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佳作频出，如《失孤》《亲爱的》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作品不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收益，也引起了强烈的

　　近年来，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佳作频出，如《失孤》《亲爱的》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作品不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收益，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然而，这类电影在取得经济与艺术层面“双丰收”的同时，侵权现象也层出不穷：例如影片《亲爱的》上线后，当事人高永侠表示，影片中虚构的下跪、陪睡等情节对其名誉权造成损害；电影《霍元甲》上映后，霍元甲后人控诉电影侵犯名誉权，这些事例证明，对现实题材的电影改编存有很大的侵权风险。因此，分析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侵权现象发生的动因，思考合理的规制及应对策略，是业内人士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侵权现象发生的动因

　　取材于社会中真实发生事件的改编电影通常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指代意义也非常强，其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能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比如：2014年电影《亲爱的》上线后，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最终形成网络舆情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视；2016年“团圆系统”正式上线运营，截至2018年9月15日，两年多，“团圆系统”共发布失踪儿童信息3419条，找回3367人；由杨幂、郭京飞主演的《宝贝儿》则引发了全社会对弃婴问题的广泛关注。虽然这类电影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但在二次创作时，由于对一些情节的过度加工与虚构，也可能引起原型人物的抗议和不满情绪。

　　1.伤害当事人情感。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对故事情节进行虚构或二次加工时，不注重对“度”的把握，从而伤害到原型人物的情感。例如：当《亲爱的》名利双收之时，当事人高永侠却背负着很大的心理重担，电影中陪睡、下跪的情节让她难以接受。在电影播出之后，她觉得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也曾有人问过她：你是不是那个电影里的样子？这对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2.制作方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在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的片头或结尾处，以字幕形式出现“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部分情节并未真实发生”，是我国电影制片方通用的做法，在侵权现象发生时，制片方希望借此来规避责任。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虽然广电总局对根据普通人经历改编的剧本并无明确规定，但还是应慎重处理影片中那些足以影响当事人名誉的情节。

　　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注重的是影片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演员的精湛表演，不会刻意区分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如果影片未能将虚构与夸张情节加以区分或明示，而观众又无法明确区分，这会进而影响观众对电影人物的主观评价，并且观众会将这种评价与原型人物建立起对应关系，从而对原型人物的形象和名誉造成损害，这不是一句“免责声明”就可以规避的。

　　3.电影行业相应规范的缺失。虽然我国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的发展很快，社会反响也较为强烈，但与文学作品改编、创作型电影相比，在涉及名誉权、肖像权、版权等问题时，相应的行业规范还不够完善，不能为行业人士进行规范性指导。例如，其中如何与当事人进行交流沟通、达成有效协议，是当前此类题材电影在二次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许多当事人出于对自身形象和名誉的考量，难以和制片方达成一致。电影《亲爱的》在拍摄前，曾多次找到原型人物高永侠，多次表达想面谈的意愿，但均被她拒绝。后来在电影上映之后，剧组打电话邀请高永侠，也被她拒绝了。当电影在全国热映，赚足了口碑和票房之时，作为原型人物的高永侠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邻居跟她说：那部演你的电影，你看看吧！高永侠这才看到了影片中许多令她无法接受的情节，由此走上了维权的道路。由此可见，在影片拍摄前期与原型人物进行充分的沟通，并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避免当事人因对影片情节不满而进行维权具有重要意义。

　　避免侵权现象的策略

　　1.全力争取事件当事人的同意授权。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为了追求艺术效果，会以艺术的形式对客观事件进行二次加工，而这些虚构情节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有所影响。事实上，我国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存在的巨大风险，主要集中在当事人对电影中的虚构情节以及过度艺术加工的指控。所以，在剧本制作前期可与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事先界定出哪些情节是绝不能出现的，哪些情节是可以在尊重当事人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并以书面的形式列举出来，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在剧本完成后要递交当事人进行阅览确认，当事人同意之后出具“授权书”以证明同意制作方的改编，以避免将来不必要的纠纷。

　　此外，由于当事人全程参与到客观事件中，所以在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拍摄时，可以邀请当事人参与到电影拍摄中，饰演剧中人物或者本色出演。例如：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作为事件原型的魏敏芝在影片中饰演了本人；国外影片《萨利机长》同样也是由当事人饰演自己。再例如：根据轰动一时的“吴若甫绑架案”改编的影片《解救吾先生》，事件当事人吴若甫在片中饰演了一名警察。

　　2.避免暴露及侵犯当事人隐私。如若电影中对当事人信息过多曝光，则容易致使侵权现象发生。例如：电影《亲爱的》在影片结尾处就将原型人物高永侠的真实信息暴露在广大观众眼前，而此举并没有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亲爱的》制作方这种不专业的做法，对高永侠的名誉造成侵犯。由此可见，在电影制作时应避免过多暴露当事人隐私，或在影片中提示观众哪些情节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的，使观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能作出正确的评判。例如：《解救吾先生》的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本来打算让吴若甫出演“吾先生”，但后来衡量再三才作罢。

　　3.构建起完善的行业规范标准。我国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要实现长远发展，首先要构建起完善的行业规范标准，建立起制片方与当事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这是由于如果电影未取得授权或改编不当，不仅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纠纷而且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实际上，一直以来关于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的法律纠纷从未间断：2006年，由于电影《霍元甲》中出现大量的不实情节，霍元甲之孙霍寿金起诉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单位侵犯霍元甲的名誉权；2011年革命女英雄秋瑾的亲侄孙秋经武质疑《竞雄女侠秋瑾》制片方授权主体赖启珊身份为假，不具备授权权利，而且影片中的不实情节已经严重损害了秋瑾的形象，因此电影上映时间被一再推迟；2015年，《亲爱的》中出现的一些虚构情节给当事人高永侠的生活造成严重困扰，于是后来掀起了一股维权风波。由此可见，建立起完善的行业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在影片创作时应遵从基本的创作伦理规范，以尊重当事人意见为前提，明确划定改编界限，而且在创作时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有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是对社会焦点问题的艺术化反映，不仅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而且能助推社会的变革。但是，“客观真实事件”和“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毕竟存有较大差异，前者注重客观真实，而后者则更注重艺术呈现。所以，影片中一些虚构情节的出现和二次创作成为必然，但同时也应注意对侵权风险的管控。在未来的电影制作中，如何平衡客观真实与艺术加工、商业收益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是电影制作者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只有解决好目前存在的矛盾，真实事件类改编电影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本文为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2018年度调研课题“新时代中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研究”（编号：SKL-2018-6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陈伟华：《中国现当代小说电影改编的典型模式论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②王素芳：《中韩“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差异化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③周少华：《转化与更新：论我国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1978—2018）》[J]，《当代电影》，2018年第10期

　　（作者单位：黄河科技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