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本文对阴谋论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结合最新案例分析美国Z世代青年在抵制阴谋论的过程中进行了哪些创新，综合运用

　　摘  要：本文对阴谋论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结合最新案例分析美国“Z世代”青年在抵制阴谋论的过程中进行了哪些创新，综合运用“仪式抵抗”等理论分析“Z世代”如何传承和发展了青年亚文化的传统，从而为改善新闻传播和媒介文化生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社交媒体；阴谋论；青年文化；Z世代

　　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一直都是美国新闻传播与媒介文化场域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流”与“逆流”，在不同社会、种族和文化群体中均有着一定影响力。自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尤其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持续，阴谋论也成为这场“信疫”（infodemic）中的重要表征[1]。面对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假新闻和“后真相”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互联网公司、学术界还是媒体业界都尽其所能与各类阴谋论展开舆论斗争，但收效不尽如人意，阴谋论仍然在塑造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认知框架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灰黑滤镜”作用，并由算法推送强化的“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的加持下得以进一步巩固、放大和蔓延，从而毒化了政治和社会生态，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

　　令人欣慰的是，日渐成熟的“Z世代”（Generation Z）——1995-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成长为以社交媒体平台为核心的媒介文化场域中的新生力量，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热衷于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用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引领着媒介文化潮流的更新迭代和政治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的媒介使用习惯和话语观念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抵抗阴谋论的方式，丰富了“青年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对阴谋论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结合“鸟不是真的”等最新案例分析美国“Z世代”青年在抵制阴谋论的过程中进行了哪些创新，综合运用“仪式抵抗”等理论分析“Z世代”如何传承和发展了青年文化的传统，从而为改善新闻传播和媒介文化生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阴谋论的概念溯源

　　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凯伦·道格拉斯将“阴谋论”定义为一种对重大社会和政治事件的原因的解释，即这些事件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权势的行动者秘密操纵的。[2]阴谋论的核心观点往往具有“损人利己”“故意欺骗”和“合谋操纵”等特征，但其所引用的论据往往是空穴来风、牵强附会或似是而非的“后真相”。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倾向于相信阴谋论的人往往有一种或多种社会心理的动机，包括认知性动机（如对理解、准确性和主观确定性的渴望）、生存性动机（如对控制和安全的渴望）和社会性动机（如对维持自身或群体的积极形象的渴望）。另外，阴谋论的盛行也与人口结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相关，往往发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出现动荡、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处于“真空”状态或遭遇严峻挑战的“危机节点”。

　　阴谋论自古有之，但其蓬勃兴起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凯瑟琳·奥姆斯塔德指出，9·11事件是阴谋论发展进程中的分水岭，在9·11事件之后阴谋论与先前相比呈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也促进了阴谋论的快速传播。尽管也有研究指出，互联网中阴谋论的流量占比并不高，同时互联网也给了对阴谋论进行辩驳的讨论平台，但大多数研究表明，阴谋论者主要利用互联网集中于建立自己的线上社群，而社交媒体平台的“部落化”加剧了政治社会生态的分化和极化，从而使得阴谋论成为数字时代甚嚣尘上、难以有效遏制的“噪声流”和根深蒂固的“抗解痼疾”。[3]

　　阴谋论的产生、扩散和应对一直都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学者从“两级传播”“沉默螺旋”等经典传播学理论出发来阐释阴谋论的运作机制。有学者则运用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分析了阴谋论得以广泛传播的动因，发现炮制阴谋论的人将其视为危机传播中的一种认知框架，通过将突发事件与大众化的常识进行勾连，从而让那些缺乏专业知识和权威信息的“常民”缓解危机给他们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有学者使用框架理论（Frame Theory）分析了阴谋论的传播机制，发现如果炮制阴谋论的人能够提出明确的目标和可信的理由，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社会动员，促使公众对“阴谋策划者”的个人或组织采取行动。[4]还有学者借助于大数据研究来揭示阴谋论的传播特征和机理，发现那些宣扬“疫苗阴谋论”的网站在可信度和互动性等指标上明显高于权威机构的网站。这些阴谋论网站上会同时展示支持和反对疫苗的证据，从而通过“两面理”的策略提升自身的公信力，相比之下，一些权威机构和传统主流媒体的网站风格“高冷”，往往只有专家的一面之词，说教味道较为显著，从而强化了阴谋论者对精英阶层和专业人士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刻板印象”。[5]

