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技术的加持下走向了一个更加高效、快速的阶段，而同时技术也在反噬着人类，构成对人公开或隐

　　摘  要：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技术的加持下走向了一个更加高效、快速的阶段，而同时技术也在反噬着人类，构成对人公开或隐蔽的宰制，新的异化形式产生。本文分析了罗萨提出的“新异化”中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四个方面在互联网时代的表现，并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新异化；互联网时代；人的主体性

　　互联网时代，移动智能终端以及5G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社会生活走向更高程度的数字化和媒介化。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我们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最简单的方式完成更复杂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人们不自知地陷入了网络狂欢中，沉醉在互联网技术营造的幻境中，媒介时间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公众对于社会问题、政治和艺术的思考越来越浅薄，人们的生活习惯愈加碎片化、瞬时化，以至于出现新的异化。

　　异化的思想来自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主要指劳动异化。[1]哈特穆特·罗萨顺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在“社会加速逻辑”的基础上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引入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中，认为当代社会由于“社会加速”已经产生了新的异化形式，分别是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和社会异化，为我们深度发掘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深入把握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逻辑，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思考。[2]基于此，笔者立足于互联网时代的当下，从罗萨提出的“新异化”理论出发，考察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在互联网时代的体现，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

　　“新异化”的内涵及在互联网时代的表现

　　（一）空间异化

　　罗萨所指的空间异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相关性和空间邻近性的脱节，“空间的位置或环境已经不再重要或不再是决定性的了”[3]。“空间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交织自己的认同感。”[4]

　　麦克卢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部落化、脱部落化以及重新部落化，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打破地理空间的界限，成为一个地球村，社交媒体的出现加速了“村子”之间距离的缩小，我们不能再用实际距离丈量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主体间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的界限被强势打破。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人际关系的维护主要依靠书信和电话，智能手机被广泛使用之后，人们更可以通过网络信号的传输借用视频的方式进行互动，实现远程不在场的社交，为人际互动减少了时间和金钱的成本。近些年VR、AR技术的成熟使我们借助头戴设备就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任何一个事先构建的场景，这些场景可以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极大体现了交往工具的优越性，而正是在此条件下，我们的时空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当社交可以不再依靠实际的面对面交流，当空间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交流的障碍，空间位置的重要性也就退居其次，空间不再被附属上人的情感，人与空间的互动消失了，对于人来说，空间不过是一个实用性的场所，真实与虚拟不再重要。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中，空间被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产生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5]。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关系产生的现实空间场所被虚拟的网络空间取代，人们与原先紧密联系的物品、时空分离了，因此也隔绝了曾经紧密的社会关系，原本依赖于时空和物品而存在的交往变得不复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结构性”地损坏了。[6]

　　（二）物界异化

　　物界一词在加速理论的语境下被罗萨用来指代人们所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物界异化也就是人与生产相异化，以及人与消费相异化的统称。[7]物体是人类生活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的物品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成为我们日常体验的一部分。当人越来越对物体产生使用上的依赖，人的精神也不断地寄托到物界中，人和物界就变成了相互融合的关系。在社会加速的背景下，人们一方面摆脱不了同物界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新产品的出现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在琳琅满目的物欲世界逐渐消弭。

　　互联网时代，这种物界异化主要表现在消费的层面。生产力的发展将人的购买欲望推到了顶峰，淘宝直播等购物软件以及直播带货形式的火速崛起，在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物质社会的同时，也将人们引入了意义消费、虚假消费和过度消费的深渊，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就是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消费异化现象的揭示和批判。罗萨特别指出了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消费，当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懂它的功能，没有注入我们的情感成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之前，就已经把它遗忘而去追赶更新款的产品了。另外，对技术的盲目追求也是物界异化的一个表现。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从习惯发展到依赖，越来越被由科技带来的力量奴役着，我们发展科技是为了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生活，但在工具理性的力量之下，人们被技术奴役而不自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社会的“手机失联焦虑症”，离开手机就好像我们失去了灵魂，价值理性荡然无存，人变成物界的追随者。

