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新闻学

　　摘  要：新时代新闻学有活的学问，有死的学问。活的学问立足大地，服务人民，与中国式现代化血脉相连，声气相通。死的学问漂浮云端，对空言说，沉溺于（西方）概念勾连、理论旅行、逻辑自洽。中国式现代化呼唤活的学问。为此，既需要马列理论，又需要把握历史特别是“四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新闻学，不可能在温室里作业，而不能不面对“以洋为尊”与“非马反马”的学术生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否则，难免纸上谈兵，言不及义。

　　关键词：活的学问；死的学问；新时代；新闻学

　　一

　　新时代以来，欣慰地看到一批青年才俊守正创新，联袂而至，潘佼佼的农村广播网、张慧瑜的基层传播、王洪喆的人民无线电、盛阳的中苏论战、陈娜的工人文化宫等研究，无不让人感到“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与此同时，又不无遗憾地目睹一些后起之秀被蒋梦麟笔下的西潮新潮吸引着，或在学术评价体系及其体制机制如“非升即走”的胁迫下，陷入古道西风，从而与追求真知、追求真理渐行渐远，往往要么如成伯清说的“跟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沦为同行之间的一种符号游戏”，要么如谢德仁说的“从理论到理论，从文献到文献，科学、严谨地研究‘伪问题’”。

　　赵汀阳说得更直截了当：

　　学术界喜欢欺骗自己说，学术有理由从书本到书本，只关心概念而不需要关心真实。

　　无论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多么深刻，都必须与生活问题相关，在生活语境中没有意义的哲学是坏的哲学。

　　以上两种“青年运动的方向”，也可称为两种学问：一种活的学问，一种死的学问。毛泽东在延安曾对鲁艺毕业生说，你们现在毕业的只是小鲁艺，外面还有大鲁艺。死的学问充其量不过是小鲁艺，活的学问则是大鲁艺。一则沉浸自身，如具身性一类学术流行语所隐喻的，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一则面向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实践，心仪“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费孝通），“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换句话说，活的学问关注人生，致力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即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死的学问躲进小楼，关注自身，如“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窃窃私语。总之，借用一位“居庙堂之高”的读书人谈及马克思的话，新闻学“不应是放在图书馆备查的文献，而应是在人间流布的火种”（《乐读记》）。

　　无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活的学问而非死的学问。为此，除立足大地，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共情，明确为谁著书、为谁立说，也离不开两点：一是理论，一是历史。所谓理论，首先指马恩列毛等经典。众所周知，当今学界一方面强调悠悠万事，理论为大，兵马未动，理论先行，如研究生开题答辩先看有没有理论；一方面众口籍籍的理论既不包括“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更不包括列宁毛泽东，基本上局限于美西方的一家之言。如果没有此类理论或一家之言，那么无论是学位论文，还是职称论文，在学界“主流”眼里俨然都不入流。

　　这里，对待马克思的两种倾向也得指出，一是胶柱鼓瑟的本本主义，一是貌似与时俱进的修正主义。无论本本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都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何谓灵魂？一言以蔽之，就是列宁所说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科学性体现为解释世界，革命性体现为改变世界；科学性追求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革命性致力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即《共产党宣言》说的：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除了科学性、革命性的马列理论，活的学问理应广泛吸取古往今来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美西方具有科学性的一家之言。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比如，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就读了十七遍，而《共产党宣言》在延安时期他就已读了近百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学问之道，何尝不然。

　　活的学问既需要理论的滋润，更需要历史的滋养：“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恩格斯），“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

　　对新闻学来说，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即“四史”更是命脉所系。开辟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有机统一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需要洞察五千年文明来龙去脉，更需要把握“四史”。张文木说得好：“知道5000年历史的人能说明白未来50年的事，知道50年历史的人能说明白未来5年的事，只知道5年历史的人，基本就是无头苍蝇，瞎忙活，头头是道，其实，啥也不知道。”

