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越

　　2012年，中日钓鱼岛之争日趋激烈化与明朗化，外媒对此广泛关注，CNN的报道通篇将钓鱼岛称为“小岛”（The island或The small island），美国官方对钓鱼岛的称呼是日音的 SENKAKU（尖阁诸岛），说明其不愿意在敏感时期过早地卷入。他们没有像英国媒体所做的那样将钓鱼岛用日音和中音同时标明，说明他们没有放弃倾日的立场，甚至不愿意承认该岛存在所有权争议。在世界话语权体系中，我国处于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改变西方主流媒体的歪曲报道成为我们当今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

　　全球媒介伦理的现状

　　（一）概念的界定

　　全球媒介伦理(Global media ethics)是媒介伦理(Media ethics)的发展与延伸，要求新闻媒介对全球范围内的受众负责。呼吁在跨国新闻报道中, 通过不同伦理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在平等、自由、互惠、互爱、互谅、和平、美善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具全球视野的，能达成某种全球共识的普适新闻伦理范式，这种多层次、多元化的伦理范式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它超越“国家”的疆界和“西方中心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并尝试解决跨国新闻报道中的伦理冲突问题。

　　（二）全球媒介伦理问题的突出表现

　　1.新闻源：不同寻常的新闻遗漏

　　贫铀弹是核工业生产中的一种核废料，美国及北约部队在现代战争中多次投放贫铀弹，贫铀弹新闻一度成为世界新闻热点，然而美国精英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这个世界议题上却表现出乎寻常的缄默。

　　世界性新闻媒体掌握着为世界公民设置议题的权利，作为世界性新闻议题设置者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机会成为“首要定义者”。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首要定义”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通过“首要定义”来影响世界受众关注的视野和看问题的角度。西方主流传媒批判对此的最新观点是“结构性消息封锁”，由于新闻本身的倾向性导致了世界主流媒体对国际重大事件的消息封锁，那些可能对主流民族集体意识产生负面影响的新闻往往会被遗漏。

　　2.媒介内容：跨国传媒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压力

　　巨型传媒公司对全球信息流动的支配权日益增大，具有对民族国家政治的超级影响力。从冷战结束到现在，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不是意识形态差异的结束，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媒介帝国时还有所顾忌。媒介会被政府利用以达到其宣传目的，媒介更可能成为全球性集团及其在政府当中的支持者的喉舌。

　　美国对外意识形态传播的机构通过宣传美国对外政策、传播美国价值观念，以赢得世界公众的认同和支持。跨国传媒集团在盈利的过程中从客观上起到了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宣传和渗透的作用。社会心理学家Brislin对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表示担心，并指出了埋藏在这些尝试中的错误假想即“西方价值观的普适实用性”,西方价值观根植于西方文化，在非西方的语境下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

　　3.报道方式：技术观照下的主权合法性挑战

　　2009年7月发生在伊朗的被冠以“Twitter革命”的政治运动中，社会媒体（Facebook、YouTube、 Twitter等）在推动伊朗的国内社会运动形势方面大显身手。伊朗反对派借助Twitter信息平台相互串联，继续抗议向政府施压，并且西方媒体（CNN、BBC等）也借助Twitter上的信息和YouTube上的视频制造国际舆论，里应外合，支持伊朗游行示威者。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媒体CNN、BBC，新闻主要依赖收集和选择Twitter上的只言片语以及YouTube上的视频来编辑新闻。单从新闻传播的“把关人”理论来讲，利用Twitter上发表的内容都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新的技术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权利与传播方式的差距不断扩大，并且不断对主权进行挑战。

　　全球媒介伦理问题突出的原因剖析

　　（一）意识形态的差异：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

　　新干涉主义主要是指人道主义干涉，即在捍卫人权、民主等价值观的旗帜下对别国内政和外交的干涉。全球性信息则通过“新干涉主义”的说辞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国际社会中对于言论自由、传播权利的对话在加强，信息自由传播作为人权之一逐步被西方国家强化。