　　（三）行动异化

　　行动异化指在加速社会的竞争逻辑牵引下，人们不断压缩着对空间和物的体验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了解我们所用的东西、所做的事”。[8]正如信息过载时代人们不会在一字一句完整读完药品说明书之后再服用药品，人们的行动不再是出于自己真的喜欢做和想做，而是在来不及真正明白自己所需的前提下就在“必须这样做”的修辞下行动。人们自愿去做他们不“真的”想做的事情。后现代当中的主体倾向于“遗忘”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被“要事清单的工作支配着，都要从事可以立即获得满足的消费活动，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某些事物的本真的、珍惜的感觉”。[9]人们行动的多元性被异化为目的的单一性。

　　互联网时代加速了行动异化的产生。在社会加速的逻辑下，人们忙着竞争，除了工作和吃饭之外，我们的时间被媒介所填满，然而媒介时间情境下的媒介内容是碎片化的，长此以往将导致人的认知方式也不再完整，脱离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外。媒介时间的碎片化不仅导致了我们思维的碎片化，而且导致了我们行动的碎片化。一方面，片段式的信息访问将我们的思维割裂开来，不再是线性和连贯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用来浏览信息的时间不断延长，陷入互联网带来的狂欢之中，即使是在工作时，我们或许也会被突然出现的各种新闻弹窗吸引，转而去查看我们“不得不看”的新闻，这都将使我们的时间被爆炸式的信息填充，丧失了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无暇思考自己的行动。罗萨在书中引用剧作家霍瓦特的话：“我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样子，只是我很难成为那个样子。”

　　（四）时间异化

　　与经典的“主观时间矛盾”（体验的时间和记忆的时间成反比）相反，我们晚期现代数字媒介世界出现了“体验短，记忆也短”模式，即时间异化的出现。罗萨认为我们在看电视、上网或者玩游戏时，主要用到的是视觉和听觉，“没有使用其他像是皮肤和鼻子等感官知觉”，所以，上述媒介是“去感官化”的，媒介传输的内容没能够与我们的生命历程产生联系和有意义的“共鸣”，因此这种记忆是浅薄的，是本雅明口中的“体验”，而非经验。与体验不同，经验是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一种经历。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是人类某种感官的延伸或拓展，接着他又提出“延伸意味着截除”。互联网时代移动智能终端给予我们的感官延伸比传统媒体时代更甚，用户将更多的身份扩展到手机上，将手机本身视为不断延伸的自我[10]，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感官的“截除”更加严重，以至于我们很难感知现实时间正在媒介时间的参与中加速流逝。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体会，我们在某段悠闲的时间打开了手机，被其中丰富的新闻、八卦、短视频吸引，深陷其中，当我们意识到该放下手机时，却发觉时间过得如此之快，有趣的是当我们试图回忆这段时间我们到底看了哪些内容时，往往话到嘴边却很难完整地说出口。基于算法逻辑下的智能推送每天为我们推荐大量的信息，我们同时也在被动地接收着，也正是这种良莠不齐、碎片化的呈现使我们无法将其整理成具有完整意义的信息，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时间流逝，记忆不着痕迹。

　　互联网时代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更多和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但当我们不再使用自己的大脑来记忆，所谓的记忆和体验就只能流于表面，不能转化为内在的“经验”，自认为已经“体验”到的时间就永远不能成为自己的时间，由此带来时间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异化现象。

　　互联网时代“新异化”的解决之道

　　毋庸置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但当它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异化力量，构成了对人公开或者隐蔽的宰制时，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实现人类与技术的共同提升，协作共存。

　　（一）回归人的主体地位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被转变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11]。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人对高科技“座架”的依赖，人的主体性让渡给了工具理性，带来人的异化。

