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边界:延展与规制
2024-01-10 10:14:44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11月上 作者:陈乾生 胡芃原
摘要: 摘 要: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在广播电视传播场域中主要发挥隐性话语权效应,在融媒传播场域中主要发挥显性话语权效应。融媒时代,播
摘 要: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在广播电视传播场域中主要发挥“隐性话语权”效应,在融媒传播场域中主要发挥“显性话语权”效应。融媒时代,播音员主持人跨界发声,在传播过程中以显性符号存有的媒介人物刻板印象被打破、社会角色觉醒。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行使在不同场域中所搭建的主体时空和话语范式相异相通,既可相互交融,巧妙勾连,扩大传播增量,又能圆凿方枘,彼此区隔,中伤媒介权威。在话语权的界限内外,变的是话语权行使的物理场域,不变的是秉持社会责任的播音员主持人。
关键词:播音员主持人;自律与他律;传媒伦理;话语权
2023年4月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2022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共开设2527家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播音员主持人3.09万人,比2021年同期增加0.08万人。从中央到地方,依托各级广播电视节目成长起来的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媒介品牌影响力的显性符号所发挥的“文化影响力”正在扩大。在广播电视、抖音、微信、客户端等交互传播之际,广播电视转型发展逐渐跨入深水区,与此同时,播音员主持人转型发展正在发生。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介相继触网,开设新媒介账号对媒介产品进行“二次传播”,或制播适于新媒介端传播的专属视听产品,播音员主持人也纷纷注册个人新媒介账号,展开全新探索。在两种语境之下,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隐性话语权和显性话语权互补共进,同生共荣,“聚网感、高权威、扬公信”的传媒艺术合力传播效应得以释放,“高共情、隐询唤、聚主流”的传播景象呈现。
话语权的征候:西方式规训与中国式涵化
话语权在东西方语境中所突出表征的核心所指不尽相同,但政治与社会合力作用是其共性。西方式话语权核心所指为意识形态性的软性霸权控制,我国话语权的突出表征则为意识形态性的培养与涵化。
(一)西方式话语权:威压式的政治规训
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福柯的话语权更多地意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统治与臣服。约翰·斯道雷认为,“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的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2]。由此观之,西方世界将话语权指涉为具有威压感的、带有社会规训意味的一种或隐或显的控制系统,经由国家机器的设计和实施实现对主导话语的共识性认知,使得民众屈服于主导意识形态。而西方媒介组织或曰传媒集团由于与政治、商业、财团的联姻多表现为托拉斯经营模式,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业化、产业化为其核心所指。
(二)中国式话语权:情理式的社会涵化
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权同样具有政治性意味。改革开放以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国式话语权的政治性意味尤为凸显。1978年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式话语权开始潜隐其意识形态功能,融合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等多元文化于其间。广播电视节目“人际性、互动式、共情化”的情理涵化效应彰显,主持人节目(如《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珠江、东广模式)与节目主持人(如沈力、赵忠祥、陈鲁豫)的诞生与发展仅为话语权转向的表征一隅。
我国的新闻传播工作既要讲党性,扎根人民,站稳人民立场,又要练就专业本领,善于传播,精于传播,由己达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喉舌论、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新闻传播从业者工作中所需遵循的理论原则。张颂认为,“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不应萎缩,不可膨胀。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是党、政府和人民赋予的,播音员主持人代表媒体和节目制作群体……”[3]我国情理式涵化的话语权既有政治性鼓动的根本要求,又是时代演进的内在需要,是二者的合力作用之下所形构的中国式话语权。
话语权的延展:明晰角色定位与恰切转换场域
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播音员主持人话语权的延展已是传统主持传播模式升维之后的新常态,播音员主持人不仅要坚守在广播电视的声屏场域,还要主动出击,深耕融媒平台内容生产。
(一)反向延展:角色定位的偏移
在传统广播电视场域,播音员主持人应将媒介角色的定位一以贯之,播音员主持人寓于节目之中,寓于所属频率、频道、媒介组织,节目定位、媒介定位当属播音员主持人个人角色的核心归属。倘若其将个人角色凌驾于媒介角色之上,或出现角色定位偏移之时,播音员主持人的角色属性、角色行为将反向延展,中伤媒介权威。
