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21日 星期五

“贵圈”想象:作为社会镜像的明星舆论

2021-09-30 15:56:15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9月下   作者:凌燕 徐震

摘要:  摘 要:在新媒体时代,中国明星舆论在娱乐框架、低素质框架、道德框架、富人框架、江湖框架的形塑和建构下,由媒介、大众、明星三者共

  摘  要:在新媒体时代,中国明星舆论在娱乐框架、低素质框架、道德框架、富人框架、江湖框架的形塑和建构下,由媒介、大众、明星三者共谋完成。明星作为社会镜像,围绕着明星形成的舆论折射了大众的文化与社会想象,污名化的明星舆论不仅影响着中国影视产业,也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着影响。

  关键词:贵圈;明星舆论;污名化;社会镜像

  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1]所谓明星舆论,是指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明星形成的整体性看法。过去,观众对于中国影视的整体性看法主要是基于影视文本形成的,随着影视的市场化、社会的媒介化,观众对明星的整体性看法成为中国影视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星舆论与传统上说的明星形象不同,明星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影视作品演绎和自我建构,主要针对明星个体,本文说的明星舆论主要指向对明星群体的宏观的、整体性的舆论。

  以明星为核心的影视业,在电影、电视被视作艺术的年代被称作影视界,在影视及媒体行业走向市场化之后,被称作娱乐圈,新媒体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舆论场后,又被赋予了新的能指“贵圈”。[2]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影视明星的舆论评价存在共识——即“贵圈真乱”。娱乐新闻多围绕明星私生活、道德等,与明星作品和明星事业发展相关的话题凤毛麟角,且舆论整体偏向负面。

  框架理论认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3]。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框架在大众的认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文化框架从根本上制约着信息传播、意义建构、舆论形成。

  在不涉及共同利益或问题的前提下,文化、道德传统及社会制度、时代心理等因素对舆论的形成影响更为显著,围绕具体事件或主体如某个明星的舆论可能受到的引导、控制较大,而整体性舆论的形成则更多受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另外,东方社会中公众舆论对个人观点的形成和表达具有较强影响力,凡此种种,都表明文化框架在明星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而言,国内明星舆论框架包含娱乐框架、低素质框架、道德框架、富人框架、江湖框架等。

  污名化的框架

  1.娱乐框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媒体以让渡部分空间的方式开始市场化进程,一些媒体开辟娱乐新闻版块,文学、美术等仍属文化领域,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则成为娱乐版的主要报道内容。到了新媒体时代,娱乐话语开始占据大量媒体空间。

  在娱乐框架下,舆论关注的焦点从影视文本转换为明星私人生活,在叙事上,关于明星私生活的讲述往往趋于故事化、戏剧化,突出矛盾冲突性。由于国内大多数新媒体不具备新闻采访权,于是大量的转载、改写、“据报道”成了新媒体娱乐新闻的常态,观众以看电视剧和真人秀的心态来看待明星的新闻、生活,传统新闻观所允诺的“真相”被悬置。在艺术框架下,观众对于影视工作者是崇敬的、仰视的,在娱乐框架下,观众获得了对明星进行审视和批判的地位与权力。

  2.低素质框架。艺术类专业高考录取分数低,在高等教育属于稀缺资源的中国社会,一直受到关注。媒介化时代赋予了明星很高的符号价值及变现能力,大众试图在文化上寻求优越感。从赵薇军旗装事件到黄晓明的英语发音,再到流量明星们的言行、翟天临学术门事件、仝卓伪造高考应届生身份事件、陈好教授职称事件,媒体和大众对于嘲讽明星文化水准乐此不疲,甚至指责他们缺乏表演和创作的专业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大众当中存在错位的精英视角;另一方面,更深的渊源则可回溯至将从事演艺工作的人视作“戏子”的封建社会。饭圈文化中存在的网络和现实暴力更使大众强化了从粉丝到明星素质普遍较低的刻板印象。

  3.道德框架。泛道德化是媒体和大众阐释问题的常见逻辑,对于明星的讨论也有着明显的道德框架。部分明星被描述为私生活混乱、缺乏功德心、耍大牌、背信弃义、唯利是图。媒体的各种明星八卦新闻虽然也被质疑侵犯明星隐私,但因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反而拥有了合法性。

  对于商业媒体来说,负面新闻往往更具新闻价值;对于受众而言,出轨等行为破坏了社会伦理规范,自己也可能是潜在的利益受损者,参与讨论和批判类似行为是焦虑情绪的宣泄。在公众的配合下,批判、讨伐娱乐圈成了国内媒体日常化的景观。泛道德化的结果,一方面使得明星群体整体处于负面评价之中,另一方面使得明星背后的文化产业生态问题被遮蔽和简单化。