　　互联网是人类全方位延伸和进化的结果，但不管科技如何进化，它都只是一种工具和技术力量，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新异化带来的最根本的忧虑在于这种力量会不会妨碍甚至消解人的主体性。蒋晓丽等认为人与算法的关系会进一步演化为“背景关系”[12]，互联网时代，技术作为背景出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在技术的背景下认知社会，技术是幕后，人类是主体，因此走出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归人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主体意识，认识到技术是人创造的技术，技术应该为人类服务，不被科技所操控，抛弃僵化的思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能力，激发潜在能力，并且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优势，形成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有张力的互动形态。[13] 唯有坚守实现人的主体性地位，回归人的意义，守望人的价值，我们才能避免深陷虚假消费的泥潭，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保持最理性的头脑，由单向度的人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实现社会的进步。

　　（二）树立理性交往意识

　　工具理性的扩张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应用给予交往双方远程不在场交流的技术基础，也正是这种虚拟交往使我们脱离了面对面交往的现实语境，虚拟的交往场景让我们丧失了对于共在空间的熟悉，虚拟交流变成了普遍的交流模式，带来现实交往情感的淡化。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来看，交往理性是双维而不是单向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双向对话，两个以上具备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交际活动，双方经过交流、磋商，取得情感共鸣，相互理解进而完成社会合理化，显然，互联网并不具备实际意义上交往理性的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要树立理性交往意识的原因。我们要看到在互联网新异化条件下空间和现实交往的重要性，同时要看到虚拟交往和现实交往二者的区别，主动培养虚拟主体间性，增加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重新找回空间的重要性，保持社会相关性和空间邻近性的依附关系，从互联网带来的“精神鸦片”中解放出来。

　　（三）丰富精神世界

　　“新异化”是罗萨基于现代社会的加速而提出的。互联网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把追逐财富和虚假需求当作人生的意义，忽略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很少关注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但恰恰精神上的富足才是对抗加速和异化的基础。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概念，类似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景观社会是一种被刻意展示出来的景象，身处于其中的人在景观的涵化之下会丧失对本真社会的渴望及追求，这对我们摆脱被景观的蒙蔽有着积极的警示作用，明白在物质社会之外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是人生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物质层面，我们要明确自我的物质需求，经得住商品化社会的物质诱惑，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注重对于自身精神世界的丰富，重视自身理性素养的提升；认真辨别互联网中的是非曲直和鱼龙混杂的信息，减少对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依赖，改变生活方式，适当倡导慢生活，减少碎片化阅读。坚持学习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是互联网时代防止新异化产生的有效途径之一，要重视精神世界的建构，充实头脑，规避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

　　结  语

　　异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异化还会以各种各样新的形式出现。互联网时代同其带来的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和时间异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但我们不必惊慌失措，要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在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异化，并导致了人类批判和理性思考能力下降，及时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

　　因此，笔者倡导回归人的主体地位，用人的能动性克服工具理性，在日常交往中更加重视交往理性的培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媒介发展和释放自由之间建立桥梁，才能扬弃新媒体幻景的异己统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不是一种保守的、修补式的防御性策略，而是一种积极的、系统性的建构性方略。[14]

　　参考文献：

　　[1]肖静.新媒介环境中人的异化[J].当代传播，2007(05).

　　[2]于桂凤.论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J].理论界，2020(1).

　　[3][4][8][9]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50;152;158;164.

　　[5]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6]胡曼君.加速社会下的时间焦虑研究——基于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分析[J].视听，2021(9).

　　[7]国吉，赵海月.加速与异化的共鸣——对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探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10]支亚茹，杨先顺.新异化理论视域下“手机失联焦虑”探究[J].青年记者，2021(16).

　　[1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43.

　　[12]蒋晓丽，钟棣冰.智能传播时代人与算法技术的关系交迭[J].新闻界，2022(01).

　　[13]赵越.改变与重塑——互联网时代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反思[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01).

　　[14]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