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0日 星期二

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面临的伦理困境

2018-09-19 17:08:05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8月中   作者:张欢欢

摘要:  回顾媒介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对媒介伦理问题的研究贯穿在媒介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正是经过不断的批评、不断的反思,媒介才能适应日益变

  回顾媒介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对媒介伦理问题的研究贯穿在媒介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正是经过不断的批评、不断的反思,媒介才能适应日益变迁的社会环境,获得发展动力。

  从三个维度上思考媒介伦理

  1.媒介伦理与新闻伦理。丁柏铨教授认为,一些学者并没有对媒介伦理和新闻伦理进行区分和界定,“新闻伦理与媒介伦理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两者又并非等价的概念。前者侧重于从道德的层面规范传媒从业者的新闻活动,它理当包含在后者之中;后者除包含前者之外,还应涵盖传媒及其从业者的其他活动,例如媒介经营活动等”。①也有学者认为:“传媒伦理是系统地研究‘道德善’的大众传媒当如何履行其职责、大众传媒是否符合它的应当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的学科。”②

  新闻伦理是媒介传播伦理的微观体现,正是通过对具体的新闻报道案例的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对抽象的伦理评判标准;而媒介传播伦理则是在更为宏观的角度对整个传播行为的总结与提炼。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在涉及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时,要对不同的责任主体进行界定与区分。

  2.媒介伦理与社会伦理。媒介伦理是社会伦理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伦理规范在新闻传播领域上的体现,在不同的机制与阶段下,媒介伦理也不尽相同。必须注意的是,过去我们秉持的伦理规范今天能否继续坚持,在这一点上就需要考虑伦理的标准问题。

  3.新媒体技术与媒介伦理。进入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优势被削减,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舆论场内不同身份主体的交织与喧哗,致使媒介传播中伦理化困境不断出现。这些困境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以往遇到的伦理问题,它们复杂多变,而又十分强大,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污点,都有可能在互联网环境下不断放大,而公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具有监督的能力,他们把更多的目光开始投向媒介传播领域,评判的标准愈发苛刻。

  伦理困境与成因

  1.时效与核实的矛盾。互联网空间内的信息传播十分迅速,但在内容核实方面出现了求快不求真的问题。为了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突出重围,谁能第一个知晓并发布出来则成了考察媒体竞争力的表现,成为发声筒而不是传声筒,这个标准在新媒体时代演化得愈加强烈。

  如2015年3月18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这一乌龙报道。只是因为一则由国外推特用户上传的“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通告截图”,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便迅速跟进,大面积传播关于李光耀去世的新闻。但随后新加坡政府证实这则消息是误报,此事后来被评为“2015年十大假新闻”。

  2.技术异化的冲突。新媒体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层出不穷,学界开始重点关注背后的技术异化问题。“技术异化指的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力,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技术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其集中表现在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和人口膨胀等方面;二是对精神文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科技发展而出现的某些消极道德现象。” ③2018年2月10日下午,香港大埔发生双层巴士翻车事故,至少造成19死60伤。而当救援人员在车祸现场为架起巴士清场时,有记者却要求救援人员多等几分钟再清理,因为正在直播现场,此举被公众质疑阻碍救援。运用直播技术本是为了给受众提供更加真实可感的现场体验,但在类似事件中,媒介传播似乎被技术所限制,追求技术上的呈现,忽略了操作中的道德规范,演化成了媒介暴力。技术是中性的,并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技术,如何制定和衡量技术使用的规范和标准,让技术为人所用,而不是被技术所限制。

  3.真相与道德的拷问。在新闻传播中,真实性是最为重要的原则要求,但在展现真的过程中,存在着真实与道德的困境。2018年1月末,多家媒体刊发了一则名为《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本人“失联”》的报道,认为发生在2008年黑龙江的一则强奸案疑点重重,而事件当事人汤某某则处于“失联”状态,为此其母希望能见到女儿,还原事情真相。这篇报道在刊发后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许多网民批评记者报道中公布当事人身份信息,认为这样的一篇报道对已经伤痕累累的汤某某来说,是再一次的打击。而对于媒体来说,揭露细节,澄清真相,推动法治进步,符合媒体一贯的社会责任担当者的角色。二者的矛盾就在于如何在道德与真相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与汤某某案类似的聂树斌案,二者所产生的舆论影响存在很大差距,先不谈两起案件本身的区别,只就报道操作手法来讲,真相与道德是可以兼顾的,媒介伦理的困境并不是完全无解的。

  解决问题与突破困境

  1.重建受众观,加强舆情监测与应对。在新媒体时代,受众以一种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强势进入传播场域,不再绝对依赖媒体,而是塑造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传播领域。以往对于受众观的理解,更多的是从如何让受众更好接受传播内容这个角度出发去考量。而在新媒体时代,除了内容方面以外,更要思考如何让受众更好地了解和支持媒介传播的行为,进一步来看,即如何帮助公民更好地从事自身的传播行为,这同样也是传媒社会教育责任的体现。此外,还应积极建设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机制,以往更多是在政府事务和企业公关等领域强调舆论引导,但事实证明,媒体自身也要十分重视舆情变化,适时引导舆论,不能听之任之,让自己与公众的对立缺口不断加大。

  2.厘清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伦理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为了良好的目的能否不择手段?目的的良好是否可以决定手段的正当?④马克思曾说:“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⑤没有手段的正当就没有目的的正当,为了正当的目的使用不当的手段无法实现正当的目的。在现在的法治文明社会中,媒介传播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应尽最大努力坚持做到手段上的正当。如在没有马赛克遮盖下进行的“电视认罪”行为,尽管其初衷在于警示社会,但因手段上存在瑕疵,忽视犯罪嫌疑人应有的人权等问题,难免使得目的实现效果大打折扣。

  3.以人为本,寻求平衡。在诸多媒介伦理问题之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对人的重视不够。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媒体在报道和传播灾情信息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但存在着过度曝光受灾现场、损害遇难者尊严等问题。过度的煽情化报道并不意味着对人的重视,其本质目的是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忽视人的媒介传播行为缺乏坚固的立足点,也没有足够的价值支撑,稍有一点瑕疵,就会招来强烈的批评之声。

  被誉为“媒介伦理之父”的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教授提出“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是全球媒介伦理的原生规范”。 ⑥唯有真正重视人、关注人,把人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才能有效避免技术异化问题的进一步加剧,降低媒介暴力行为发生的频率。媒介伦理问题将始终存在于媒介发展进程之中,目前的研究多数是站在事后总结与反思的立场之上,对事前的伦理建设问题探讨不够,同时在应对方面,大多是站在职业化媒体角度来看待,一定程度上对互联网环境之中的自媒体分析不够,这些问题有待于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和完善。

  注释:

  ①丁柏铨 陈月飞:《对新闻伦理问题的几点探究》[J],《新闻传播》,2008年第10期

  ②郑根成:《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J],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③凌惠惠:《突发事件报道与传播中的媒介伦理》[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

  ④杨涛:《曝光偷拍者:目的好不能决定手段正确》,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o/2006-06-16/12559221608s.shtml,2006年6月16日

  ⑤志灵:《“善的目的”无法为“不择手段”担保》,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23/8603823_0.shtml,2011年8月23日

  ⑥宁丽丽:《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倡导与道德干预:对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的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8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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