　　跨界信息传播不再被看成是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有关“新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偃旗息鼓，没有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更多的争议集中在文化同化、文化霸权的议题之上。西方国家的跨国传媒集团凭借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优势，肆无忌惮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输送包含西方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与商品。

　　（二）利益主体造就了全球媒介伦理的缺失——西方财团的利益追逐，挑战民族国家文化自主权

　　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信息均是由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媒体来发布与报道的。世界主流媒体都是由大财团来控制，在不断的媒介融合中形成“媒介帝国”，“媒介帝国”的权力甚大，在世界性议题的发布与追踪报道中，除了维护本土意识形态之外，更是以利益为首要目标。

　　大众媒介内容流动的不平衡，侵蚀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自主性或者抑制了文化的发展；新闻流动的不平等关系，导致了一种支配性的全球媒介关系，并且阻碍了适当的国家认同和自我形象；全球性的媒介流动造成了文化同质或者一致化的状态。

　　（三）西方媒体对内对外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

　　西方媒体在进行对内与对外新闻报道时遵循不同的标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其对内报道的核心标准，强调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在目前的新闻实践中，西方媒体的对内报道基本恪守了这一原则。而在国际报道中则大相径庭，从最经典的新闻理论——“把关人”角度来说，西方媒体的对外报道把新闻媒介的“把关人”角色弱化，无视事实真相，任意捏造事实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

　　全球媒介伦理的构建及应对策略

　　（一）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Ward教授提出，在进行世界性报道时，要用“契约主义者”的方法和“世界主义者”的态度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新闻道德规范，这个规范的哲学基础是三个原则：“可信度的诉求”、“公正的结果”和“人道”，而“人道”则被延伸为“代言全球公民”、“服务世界公民”和“加强广泛的谅解”。以上原则是为世界性媒体构建的全球新闻报道的道德伦理规范，呼吁西方媒体在进行全球新闻报道的时候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服务和代言世界人民，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

　　（二）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手段和力量之源

　　Brislin在寻求普适的媒介伦理中提出了“赋权”，即：“特定社会的新闻业给公民赋予改良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创建一个被动的消费受众的群体”，“赋权”的过程是重新唤回边缘群体对自身能力与知识的自信和重建自尊的过程。从全球视角来看，笔者认为“赋权”就是不发达国家选择自己的信念、价值观、知识以及传播方式的自由。

　　新闻流动的不平等关系，相对增强了世界性媒体的全球势力，全球性的媒介流动造成了文化同质或者一致化的状态，导致了一种支配性文化模式的出现。“文化自由”对于全球媒介伦理的构建至关重要，全球性媒介忽视了人类自我追寻交流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基本需要，而“文化自由”则促使人类群体自由选择交流与交往方式。任何民族都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保留本土文化则是维持文化身份的关键。各个国家中法定建立的传播体系认同了民族的、一体化的、共享的目标，这些目标对于抗击强势文化的“渗透”与“入侵”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结 语

　　新闻全球化的多维度内涵和外延意味着对全球媒介伦理的探索还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对于研究者而言，全球化的知识生产背景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实践背景是绕不过去的社会与理论底色，新的生产与交往方式则将引发新的伦理思考。

　　参考文献：

　　①任孟山：《国际传播与国家主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③曾明瑛：《论新媒体背景下的全球新闻伦理》，《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增刊

　　④【美】肖恩·麦克布莱德：《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

　　⑤Shakuntala Rao and Herman Wasserman,＂Global media ethics revisited: A postcolonial critique＂,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1742一7665(2007)3 :1］volume 3(l).

　　⑥Wasserman，“The glob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Journalism，［1464一8849］2008 , 9(2)．

　　⑦Stephen J. A. Ward，“Exploring Questions of Media Morality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Global Journalism Ethics”，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2005,20（1）.

　　⑧http://edition.cnn.com/2012/09/17/business/china-japan-panasonic/index.html?hpt=hp_t2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