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万伟/译

　　发生在美国的引发世人瞩目的枪击案，以悲剧的不可预知性给新闻媒体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要与那些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在聚光灯下讲话的群体打交道。一方面，媒体要迅速、准确地报道事件，这通常需要与悲剧紧密相关的人群贡献信息；另一方面，媒体还要服务于他们，因为这些人不仅悲痛万分，而且对人性的核心信念与信心可能被悲剧彻底击垮。而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关系。

　　最近的一次悲剧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23日夜，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附近的大学城伊斯拉维斯塔镇。警方说，艾略特·罗杰用刀刺死了室友洪晟元、王维汉及其朋友陈乔其。警方还说，罗杰驾车在伊斯拉维斯塔镇滥杀无辜行人，射杀了凯瑟琳·库珀、韦罗妮卡·威斯和克里斯托弗·迈克尔-马丁内斯，并造成另外13人受伤。

　　但是，如果听了社区某些人对该事件的讲述，再加上媒体报道尤其是不断重复播放被指控的凶手射杀无辜的视频，会令这个悲剧事件带来的创伤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预料到那种潜在的影响，顾及学生的安全和情感状态，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学生报纸决定避开消息播报，而是探讨在本社区内更为深刻的思考和分析。该决定的后果是毁誉参半。此决策引发的问题或许对新闻业整体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公民本身已经成为社区新闻业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些论证对辩论各方都极具吸引力。《美国新闻评论》与持两种不同的观点的人士进行了交流，他们各自阐述了新闻媒体在美国这场滥杀无辜的枪击案后该如何表现的问题。

　　一

　　圣塔芭芭拉KEYT新闻节目主持人维多利亚·桑切斯，是圣塔芭芭拉KEYT新闻节目3的周末主播，她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记者之一。她采访了亲眼目睹枪击案并在当晚与凶手罗杰说话的唯一学生茜拉·斯沃茨。

　　《美国新闻评论》：学生们对伊斯拉维斯塔镇枪击案后媒体的到来反应强烈。有些学生在纪念场地前举起标语牌，上面写着“媒体滚蛋”或者“我们的悲伤不是你们的收视率”。你怎么看待学生对媒体关注的这种反应？

　　桑切斯：我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新闻媒体机构集中来到一个地方，尤其是像伊斯拉维斯塔镇这样的小社区。的确，我看到了这种情形。我确实听到有人朝我喊“滚回家去”。但我不失礼貌地回答说我已经回家了。这里也是我的家，我的电话区号像你们一样也是805开头。这里发生的事对我的影响与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巨大。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也是人们从外地蜂拥而至的原因。

　　《美国新闻评论》：走近学生并说服他们向你吐露心声有多困难？你采访过遭枪击的茜拉·斯沃茨。对惊魂未定的受害者，你是怎么采访的？

　　桑切斯：当我看见茜拉的时候，她正赤脚走在街上，边走边哭。我只是问她：“你没事吧？怎么啦？”她回答说：“我刚刚遭到了枪击。”她非常惊恐，脑子一片空白。在请她对着摄像机说话之前，我首先问她：“你没事吧？”因为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情景，即使到了这时，我仍然不知道事件的破坏规模到底有多大。我说：“你愿意对着摄像机跟我谈谈吗？”她说：“当然。”就这样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讲自己的故事。

　　《美国新闻评论》：你认为媒体在处理悲剧时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些吗？

　　桑切斯：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悲剧。当此类悲惨事件出现后，人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枪击案发生之后，我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因为人们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不得不时时刻刻更新网站内容。在没有新闻节目可播的时候，我们就进行现场直播，我们插播一些东西，因为人们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谁受了伤。所以我认为在传播消息方面，媒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认为大部分记者在与像茜拉·斯沃茨等遭枪击者、家人受伤或被杀者打交道的时候，都试图尽可能地尊重受访者。我认为，人们感到恼火的情况是发生在几天之后，三天、四天、五天之后，当他们被不断重复地询问同样的问题之时。你当时在这里吗？你遭到枪击吗？你认识某某吗？你现在感觉如何？不管是谁，如果被连续12次追问这样的问题，都会感到厌烦的。

　　《美国新闻评论》：你认为新闻报道的焦点过多地集中在被指控的凶手身上吗？

　　桑切斯：我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受害者克里斯托弗·迈克尔-马丁内斯的父亲说他不愿意看见被指控的凶手一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他希望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受害者的身上。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感受，尤其是失去独生子的他。我能够理解他不愿意看到那个杀害他儿子的人一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不过，人们需要知道凶手是谁。人们需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心态如何，因为这些是人们询问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作为记者需要做的事；我们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人们需要澄清道听途说，戳穿谣言。具体而言就是凶手的历史，还有他可能有精神病的事实。这是需要探讨的东西。因为他是好莱坞导演的儿子，的确比那些没有好莱坞导演父亲的人有更多的机会站在聚光灯下。

　　《美国新闻评论》：你认为记者是否应该拒绝提问和采访亲身经历悲剧伤害的人，尤其是在他（她）明显处于沮丧和焦虑之时？

　　桑切斯：我认为我们应该采访他们。我认为我们不仅要给受悲剧影响者说话的机会，而且提出棘手的问题是记者的职责。如果有人明显处于沮丧崩溃的状态，我们应该像普通人而不是首先以记者的身份提问。不幸的是，两者之间有时候存在着差别。比如我询问茜拉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没事吧？怎么回事？你的鞋子呢？你需要帮助吗？”这些是我最初提出的问题，因为我看到她非常沮丧。

