持和提供一地一策、一媒体一策，务求破除传统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经费支持、活力激发和相关资源配置问题，大力推进媒体横向整合和纵向一网建设，建设区域融媒体平台，以扩展服务来拓展用户，以用户集聚做强媒体，以做强媒体巩固思想文化阵地。

　　（作者为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