　　2018年，我在北京大学新闻学年会上谈到一个“四史”问题：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当时觉得，民国三十年加上清末七十年，牵扯了我们十之八九的注意力，而新中国七十年以及共产党百年风云却只占十之一二。这种状况固然渊源有自，但不能听之任之，因为中国新闻与新闻学主要依托两个百年，而与晚清民国相去已远。虽说晚清民国也是新闻学的一脉活水，但毕竟笑渐不闻声渐悄，而新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的风雨历程，则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息息相关，无论光荣与梦想，还是蹉跎与困顿，都是我们面临的活生生现实，也是广阔的、肥沃的、有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不能放着眼前说天边，捧着金碗讨饭吃。

　　如今，新闻学已经列入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撑性学科”，各方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无不心向往之。为此，更应该明确共产党新中国在新闻传播方面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是支撑中国新闻学学术大厦的基础。

　　总之，一个理论，一个历史，相辅相成便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

　　二

　　那么，活的学问从何入手呢？恰好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激活了我的思路：中国式现代化放诸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哪些亟待研究厘清的真问题？兹事体大，我难以全面回应，下面谈两点务虚的认识。

　　第一点认识，关于新闻无学问题。所谓新闻无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意无非是说新闻只有政治与宣传而没有学问，算不得学术。现在则看得越来越清楚，所谓新闻无学的潜台词在于共产党新中国的新闻无学，至于美西方则不仅有学，而且体大思深。也因此，数十年来，我们气喘吁吁地追逐国际化，也就是美西化，从施拉姆到物质性，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建设性新闻，一个“大师”接着一个大师，一部“经典”接着一部经典。翻看时下各路论文，基本套路都是先祖述一通美西方某大师某经典即一家之言，然后以此为尚方宝剑，评头论足中国新闻传播状况，最后确认大师经典如何正确而中国状况如何与之契合。就连研究新中国新闻人的博士论文，也不得不生拉硬拽此类一家之言或所谓理论，否则送审答辩都可能遭遇麻烦。如此学术与学风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如出一辙，也如《儒林外史》里的八股选学。

　　中国新闻是否有学，或者说判断中国新闻学利弊得失的主要依据，是恩格斯所言历史合力的现实运动，而不是无视历史、无视现实、无视实践的抽象概念，更不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削足适履的美西方所谓理论。也就是说，中国新闻是否有学以及有什么样的学，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为标准，而不是以任何唯心论、想当然为依据，如书斋里一些聪明大脑自由构想的时新理念。

　　这里，倒是应该检讨共产党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如何从有学到无学，而美西方新闻又如何从曾经俯视的无学到如今仰视的有学——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想当年，方方面面对中国道路及其新闻实践新闻学充满自信，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高度警觉，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报刊的四种理论》是作为反面教材，批判之用，而今则被奉为不世出的大师经典并美其名曰“国际化”。众所周知，学界主流所谓国际无非指欧美，甚至就是美国，国际化其实就是欧美化或美国化。如“国际期刊”“国际会议”“国际学会”，十之八九不过是美国期刊、美国会议、美国学会。随着这种国际化甚嚣尘上，马列道统的“国际主义”渐行渐远。国际主义与国际化貌似都在说国际，但此国际，非彼国际，犹如李逵与李鬼，李逵与马列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天下大同血脉相连，李鬼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一脉相通。

　　只有弄清楚新闻有学无学的实质，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地建设中国新闻学。

　　第二点认识，关于中国新闻学问题。如果中国新闻有学，那么什么是中国新闻学？如同美西方新闻学与西方式现代化密不可分，中国新闻学也是与中国式现代化水乳交融的话语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无不表明，中国新闻学不只属于一门学科专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而更属于江山社稷与世道人心的天下政治，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一语中的。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一方面离不开梁启超所言“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及其新闻传播遗产，一方面更同马列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离不开《国际歌》所寄寓的国际主义。简言之，中国新闻学也是两个结合的产物，即马列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包含着既丰富多样，又错综复杂的万千状况、矛盾关系与广阔空间。