　　有学者对比了有关“疫苗阴谋论”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推文后发现，拥护阴谋论的人发布的多为对“官方说法”的反对和质疑，包含了更多的数字和细节——虽然其中有许多是虚假的或未经证实的，但其语气显得更加自信，更富有煽动性；而反对疫苗阴谋论的用户发布的则是支持“官宣”的表态性内容，语气更容易表现出优越感和敌意，由此在网络生态中营造了支持阴谋论者遭遇打压的舆论氛围，往往会使得后者被视为“弱势群体”而获得公众的同情。[6]

　　无论政治社会生态和传播技术如何演变，阴谋论的危害已成为社会公认的事实。就当下流行的一些阴谋论而言，“疫苗阴谋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抗疫合作机制的久拖不决；与种族和移民相关的阴谋论引发了针对非洲裔和亚裔的暴力行为频发；政治类阴谋论导致了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新低，从而使得公民政治参与度大幅度降低和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科学类阴谋论会产生反智运动和使仇视新技术的新“卢德”（Luddite）运动兴起，等等。尽管这些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指向，但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即通过简单化、去逻辑化的解释和演绎影响人们对复杂问题的认知，进而产生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

　　为了更有效地抵制阴谋论的不良影响，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探寻对策和解决方案。他们发现，以事实真相和科学原理为基础的辩论和纠正能够有效减少阴谋论的负面效应，同时破解阴谋论蕴藏的各种认知“迷思”和逻辑“陷阱”或重新构建不同社会、性别和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都能有效降低公众对阴谋论的接受度。[7]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已证明，依靠“科学求真”“正本清源”等传统思路或方法对消除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阴谋论而言已经显得力有不逮。因此，热衷于依靠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等数字技术标新立异的“Z世代”在抵制阴谋论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他们一方面从青年亚文化“反叛如仪”的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根据智能传播的发展趋势锐意创新，在探索抵制阴谋论的过程中开创属于“Z世代”的媒介文化潮流。

　　用“刚左新闻”抵制“匿名者Q”

　　“刚左新闻”（Gonzo Journalism）是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的媒介文化潮流，以主观视角和行文夸张的风格著称，力图颠覆专业主义倡导的“理客中”的新闻观念和简约、朴实的“电报体”文风。与专业主义推崇的“墙上的苍蝇”（fly-on-the-wall）的定位不同，“刚左新闻”把记者本人作为新闻报道的核心，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其亲临现场和参与事件的全过程。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记者兼作家亨特·汤普森在1971年发表的经典报道《腐败堕落的肯塔基德比》中，但真正产生影响力的“刚左新闻”代表作则是汤普森发表于同年的报道《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及其私人律师“刚左博士”（Dr. Gonzo）的两次旅行经历，旨在宣扬以颓废叛逆的方式追逐属于“垮掉一代”的美国梦。[8]该文发表后，其效仿意识流创造的“波浪语体”被视为“刚左新闻”的重要表征，引发许多同行争相模仿，由此汤普森也成为“刚左新闻”的先驱和重要代表人物。尽管他在一系列“刚左新闻”中所描写的内容基本是真实的，但是写作的手法极尽讽刺、夸张和意识流之能事，将记者本人对新闻事件的体验和追踪置于报道的中心地位，突出个人的感受和生活细节。

　　“刚左新闻”通常被认为是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潮流的一个分支。“新新闻主义”是在六七十年代美国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一方面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并存，另一方面青年运动此起彼伏，质疑和反叛精神甚嚣尘上，在作为新媒介的电视的冲击下，报刊机构的文字记者在报道理念和风格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9]“新新闻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方法，还要求利用小说写作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10]。“刚左新闻”相对于“新新闻主义”，更加强调作者本人在事件中的“投入”和体验，以第一人称不受束缚地还原新闻场景。

　　“刚左新闻”和“新新闻主义”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后逐渐式微，以客观、准确、平衡和简约为核心的新闻理念和风格仍然占据着报道的主流。21世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兴起后，一些以青年网民为主要对象的初创媒体——其中以“维采”（Vice）传媒等网站为代表——重新发掘了“刚左新闻”的传统，旨在颠覆客观新闻学传统，强调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原画复现”式的报道。[11]Vice等初创媒体虽然刻意迎合的是“离经叛道”“异视异色”的亚文化潮流，但其内核仍是大胆关注西方社会的敏感议题和争议话题，并将全球化、多元化和年轻化的视角融入新闻报道中，力图与充斥于欧美传统主流媒体上的精英主义的宣导与说教“划清界限”。Vice对当时的青年群体“千禧一代”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许多欧美青年人把“我很Vice”作为自己的口头禅。