　　考虑到她是最后遭枪击的人之一，只是侥幸地没有被击中，她的讲述非常重要。她看到了艾略特·罗杰的脸，看到了枪，看到了他的轿车。他还同她讲了话。她告诉我们凶手在朝她射击时还笑出声来。我认为这些细节都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在她告诉我之前我并不知晓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存在一条分界线，不应该有一个笼统的说法，即如果人们沮丧，记者就不应该提问。我认为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毕竟提问是记者的职责。

　　二

　　学生积极分子、记者伊莎贝拉·盖齐，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学生，她抗议媒体对当地纪念场地的关注。与此同时，她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周报《底线》撰稿，她并没有报道这个悲剧，但她将在2014～2015学年担任该报的新闻编辑。

　　《美国新闻评论》：你怎么看学生对媒体关注的反应？

　　盖齐：我的观点不同，因为我没有感受到别人需要知道伊斯拉维斯塔镇发生了什么，而不由自主地感到气愤的情形，这种悲剧被商业化了。我认为这是很多学生的感受，因为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人性的悲剧，能在全国范围内对这样的事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有州外的朋友询问是否人人平安，但是也可能有其他需要。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理解经历这种悲剧有多么可怕。从个人角度看，我很难认同这种情况。我认为很多学生也很难认同这一点。

　　《美国新闻评论》：你认为媒体在处理悲剧时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

　　盖齐：我认为我们处理悲剧以及处理悲剧新闻的方式上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当我实际上与一直试图拍摄正在抗议的我们的一个记者交谈过之后，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更加突出了。他走上前来，试图与我们交谈，而我们已经决定不会就我们的行为对媒体发表任何言论。我们不想成为另一篇新闻报道的内容。但他在提问题的时候非常巧妙，所以后来我找到他询问他为什么对此感兴趣，我们谈到了当今做记者意味着什么，在一天24小时全部集中在电视和互联网新闻中的新闻循环中工作意味着什么。他解释说因为该悲剧发生在假期周末的开头，各个媒体都“非常庆幸地拥有了可报道的内容”。我记住了这个说法，至今仍然感到恶心，这是令我厌恶至极的说法。人们可能在想，“好啊，接下来三天我们终于有了可报道的新闻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状所在，悲剧已经演变成为民众消费的灾难色情片（disaster porn，指媒体为满足观众的好奇、幸灾乐祸等心理对灾难事件展开过多的报道——译注），因为它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美国新闻评论》：在这些事件中，你怎么处理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和作为记者的情感冲突呢？

　　盖齐：作为记者，遇到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或如何表达感受。每天都有来自学生报纸的记者采访学生，粗制滥造地炮制出一些内容，我也觉得不合适。它让人感觉到是对接受采访的学生的不尊重。但与此同时，我渴望成为记者，我认为让人们获得新闻很重要。这促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你到底是要给予人们所需要的、必要的和重要的信息，还是仅仅因为你发现某个信息令人兴奋或者觉得它充满娱乐性而要与人分享。

　　《美国新闻评论》：你认为新闻报道的焦点过多地集中在被指控的凶手身上了吗？

　　盖齐：我明白你不可能在报道中完全以受害者为中心，但与此同时，枪击案后报道中关于凶手的一切都被大肆宣扬的方式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陷入困境的家伙所渴望的正是要臭名远扬，他肯定要在死后得到这些。所以我认为解决办法是不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地报道这种悲剧。

　　《美国新闻评论》：你认为记者在采访中应该拒绝向亲身遭遇悲剧影响的人提问吗？尤其是在他或她明显沮丧和焦虑的时候？为什么？

　　盖齐：我想成为战地记者，但与此同时，我不知道我是否仅仅因为现在拥有在规模上比战争小得多的屠杀的经历而继续想当战地记者了。我已经看到了杀戮意味着什么了。

　　我认为，从人性的角度看，你不应该采访明显感到沮丧的人。但是从记者角度看，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是你首先要采访的人。如果他们是受害者的母亲，如果他们是房屋被焚毁的人，显然这意味着他们是关键的消息来源。但是我认为答案很难说。我们不应该围攻一个哭泣的人以获得只言片语，仅仅因为这对你有好处。

　　《美国新闻评论》：在悲剧面前，是首先作为普通人还是首先作为记者？有没有办法促成两个身份的和解？

　　盖齐：希望如此。我希望有一种方式能将两者协调起来。至少我希望最好的报道来自那些能够认识到所发生之事的沉重性的记者，他们认识到悲剧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并以这种认识指导新闻报道，而不是仅仅下决心不惜代价地获得最好的故事。虽然这样说，困难之处在于如果记者因为如此敬业，在情感上过多地卷入要报道的悲剧中，那可能影响其新闻报道的能力，使其难以全面地报道。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过程，是记者必须小心拿捏的。

　　（本文原文为《Point/Counterpoint：Do the Media Hurt or Help During Tragedy? By Anjali Shastry》，译自http://ajr.org/2014/08/13/interviews-santa-barbara-shooting/。作者安佳利·沙斯提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英语学士，目前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攻读多平台新闻业硕士学位，同时在《the Greenbelt News Review》做兼职记者。译者吴万伟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