2021年11月12日,在北方某广播频率节目直播过程中,两名主播因在关于美食的讨论中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男主播更是情绪失控摔门而去,导致节目直播暂时中断,短暂音乐过后,女主播继续主持节目。该起播出事故在“蜻蜓FM”“喜马拉雅”等新媒介端“二次传播”,持续发酵。在当日节目直播中,不难发觉男主持人在节目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些许“火药味”。节目主持的话语琐碎、重复赘余、方言俚语等等,已丧失专业主持的语言传播水平,“规范化的口语”作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重要范式正在被语言渣滓和喧嚣、功名解构,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主持人伴随鲜花和掌声,轻易获取了显赫声名,媒介个人化的趋势日益突出。这表现在,当主持人个人角色与媒介角色发生冲突时,总是让个人角色占上风,导致了个人情绪对节目的随意污染”[4]。主持人在节目内外的话语表述无论在广播电视端还是在新媒介端,都需要遵循社会公共价值取向和普泛的道德标准,当主持人的个人角色超越媒介角色之时,语言传播的反向延展随之发生,作为主持人立身之本的节目空间也会随之消解。
(二)正向延展:场域转换的恰切
21世纪以来,媒介传播领域的扩张,为播音员主持人的显性话语权显映提供了机会,受众看到了具有“社会化、灵动性、真实感”的播音员主持人,拉近了传受距离,且提升了节目的影响力。
2021年7月2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同步播出了一期关于河南郑州“特大暴雨灾害”的微节目,主播海霞素颜出镜,以河南老乡的口吻,讲述河南郑州所遭遇的罕见洪灾,并在节目中提醒家乡人民注意安全,分析陈述灾害的客观性和人民的团结与智慧。1分43秒的微节目,海霞分别在开头和结尾部分以“作为一个河南人、河南的老乡们”陈说,并表示“我会持续关注,我们总台也会全方位地对此进行报道”等。温暖的话语,贴心的关怀,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寥寥数语,“人、事、情、理”跃然屏上。海霞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新闻联播》节目播音员,是河南郑州人,此段话语表述如若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口播,则不合时宜。而在《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上,由于传播介质和受众的差异,则以“社会个体话语表白”为主。海霞作为河南郑州人,家乡受灾,于情于理,无法无动于衷,但受制于其媒介角色,在电视节目场域中,不宜凸显个人角色,但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上,个人角色在媒介角色基础之上,则可以发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情效果,受众不但不会拒斥,反而会增益对播音员主持人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知,充分彰显话语权的活力。诚如白岩松所言,“对于任何一个主持人来说,只有拥有一个大写而丰满的人,才能派生出一个被观众认可的主持人形象”[5]。也正是由于海霞在《新闻联播》节目的传统制播场域和网络新媒介场域恰切自如切换话语样体,适度融个人角色于媒介角色,语言传播正向延展,勇于突破,适度延展,才扩大了传播增量,强化了播音员的价值引导力。
话语权的规制:自律与他律共进
新时代,在传媒伦理的呼唤之下,自律当属传媒人正确行使传媒权力的核心,他律为兜底保障,两者齐头并进,共同营造健康的主持语境。
(一)自律:恪守域限,重识经典
1.恪守话语权域限
媒体融合的推进,延展了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范畴。高贵武认为,“在新媒体方面,主持人身兼数职,需要具备各种能力,既要有镜头前的表达能力,又要有节目的创意策划能力、与观众的关系建构能力,甚至还要有新媒体方面的运营能力和一定的带货能力”[6]。这是融媒时代播音员主持人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其行使主持传播话语权的职责所在。融媒空间中的播音员主持人,如何头顶光环泰然处之,如何正确行使话语权呼应媒介角色,已成为当下的现实议题。
《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明确要求,播音员主持人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行业协会的自律公约对播音员主持人的政治自律提出了规约性要求。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个适用”进行详细的规制。第一,适用意识形态。这是新闻工作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式话语权的基本属性。广电媒介、新媒介都应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进行创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第二,适用节目。节目形态多样,如用一种话语样体,显然早已为观众所难容。紧跟时代新潮,紧扣节目宗旨,紧随节目形态,灵活运用各式话语样体,使其与节目贴合、融合、协和。第三,适用场域。主要包括广播电视场域和新媒介场域,广播电视场域以“隐性话语权”为主,新媒介场域以“显性话语权”为主。第四,适用语境。语境分为大语境和小语境,大语境又称时代语境,播音员主持人要心如止水,善用善为。小语境指节目语境,即节目传受双方的语境,应主要观照受者的语境,使之和谐一致。第五,适用角色。角色分为传者角色和受者角色,传者角色当中,媒介角色大于个人角色。受者角色当中,播音员主持人应设身处地,把案头工作做到平时,把主持话语生成扎根于人间烟火。主持话语应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既要和而不同,也应导向明确。显然,播音员主持人话语权行使,无论在何种场域,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有相对的区隔。播音员主持人应从自身做起,秉持五个适用的自律要义,不忘初心,一以贯之。