　　随着人类全面进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智能传播时代，当下的青年群体已经是全新的“Z世代”，他们对机构媒体的信任度呈现出不断下降之势。随着美国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和新媒体的凶猛发展，“Z世代”青年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给予的话语权，自行发布一些以自己的感受和现场体验为主的内容，力图复兴“刚左新闻”开创的青年媒介文化传统。“Z世代”不再依赖传统主流的机构媒体，以亲临现场或亲身体验的形式成为新媒体内容的“产消者”（prosumer），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用户生产的内容（UGC），并为广大公众提供比机构媒体更加真实可信的报道。

　　与当年红极一时的汤普森一样，“Z世代”青年复兴“刚左新闻”传统的典型人物是年仅24岁的美国独立记者安德鲁·卡拉汉，他和团队制作的“刚左风格”的全媒体新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通过复兴“刚左新闻”的传统来抵制阴谋论的实践获得了广泛认可。

　　卡拉汉2019年在YouTube创立了名为“全程无刹车”（All Gas No Brakes）的频道，制作并发布刻意模仿“刚左新闻”风格的视频。这些视频主要都是他本人亲自到达事件发生的现场，采访事件中的人物并以简约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截至2021年3月，该频道已经拥有了超过170万订阅人数和超过7100万观看量。因与版权方产生了合约冲突，卡拉汉及其核心团队在2021年3月离开了该频道，随后在优兔创立了全新的“第五频道”（Channel 5），但基本保持着和原频道风格一致的内容。这一频道也延续了其影响力和关注度，截至2021年底收获了超过144万人订阅和3280万播放量，并获得了2021年“流媒体大奖”（Streamy Awards）的新闻类奖项。在“第五频道”所发布的视频中，卡拉汉以一个相对简单和随意的形象出现在新闻事件现场，采访那些他认为的“真正的美国人”，而这些人往往是边缘化的、普通平凡的底层百姓，而这一过程往往都是没有提前安排和计划的“原生态”，因而显得十分真实从而受到观众的认可和信任。

　　值得关注的是，“第五频道”制作的一系列“刚左新闻”视频中的主题便是抵制阴谋论者，他的首选目标就是当今美国影响力最大的阴谋论派别——“匿名者Q”（QAnon）。2021年7月，该频道发布了一则名为“Q集会”（Q Conference）的视频，聚焦这一派别的一场集会。“匿名者Q”是一系列互联网阴谋论的总称，其核心观点是美国乃至世界是由一群崇拜魔鬼撒旦的恋童癖者在背后掌控的，他们遍布政治、商业、科技的精英阶层，试图颠覆美国这一“天选之国”，由此也引申出了各类主题的阴谋论，并且随着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而逐渐发酵，尤其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追捧。2020年底的一项民调显示，约有17%的美国人竟然认为“匿名者Q”的核心观点是真实的，足见其影响力不容小觑。[12]

　　在“Q集会”这条视频中，卡拉汉到达“匿名者Q”的信徒们的集会现场，并深度参与其中，采访参会的许多不同类型的民众，并将其访谈原汁原味地直接呈现给观众。视频的开头展现了一位因为深陷“匿名者Q”的阴谋论而与家人决裂乃至于被逐出家门的中年妇女。她回忆起曾经的与家人之间的幸福生活而流下了眼泪。尽管如此，她仍对阴谋论深信不疑，“并不想回头”。这一场面让观看视频的人对这个妇女的境遇感到悲伤，进而反思还有无数社会边缘群体将那些荒诞不经的“邪教”一般的阴谋论视为信仰，从而失去了原本正常的生活。随后，卡拉汉继续把话筒交给其他参会者，听他们讲述荒谬、逻辑不通、自相矛盾却十分坚定的信仰，让人不禁唏嘘。之后，他又通过展示2021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骚乱”的蒙太奇剪辑，含而不露地展示了“匿名者Q”与这场骚乱之间的联系。

　　在这段视频的结尾，卡拉汉邀请到了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他被特朗普重用，坊间传说他就是“匿名者Q”组织神秘的领头人。但弗林在镜头前表示，对于“匿名者Q”及其散布的阴谋论一无所知。随后，卡拉汉在报道中展示了弗林与家人一起高喊“匿名者Q”口号的视频片段，由此印证了此人表里不一的品行，并暗示“匿名者Q”可能与像弗林这样的政界高层人士有所关联。与此类似，“第五频道”制作和发布的多条视频中都使用“见招拆招”的比对方式揭穿了“匿名者Q”散布的一系列阴谋论。与机构媒体的专业记者采用的程序繁复的事实核查等方式相比，这种接近新闻原生态的“刚作”风格更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可和接受。虽然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共广播网（PBS）等主流媒体机构都制作了揭露“匿名者Q”的纪录片，但相比之下，卡拉汉制作的“刚左”风格的短视频在传播力和影响力上更胜一筹。