　　近些年，青年学者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样本，如博士论文选题范敬宜、陈望道、安岗、甘惜分、郭超人、三线建设与新闻传播，以及记者马克思、记者毛泽东等；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的博士论文《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谢保杰的博士论文《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清华大学中文系张晴滟的博士论文《样板戏》等。这些成果各领风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两个结合。而不痛不痒、云里雾里、自娱自乐的学术流行语，包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技术神话——刘建明教授称之为“无知”“憨态”，说到底也是对中国实践的隔膜，对中国文化的隔膜，特别是对“四史”的隔膜。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策划出版了一套“中国新闻学”丛书，第一辑十种，今年付梓的第二辑也计划十种。为此，我们对中国新闻学提出一个总体设想，包括十大原则，无意间也与美国所谓“新闻十大基本原则”分庭抗礼。

　　（1）传播技术的政治性与自主创新原则，从而有别于层出不穷的唯技术论；

　　（2）新闻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工作，从而有别于去政治化的“新闻专业主义”；

　　（3）社会主义媒体的公有制和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从而有别于种种媒体私有化、资本化以及“媒体二元论”；

　　（4）新闻真实性和价值导向的辩证统一原则，从而有别于英美新闻传统中自欺欺人并危机重重的所谓“客观性法则”；

　　（5）正面报道为主和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性原则，包括媒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传统，从而有别于“耙粪”“看门狗”“第四权力”等；

　　（6）党性人民性相统一以及群众路线作为制度保障的原则，从而有别于体制内外的精英路线；

　　（7）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全媒体理念原则，从而有别于文人办报、商人办报、同仁办报一路小圈子；

　　（8）“传输传播模式”和“仪式传播模式”相结合即情理交融的原则，从而克服理性主义的认知偏颇；

　　（9）新闻工作者知行合一原则，从而拒斥高高在上的“钦差大臣”（想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10）天下一家、民心相通的“国际主义”原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国际歌》《纪念白求恩》等体现的“英特纳雄耐尔”，从而有别于所谓“国际化”，即美西化或美国化。

　　三

　　明确了新闻有学和中国新闻学可为，探究其中的条条道道才名正言顺。而伴随学术思想的充分涌流，如甘惜分期待的“多声一向”——社会主义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会最终形成一江春水的活的学问。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是也不能在温室里作业，而不得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势必遭遇诸多艰难险阻与惊涛骇浪。而且，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就越是遭遇对抗性势力明里暗里的反扑，包括学界的“开明绅士两面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破除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学术殖民心态，不同非马反马思潮“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新闻学就难免纸上谈兵，言不及义。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新闻业与新闻学，也是一直在同各种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势力斗争中，一步步成长、发展、壮大的。如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就曾在有名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指出：

　　我们现代报纸的历史，虽较欧美各国为短，亦已百数十年，然而属于人民大众的报纸，则仍寥寥可数，其中大半未到成熟即遭夭折，或则横被摧残，或则中途变质。人民大众，要建立作为自己喉舌的报纸，报导自己的活动，畅谈自己的意见，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求之而不可多得。

　　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当然义不容辞，要坚持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即是……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

　　如果说学术殖民心态、学术江湖生态等大问题，如今一时半会儿难以扭转，那么至少可在貌似软性的问题上先行破立并举，比如文风。古往今来，一切严肃认真的学问，不论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如何，都离不开真才实学与真知灼见。也因此，活的学问也无不讲究求真务实的文风，就像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之际，为了破除全盘苏化的“党八股”“洋八股”“学八股”，一方面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一方面形成不偷不装不吹、实实在在、老老实实的文风。追求真知、追求真理，就不能不多说人话，少说鬼话，多一些平易近人，少一些故弄玄虚。用项飚的话来说：“尽量用日常语言把自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大众不会容忍学者躲在专业名词背后，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这方面，甘惜分、范敬宜、方汉奇等前辈树立了榜样，形成了一套中国式新闻学的优良学风和文风，值得新时代新青年发扬光大。

　　（本文原稿为笔者2023年4月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年会暨青年新闻史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