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8日 星期五

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专家信任危机及重塑

2020-06-16 09:49:56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5月下   作者:杨启飞

摘要:  专家作为能够在某一特定领域成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常态的专家体制下,对专家

  专家作为能够在某一特定领域成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常态的专家体制下,对专家的信任应是普遍存在的,而上海交通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我国36个城市开展的居民社会信任情况调查显示,近五成受访者不太相信专家意见(27.2%)或对专家意见的信任度没有感觉(22.6%),专家信任面临危机。本文立足于晚期现代社会这一宏观背景,聚焦我国专家的日常行为和话语表达,同时结合突发公共事件中专家话语的呈现特征,以期从宏观环境、常规情况和特殊情境三个维度分析我国专家信任危机的成因,并思考重塑专家信任的对策。

  晚期现代社会:被搁置的专家信任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称为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其代表着现代制度发展的当前阶段,而全球化是其标志。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之一,能够通过对各种现象进行提取、归纳、总结并作用于现实生活,使在场与不在场彼此含涉,帮助人们实现时空分延与能力扩展,进而帮助个体进行效益预期和风险规避,促进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运转。在晚期现代社会(Late Modern Age),不确定性、反思性等现代性的基本特质极端化,这使得专家系统自带缺陷,影响人们的信任投射。

  1.“不可避免的无知”导致专家系统具有局限性。专家系统能将自然世界中的诸多不可控因素纳入可控范围,使自然变成一种“被创造的环境”。然而晚期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和社会分工的高度精细加剧了个人无知和理性不及的状态,“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普遍存在。专家解决问题通常是依据其明晰或精确界定难题的能力而定,而这种品质又依次对进一步的专业化产生影响,导致整个知识系统被分割得越来越细。专家对狭窄专业领域的执着关注有助于其专业工作,并为该领域提供科学的标准,但也导致其较少关心更为广泛的后果,因此可能对整体产生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风险。

  2.制度反思性导致专家系统具有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活动本质上具有反事实的品质,作为现代性反思性一部分的专家系统亦是如此。在晚期现代社会,知识和真相并不是稳定的存在,而是在总体上趋向于持续的内在完善或增效,而专家对于某个专业领域的意见也经常不一致,以至于其会发现自己对于核心部分的特定专业领域也跟外行的人一样要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一个没有终极权威的系统中,甚至是专家系统中最“坚实”的信念也面临修改,专家系统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信任对于知识的传播起着构成性作用。专家系统的运行有赖于人们的信任,然而,专家系统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在相信权威的同时也不得不对所有理念抱持怀疑。在选择空前丰富、信息空前嘈杂的晚期现代社会,很多人会依据某一时段所获取的知识信息,同时糅合运气、“宿命论”以及有意识的冒险,对自己的状态、生活方式进行调整,专家体制或者说崇尚专家决策的观念较前现代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反思性地面对专家系统成为常态,对专家的基本信任一定程度上被搁置。

  日常生活:被积累的信任危机

  当前,我国专家面临的信任危机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的公众态度。每当专家言论、行为不当而引发公众质疑,“专家”二字在民间的信任度就有可能下滑。分析典型案例发现,有些时候确实是由于专家自身问题而引发信任危机,但也存在专家被牵连而“受冤”的情况。

  1.专家自身问题导致信任危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专家话语与公众的群体身份剥离,违背伦理道德和公众常识。如针对2019年12月财政部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复旦大学教授黄有光称“汽油税每升1.52元严重偏低,税率应增加十倍以上”,引发公众不满。也可能因为专家(被指)学术不端,引发公众质疑其学术品德及知识的可靠性,如南京大学教授梁莹学术不端、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被指学术造假等。此外,还有一些“伪专家”将自身包装成专家模样欺骗公众,如“电视虚假医药广告代言人”刘洪斌等,而当其行径一再败露,“专家”一词的“水分”便一再增加。

  2.他方牵连导致专家信任危机。专家向来是理性、知识、技能的人格代表,专家话语也常为他方所引用,然而错用、误读都可能导致专家无辜“躺枪”。2019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社科院专家倪鹏飞认为房价过低不利于家庭奋斗,而据倪鹏飞事后澄清,自己的观点是房价过高和过低都不好。同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在建议国家鼓励生育时开玩笑道“谁要是生5个孩子,要给他免考进北大一个名额,这是给国家做贡献了”,而一些媒体则直接以“若生5个孩子应获得免考进北大名额”为题进行报道。此种忽略语境、掐头去尾、片面解读的报道方式使得原始观点被曲解,引发网友对专家的吐槽。