　　值得一提的是，与机构媒体的运营模式不同，卡拉汉及其“第五频道”团队采用的是数字传播时代更为流行的“众筹”模式，通过“赞助人”（Patreon）这一会员制平台为内容生产筹措资金。该平台成立于2013年，通过订阅服务、粉丝打赏等形式为以艺术家为主的内容创作者筹措发展资金，后来逐渐扩展到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多个领域。创作者可以在该平台上发布独家的优质内容，用户若想获取消费这些内容，则需要按期付费，平台也会从中抽成，用于更好地给予内容创作者支持。内容创作者也可以根据内容的层级不同制定不同的费用等级，给予订阅费更高的用户“额外内容”。“赞助人”平台上遍布着艺术家、作家、教育人士和各类播客、Vlog的UP主，等等，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像卡拉汉这样的独立记者在该平台上发起众筹，最大限度地抵御资本的影响，发挥新闻记者的监督功能。[13]实际上，许多像“匿名者Q”这样的阴谋论组织背后都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推手，而依赖广告收入生存的机构媒体也难以摆脱资本的操控。在此背景下，依靠众筹模式运营的自媒体或小微初创媒体在抵制阴谋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用“戏谑模仿”抵制阴谋论

　　近年来美国还出现了另一股影响力巨大的阴谋论思潮，名为“鸟不是真的”（Birds Aren’t Real）。其核心观点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鸟类不存在，而人们看见的鸟是美国政府安装的用来监视美国人的无人机。巧合的是，推特的英文原意便是“小鸟叽叽喳喳”，其标志也是一只蓝色的小鸟。

　　“鸟不是真的”这类阴谋论通过包括推特在内的社交平台得以广泛传播，相关集会活动不断涌现，在洛杉矶等美国主要大城市的街头，有大量广告牌上写有“鸟不是真的”的标语，同时这一运动在TikTok上吸引了60万粉丝，在Instagram上也有35万粉丝。2021年11月13日，这一阴谋论的支持者在旧金山的推特公司总部门前示威，要求该公司换掉他们的图标。

　　与“匿名者Q”这类阴谋论组织不同的是，“鸟不是真的”实际上并不是阴谋论的信徒。相反，他们是用“以毒攻毒”的策略来抵制社交媒体平台上散布的各种阴谋论。从后现代文化理论的视角来看，“鸟不是真的”实质上是身处后真相时代的“Z世代”青年用“戏谑模仿”（parody）或用中国网民更为熟悉的“恶搞”的方式来抵制阴谋论。这场线上线下相互呼应的社会运动最初是由来自阿肯色大学的23岁辍学生彼得·麦克因多在2017年发起的。他也逐渐成为这场“阴谋论”运动的灵魂人物，在网上网下组织他的“信徒”去反击质疑者和反对者。有趣的是，那些质疑和反对“鸟不是真的”的人恰恰是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的各类阴谋论受害者，包括前文提及的“匿名者Q”的忠实信徒。

　　作为“互联网土著”的“Z世代”，麦克因多在其成长过程中深感阴谋论对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毒害，但他同时也发现，传统新闻媒体和主流文化在抵制阴谋论上越来越力有不逮，决心用“Z世代”特有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实验”来对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阴谋论。具体而言，他不是采用传统的做法去反击某一个特定的阴谋论，而是通过“戏仿”或“恶搞”这类更符合数字传播生态的方式创立一个新的阴谋论，模拟“阴谋接管”整个世界的过程，观察和操控网民的反应，直到后者幡然醒悟，从而连根拔除阴谋论的传播机理。

　　“9·11”事件发生后，尤其是人类进入数字媒体时代以来，以麦克因多为代表的“Z世代”中的有识之士逐渐发现，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放大和极化的社群和族群冲突导致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疯狂状态，所以他们会选择“用疯狂来消解疯狂”的后现代文化理念，从而避免美国民众陷入被阴谋论操控的黑暗深渊。即便如此，麦克因多也强调，在这场“阴谋论实验”的过程中要时刻防范其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2021年底，麦克因多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他将在2022年底亲自揭穿“鸟不是真的”这一阴谋论，并宣布实验结束。[14]具体而言，“鸟不是真的”能够给全球网民树立一面镜子，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社交媒体时代无论多么荒诞不经、荒腔走板的论调都会赢得大批拥趸。这场“阴谋论实验”表明，任何人都可以编造和杜撰一个阴谋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散布，利用舆论热点和公众关切赢得眼球效应，这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加强网民数字素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尽管“鸟不是真的”是一场看似荒诞的“行为艺术”，却不乏来自学术界的证据。研究表明，即使是内容完全不同的阴谋论，相信其中一个阴谋论的个体也更倾向于相信另一个。媒介效果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提出并验证了报刊、广播电视和初代互联网等传统媒体所引发的“反常放大”和“黑暗世界综合征”等负面效应，这一效应在社交媒体时代得以进一步强化。就其传播机制而言，公众往往会在“阴谋论信念”驱使下产生怀疑一切的认知框架。换言之，相信某种阴谋论的人并非只是接受其内容。他们所认同的是，世界是黑暗的，总有某种权威力量刻意掩盖了事实真相。[15]由此，通过制造一个阴谋论并最终揭穿它，就能够从根本上动摇甚至于彻底瓦解公众的“阴谋论信念”，从而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达到抵制阴谋论的目标。