  4.富人框架。明星收入日益攀升,且因曝光度高而成为富人群体的代表。在富人框架下,演员不再被称作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而是艺人,他们进行创作的首要动机不再是艺术表达和艺术形象塑造,而是谋利,而中国影视产业的不成熟、供求的不平衡、资本过度依赖流量明星,综艺节目的明星化,导致部分明星片酬居高不下。关于明星收入和奢侈生活的新闻屡屡刺痛大众敏感的神经,而转型期大众激增的消费欲望与现实消费能力的不匹配导致的不满、仇富心理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明星身上。

  5.江湖框架。在一些新媒体的建构中,娱乐圈成为一个现代江湖,被资本、暴力控制,与一般江湖所提供的双重文化想象不同,这个江湖虽然也有一些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但并不能比现实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平正义,反而充斥着帮派纷争、吸毒、打架等。大众越发相信明星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和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或擅长玩弄手段,并据此印证了演艺圈世风日下的判断。

  在上述框架的影响下,明星、偶像文化充满矛盾,明星符号充满了自我割裂。明星借助身体和天赋虽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却并不被认可。娱乐圈被问题化、污名化:素质低、违法犯罪率高、感情忠诚度低、道德感弱、公共意识差……舆论将明星建构成社会的他者,将明星与公众对立,观众对于明星的追随的动机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为对不美好生活的窥视。

  从文艺工作者到艺人、从文艺界到娱乐圈再到“贵圈”的命名过程,依稀可见背后的文化想象及其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从文化研究角度看,称谓代表着秩序。一个“贵”字与其说是尊称,不如说是用以区隔化、他者化的概念,圈内、圈外成为两个世界,成了二元对立系统,而“圈”则具有了更多的私密性,更多依靠私人之间的关系维系,并因而缺乏社会担当。这一能指随着新媒体的风行又有了新的所指,但都有着强烈的他者化功能。

  明星问题是社会时代征候,许多问题原本是基于影视文化产业的问题,甚至是社会性问题,牵涉多重复杂因素,但在大众舆论中都被化约为明星的个体问题、道德问题。明星对大众文化建构的积极意义鲜少被讨论。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影视产业发生了多大变化,明星舆论的深层结构却一如既往呈现超稳定格局,似乎难以撬动。

  作为社会镜像的明星舆论

  文化框架作用于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过程是涵化的,形塑上述明星舆论的文化框架并非个体或机构设计策划的产物,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影视演员经历了去明星化的过程,对演员按艺术家的标准进行培养和改造,市场化和媒介化时代,大众对明星各方面都提出了高要求,认为明星是各种理想的承载者,应当在维护公德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在媒介过度发达的当下,明星的负面新闻更具影响力和传播力,使明星舆论框架整体上偏于负面,甚至出现污名化。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污名是社会歧视的起点,“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该特征使其拥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受损”。[4]它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利关系。明星作为历史建构,充当该时代的文化符号,体现时代文化想象。舆论是社会情绪的反映,而大众对明星的舆论中实际上包含了某些社会情绪的转移,例如仇富、仇权、价值崩塌、信仰缺失带来的焦虑。

  传统媒介时代,明星舆论在相当程度上由明星、经纪公司、媒体来把控;网络时代,个体传播者的加入,使舆论变得不易掌控。传统媒介时代明星价值主要依附于作品,取决于其艺术价值;但新媒体时代则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影响力,明星的形象甚至可以完全脱离于作品而存在。

  在新媒体时代,新一代受众不再追求信息的客观性,他们习惯于连同附带的观点直接打包接受。所谓后真相时代,各种绯闻丑闻看似焦点在于“真相是什么”,其实受众喜欢自己参与补充新闻事实,不管当事人怎么说,大众心里自有判断,受众甚至喜欢看到前后反转、相互矛盾的信息。影视娱乐从审美娱乐转向为信息娱乐,快感来源从文本欣赏带来的审美愉悦变为信息娱乐和社交快感。

  在泛娱乐化的今天,明星在多空间中流动(影像、电视节目、新媒体、自媒体、面对面的活动),文化工业将艺术、明星祛魅。粉丝对明星的情感态度从崇拜仰慕转向关心爱护,养成式明星生产模式的流行更使得粉丝在明星舆论生产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粉丝在对明星舆论的生产中实现着身份认同。新媒体舆论的特点之一是负面评价传播更快、影响更大。明星文化的基础则因此被破坏,明星精心经营的人设常常不堪一击。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里,电影、电视承载的社会功能很多。所谓“贵圈”是社会的一个隐喻,明星舆论涵盖了受众对社会的态度。