  此外,专家与权力、利益等的纠缠可能导致公众对其独立性产生质疑。专家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运转提供着各种专业知识,已成为政府、企业等诸多部门的“座上客”,专家系统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建构的产物,知识的运用亦成为各方力量综合角逐的结果。而一旦政府决策、企业行为等引发公众不满,相关情绪便可能蔓延至专家身上,即使专家本身是利益无涉和价值中立的,刻板印象也可能导致公众坚持认为专家是被操纵或指使的,进而降低公众对专家的信任。

  突发公共事件:被加重的信任危机

  突发公共事件较常规情况有着显著的特殊性。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受害人群、相关人群甚至普通公众应对冲击的能力都较平时更加有限,群体心理极易紊乱并引发多重连锁反应。此时,专家倘若言辞不当,将加倍损害自身形象,危及专家信任。

  1.专家作为事件相关者引发信任危机。2019年6月17日,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与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建设的大陆地震预警网成功实现地震预警,得到人们的广泛肯定。对此,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宏表示,地震预警系统可以做,但不应宣传,推广或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在地震这种破坏力极大的灾害面前,人们迫切渴望通过预警系统的推广减少伤亡和损失,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本承担着预报和研究的职责,却质疑预警系统的宣传与推广,逆舆论而行,受到公众的吐槽。

  2.专家作为事件评论者引发信任危机。公共事件常伴随着公众的情绪化和非理性,一旦专家言辞不当,极易引火上身。2019年2月,三全水饺被曝检出非洲猪瘟病毒,对此,数位专家发声,称非洲猪瘟病毒不会传染给人类、60℃持续加热20分钟即可灭活等。在食品安全类公共事件面前,公众恐慌、担忧情绪蔓延,专家在此时进行科普,虽出于缓解公众恐慌的好意,却可能挑起公众情绪。在此事中,不仅有网友认为专家是在为企业、监管部门开脱,更有网友吐槽“60℃持续加热20分钟”与日常烹饪水饺的方法不符,质疑专家缺乏生活常识。

  此外,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及时、真实的信息至关重要,而为追求时效性和影响力,一些媒体断章取义,人为降低专家言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如针对2018年7月长生生物违法违规生产疫苗一事,有媒体以“专家:长生生物疫苗安全性100%,但有效性难保证”为题进行报道,而细读全文可发现,标题所涉结论仍停留在推测层面。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不仅无法发挥专家话语原本的答疑解惑作用,还使得专家水平被公众质疑。

  多方协作:重塑专家信任

  专家信任危机会动摇社会信任的根基,亦会威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而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突发公共事件中,信任危机将直接导致公众对专家话语的解构,加大危机传播情境中的风险。对此,政府、专家、媒体等多元主体需要协同共进,帮助公众重拾对专家的信任。

  1.政府要审核专家资质,提升专家可信度。面对由学术不端所引起的专家信任危机,政府应承担起总体管控责任,严查不端行为,清查“伪专家”,建设清朗的专家系统。由于专家和专业知识是政策制定科学化的有力保证,政府在引入专家时更应增强专家资质审核,确保专家专业素质,实现对专家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针对公众对专家独立性的担忧,在涉及专家评估环节时,政府应明晰专家身份,适当公开其专业、单位、研究方向等信息,使专家系统成为决策合法性的技术来源,提升政府的可信性。

  2.媒体要增强专业素养,承担引导责任。媒体对专家话语有二次塑造作用,媒体的片面、夸大报道是导致专家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对此,媒体应提升专业素养,承担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责任;同时积极与专家交流,了解该领域的核心知识,将科学界的语言“翻译”成社会性的语言,减少报道偏差和理解偏差。事实上,媒体本身也是专家系统中的一部分,通过为专家搭建平台,帮助其发挥专业特长,不仅能提升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程度,亦能提升媒体自身的影响力和价值。

  3.专家要坚守职业道德,掌握传播技巧。公众需要从专家那里获得双重保证,除了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知晓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外,还要有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这就要求专家在提升自身水平的同时尽量保持价值中立。行话和仪式所组成的防线是保护专家特殊地位的有效手段,但专业性过强必然导致贴近性不足,这就要求专家增强弥合科学逻辑与公众认知间鸿沟的意识。此外,专家还应掌握传播技巧,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要善用富于情感的语言纾解公众情绪,谋求事实、情感与价值层面的共识。

  结  语

  晚期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加剧了专家信任危机,威胁了科学认知合法性,但亦为科学的扩张以及信任的建构提供了动力和契机。我国专家信任危机的背后体现的是大众对知识的追求,因此仅靠政府、媒体和专家三者的努力仍远远不够。未来,更需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普及、科学理解、公众参与在内的整合模型,从以专家系统为主体的“公众理解科学”向专家系统、政府、媒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科学理解公众”迈进,以从根本上重塑专家信任,提高科学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①沈湘平:《现代性视野中的专家系统》[J],《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②谢耘耕等:《中国居民社会信任度调查报告》[J],《新媒体与社会》,2017年第1期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5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