　　巧合的是，麦克因多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他希望与前文所述的“第五频道”等自媒体进行合作，共同为破除阴谋论而努力。这充分体现了“Z世代”青年群体在抵制阴谋论方面已经形成了认知和行动上的合力，未来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反叛如仪”文化内核的变与不变

　　“Z世代”青年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阴谋论的抗争是当下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青年亚文化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在新闻传播和媒介文化研究领域，青年亚文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二战”后，芝加哥大学的一批社会学者最早对亚文化群体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考察“越轨”人群及其行为，“芝加哥学派”总体上认为，亚文化身份认同是由其所处的“微观环境”所决定的。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则综合运用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多重理论视角，从更为宏观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去分析青年亚文化行为的象征意义及其影响。[16]“文化研究之父”霍尔将青年亚文化的独特风格和气质概括为“反叛如仪”——即通过各种符号化的仪式并借助于大众传媒进行广泛传播，从而达到抵制主流文化“宰制”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Z世代”抵制阴谋论的案例体现了他们对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主宰的信息传播秩序的一种仪式性的“反叛”。脸书、推特等少数硅谷巨头对信息传播的垄断不仅未能有效改善政治社会生态，相反却听任利益群体控制的“阴谋论”大行其道，从而使得包括“Z世代”在内的广大网民无法获得真实信息和高品质的新闻报道。

　　作为“数字原住民”，“Z世代”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更多，对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刻板无趣、套话连篇的说教产生了厌倦心理。他们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所分享的真实、新奇和不加修饰的“原生态”内容正好戳中了他们的“泪点”和“痒点”，同时也承袭了上世纪60年代由“嬉皮士一代”开创的“刚左新闻”的精神内核，形成了一股抵制阴谋论的更为强大而有效的力量。

　　“戏谑模仿”的形式体现了“反抗如仪”的青年亚文化特征。“Z世代”的抵抗行为有极强的“仪式感”，他们模仿阴谋论者的逻辑和行为，创建网页、编造阴谋论、组织线下活动、在线上售卖文化衫，等等，让“鸟不是真的”这句由迈克因多心血来潮随手涂抹的“戏言”在短时间内成为有成千上万人追随的“阴谋论”，成为“Z世代”“表演性政治”的典型案例。但他们与垮掉一代、嬉皮士等前辈用仪式进行抵抗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总是用“标新立异”和“出格越轨”来博取眼球，时时与主流文化针锋相对，由于受到后者的强力打压而刻意突出其“受难”“悲情”的定位。总体来看，文化史上的“反抗如仪”诉诸表面化和极端化，往往只是对建制文化的短暂破坏和象征性颠覆，最终会被社会精英和主流文化所“收编”。

　　相比之下，以“鸟不是真的”运动为代表的“Z世代”则顺势模仿其所抵制的对象，通过“重构”实现“解构”阴谋论的目标，实质上是以更为积极的“参与者”姿态融入主流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青年亚文化所具有的“破坏性”相比，“Z世代”的“反抗如仪”更突出其“建设性”和“创新性”的内核。作为更具想象力和行动力的新一代中坚力量，如何健康引导和有效利用“Z世代”青年文化应当是各国学界业界应当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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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张洪海，托尼·比亚索蒂.两位记者在Patreon网站的付费报道尝试[J].青年记者，2017(13):21-22.

　　[14] Taylor Lorenz. Birds Aren’t Real, or Are They? Inside a Gen Z Conspiracy Theory [EB/OL]. https://www.nytimes.com/2021/12/09/technology/birds-arent-real-gen-z-misinformation.html?smid=url-share

　　[15] Wood M J, Douglas K M, Sutton R M. Dead and alive: Beliefs in contradictory conspiracy theories[J].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2, 3(6): 76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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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本刊学术顾问；杨晨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