  明星舆论是社会镜像,已经溢出自身(艺术创作)的意义,呈现出公共属性。公众对待明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待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的态度,其中充满欲望与理性的对抗。从欣赏女性身体到消费男性身体,从完美化的偶像到有缺点的、去专业化的明星,既是社会价值观变化的产物,也促进价值观不断更新。明星在现实中不仅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还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明星在对社会的贡献上与大众的期待还有距离。对于明星的不满映射了大众对先富者和权力拥有者的态度,而对娱乐圈的江湖想象则伴有对转轨期不成熟的法制环境的不满和对前法制社会、前现代社会的留恋。近年来,影视市场受IP经济、粉丝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巨大,粉丝经济带动舆论的力量,电影开始改变传统的舆论营销方式,但上述明星舆论框架并无松动。

  待重构的明星舆论框架

  虽然受众具有主观能动性,但对于多数受众来说,明星及娱乐产业并不与自身现实利益直接相关,对相关信息的接受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因此,文化框架在大众对明星的认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框限着受众的认知和阐释方向。

  中国明星受关注度过高,部分基于娱乐产业不成熟,明星文化符号有过高的变现能力。另外,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自带流量,一些媒体和自媒体的逐利本性导致过度生产、传播明星话题,但同时,媒介又要通过颠覆明星形象、批评明星来彰显自己的文化控制权和领导权。明星文化带有消费文化的原罪。转型期大众在消费文化中陷落挣扎,享受着消费社会对欲望满足的快感,又对消费化主导的社会焦虑不满。

  文化框架在将受众注意力引向某些方面的同时,必然导致对框架外现实的忽视。相较而言,明星的自我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能够影响媒体、控制舆论、具有主导话语权的明星很少,多数明星并非大家想象的强势群体。明星除面临创作压力、竞争压力之外,还要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但这一方面几乎完全被舆论所忽视。

  明星舆论生产中资本的操控、站队化、明星人设不断反转,这些逐渐常态化的舆论传播现象不仅仅影响了明星及中国文化产业,也使得社会信任遭遇进一步冲击。同时,这种舆论生产机制也会对社会舆论的生产带来影响,加剧社会情绪中的戾气。娱乐明星个人话题屡屡挤占公共资源,也消弭了传媒文化中的公私界限。

  当下,明星在青少年大众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无论明星是否愿意,都负载了一定的文化想象乃至社会责任,包括对价值观、社会道德等的影响,但显然,负面舆论使明星无法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文化责任,更难以实现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

  改变现有的明星舆论框架,需要明星、媒介、公众等多方的努力。一方面,公众应当客观理性看待明星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明星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另一方面,要珍视、善用自我的意见表达权。明星应当明确作品是立身之本,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完善自我、努力打造优秀的作品,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意识,注重自身形象的美誉度而不仅仅是受关注度,才能真正拥有良好、长久的形象与可持续的个人事业发展,避免人设崩塌。疫情期间,多数明星不再在媒体中现身,2020年2月,肖战为粉丝争论占用了公共资源道歉,当社会面临重大事件时,退出公共视野就成为明星的最佳选择。实际上,特殊时期作为公众人物更应以身作则、以力所能及的形式参与公益活动。

  在各种舆论生产主体中,媒介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引导责任。在市场化的体制下,影视机构具有较强的逐利性,通过媒体、相关机构的舆论导向,增强专业批评的力量、提高观众的鉴赏和消费理性,倒逼电影企业在明星话语生产中增强社会责任感、注重社会效益,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媒介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是作为渠道或联系者、变动的代言人和认识方法发挥作用的。”[5]改变明星舆论的文化框架,首先还得媒介做出改变。例如,增加明星励志进取的框架、伦理的框架、社会公益框架和专业化(去娱乐化)框架等,减少对明星私人领域的关注,以更积极向上的框架来改变现有舆论框架的偏向,对影视从业人员施以平等尊重及人文关怀,正视明星文化的功能与地位,培养观众正确的影视消费观和文化观,从而使明星无论是对于影视行业还是对于文化、社会都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9.

  [2]2013年腾讯娱乐开设了“贵圈”专题。自称“揭示娱乐圈幕后规则,解读行业动态”,涉及内容诸如影视剧中的裸替、演员招聘骗局、艺考背后利益链、明星狱中生活、明星暗斗那些招、娱乐圈不为人知地下情、横店明星夜生活,明星们的奢侈爱好,等等。有时,该专题将“娱乐圈”的外延扩大化,例如“海天盛筵外围女真相调查 陪玩重口陪吸毒,日后洗白做明星”,有意无意地在明星与特殊职业之间建立某种想象。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8.

  [4]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

  [5]陈力丹.试论大众传媒与舆论的互动关系[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凌燕: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震: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9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