2.重识话语权的本土语境
张颂提出的“德才兼备、声形俱佳;新闻性与艺术性张力与魅力同在”,是适应本土语境对播音员主持人话语权提出的要求。播音以“新闻性为根本属性,艺术性为核心属性”,张颂的表述在新媒介端同样适用,新闻工作者始终是播音员主持人的共性要求。其话语权以适当形式出现在新媒介端,幽默、俏皮、端庄、大方会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生活面貌,虽迥异于广播电视中呈现的话语表述,但受众看到了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立体多面的新媒介人物,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关注会呈现正相关,或将可以实现广播电视受众和新媒介受众的双向导流。但是,当主持人忘却新闻性和媒介角色,淡漠政治素养,转向偏好关注,遵循个人意志时,话语权反向延展可能随之发生。
在深度“媒介化”的今日,媒介全面介入社会发展,社会也高度卷入媒介,媒介与社会互构互嵌。施蒂格·夏瓦笔下的“媒介化社会”已然嵌入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媒介化’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渗透着媒介的逻辑,潜移默化地被媒介所形塑和建构。”[7]未来媒介如何,我们难以言状,但作为人机互动的形象界面——“主持传播人才”,依然关乎未来传播的效率和质量。经典播音主持学派界定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标准“德才兼备,声形俱佳”,依然是媒介选聘播音员主持人的主导逻辑。播音员主持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悦耳动听的声音、赏心悦目的形貌、出口成章的表达,依然关乎媒介的传播形象与内涵。“德才兼备,声形俱佳”,德在才先,声形次之,当然,声形次之并不等于不考虑声音和形象,播音员主持人声形俱佳依然关乎节目品位和受众审美体验。“德才兼备,声形俱佳”,应为话语权行使主体毕生之追求和不断精进的自律要术。
(二)他律:政策行规与传媒伦理的规制
2022年,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播音员主持人职业行为和社会活动管理的意见》,要求各播出机构把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加强网络传播、占领网络空间的重要力量。播音员主持人参与网络带货等各类商业活动,须经所在播出机构批准,新闻栏目播音员主持人参加此类活动要从严把关。此外,《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也明确要求,播音员主持人“要有公众人物的自觉意识,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较常人更为严格的监督”。具有规制效应的他律政策、行业规定在传媒法制日臻健全的今日传媒市场并未缺席,始终在场。
他律,既包括传媒法制的健全,更应有传媒伦理的健全。播音员主持人作为话语权行使的主体,“高素质、专业化”“德才兼备、声形俱佳”以及不同层面的自律公约,应为播音员主持人的自律之本,直接影响节目的传播效果。但当自律偏移、转向、异化时,必须靠他律施以警示和威慑,如若触犯即遵照政策规定对失范者实施规制,强化优者胜出、劣者汰换的科学媒介经营管理机制。
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行使在不同场域中所形构的主体时空和话语范式相异相通,既可相互交融,巧妙勾连,扩大传播增量,也会方枘圆凿,彼此区隔,损害媒介权威。在话语权的界限内外,变的是话语权行使的物理场域,不变的是作为播音员主持人自身的职责使命。在法治化建设的当代社会,他律与自律同等重要,播音主持人才培养、行业健康发展亦如是,唯有自律与他律共进,两者相辅相成,方能相得益彰,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权也才能发挥正向引导功能。
结 语
播音员主持人是新闻工作者,是媒介角色的重要担当,政治性、新闻性、艺术性始终伴随。无论在何种场域,播音员主持人话语权的行使都应遵循“一致性原则”,主持人的话语权取自党、国家和人民,运用于公共话题空间,理应发挥公共传播的正向引导示范作用。取之于公,回馈于公,话语权方能久远、长效;取之于公,用之于私,话语权必将膨胀、萎缩。
参考文献:
[1]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2]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0.
[3]张颂.语言传播文论续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41.
[4]曾志华.角色冲突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价值取向[J].视听界,2007(04).
[5]白岩松.我们能走多远——关于主持人话题的胡思乱想[J].现代传播,1996(01).
[6]高贵武,薛翔.融媒体时代节目主持人的专业面向——兼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主持人大赛》的启示[J].新闻与写作,2020(02).
[7]杨月.关系互构与新交往:社会治理的媒介化[J].青年记者,2023(02).
(陈乾生: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胡芃原: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11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