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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大公报》一则关系史料的辨正

2019-09-27 15:39:12

来源:青年记者2019年10月上   作者:胡正强

摘要:  1929年12月28日,天津《大公报》第3版发表了《蒋通电唤起舆论 自十九年一月一日为始 望报界对国事尽情批评》的新闻专电,全文登录了

  1929年12月28日,天津《大公报》第3版发表了《蒋通电唤起舆论  自十九年一月一日为始  望报界对国事尽情批评》的新闻专电,全文登录了蒋介石这封通电(“勘电”)的内容。因为该报刊登的这封通电关于收电人的台衔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均鉴”,所以受到一些治中国新闻史学者的关注和重视。1996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曾在“和蒋介石政权关系的变动”一节文字中,根据这封电报,对《大公报》此一时段内与蒋介石的关系做出如下分析和推断:“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电文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在当时的新闻界,论资格,《申报》最老;论发行量,《新闻报》最大。但若论反映舆论的权威性而言,大公报已名列前茅,但是苦于无人把他扶上第一把交椅。蒋介石此电一发,无疑(原文如此——笔者注)于确认了大公报在舆论界的首席地位。大公报也立即在社评中称颂蒋氏,作为回报。”①由于学者是以《大公报》当日所发表的新闻专电作为原始资料进行立论,而《大公报》上的新闻专电报道白纸黑字,班班可考,有关判断仿佛确凿无疑,故在学术界流传颇广。其实,这只是一种捕风捉影式的过度解读。笔者现根据相关史料,对该封电报关于收电人“台衔”称谓所具有的真实意义作一辨正,以就教于方家。

  通电台衔“×××并转”并不具有表达上的实质意义

  对不同的接收单位来说,他们接收该封电报时首先都会抄收到本单位的名称(衔),这是电报行文中的常规格式。

  通电是清末至民国期间比较流行的把宣布某种政治主张的电报拍给有关方面,同时予以公开发表的一种观点、意见表达和态度宣示方式。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收发电报的机器设备价格不菲,电报接收技术人员极为稀缺,而且一般报馆接收由电报局发送的明码电报也均是以字论价付费使用,所以,当时只有部分实力相对雄厚的报馆具有独自接收电报的能力,很多实力薄弱的报馆所使用的电讯稿往往都是经过通讯社转发的“二手货”,这就必然造成全国报馆在接收同一电报时接收时间的不同步。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现象,也为了表明通电是面向全国、一视同仁的态度,当时一些发电单位会委托电报接收者向不具备接收能力的同行转发。例如,1913年武昌军界曾发一通电,其电文台衔亦为:“各都督并转各军师旅长公鉴”②。可见,“并转”是通电电文中对接收者台衔的一种技术或语言省略技巧,并不意味着对众多电报接收者中某一位特殊社会身份的确认、强调或暗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字样,是由于当时很多报馆并不具备与大公报馆同等即时接收电报的能力,而发电者又为了表达该电报是面向全国的公开“通电”性质在行文上不得不有的一种修辞选择,并不具备更多的实质意义。《大公报》接收该电报后,也不会真的就向同业“转发”,至多就是在本报公开发表而已。

  《申报》等报纸发表该电文时未见“大公报并转”字样

  蒋介石这封对报界的通电,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统一不久在新闻政策方面的一次公开宣示,自然受到了国内各家报纸的重视。所以,几乎所有的大报都在1929年12月28日这天以要闻的形式发表了相关的新闻专电。但《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国内知名大报在发表该通电新闻时,均没有出现“大公报并转”字样。

  《申报》的通电新闻是:《蒋主席通电 希望民意发扬》:“蒋主席电各报馆云……”

  《中央日报》的通电新闻是:《蒋主席电全国舆论界 明年起对国事应抒谠言 以真确见闻作详实贡献 凡属嘉言咸当拜纳》:“蒋主席昨通电全国,全文如下:各报馆均鉴……”

  《民国日报》的通电新闻是:《蒋主席通电全国报馆 征求代表民意言论 希望报界元旦起尽量贡献》:“南京来电 全国各报馆均鉴……”

  按照常理,这些报纸在接收电文时也应该抄收并看到相应的电文抬头,《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均为当时知名大报,尤其是《中央日报》和《民国日报》,均为国民党官方媒体,对蒋介石的电报自当重视非常,不太可能作出擅自删削电报原文的举动。合理的推断应该是,这几家报纸抄收到的电文台衔与《大公报》并不一样,哪家报纸抄收,其抄收的电文台衔就是哪家报纸并转。因为他们将电报电文中的台衔看作一种电文格式,不具有实质性的表达意义,故不约而同地加以省略了。

  《益世报》当日发表该通电的台衔证明蒋介石并未独厚《大公报》

  如果说,《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报纸,与《大公报》具有某种同行竞争的关系,它们暗地里也许并不乐见《大公报》因受到最高领导的青睐而获取竞争优势,因而在发表这封通电时也可能出现故意忽略“大公报并转”字样的行为,但与《大公报》同在天津的《益世报》在发表该通电新闻时,不仅保留了更多、更原始的电报抄收稿痕迹,如特别注明“【南京二十七日下午十一时五十分本报专电】”,通过强调接收电文的具体时间来证明电文的准确性,而且该通电的台衔则为“天津益世报并转全国各报馆均鉴……”。这充分说明了该通电在拍发时,《益世报》与《大公报》享有同等的待遇,即“××报并转全国各报馆”仅具有电报拍发和接收上的某种技术与程式意义。在无充分证据说明《益世报》篡改该电报台衔以自提身价之时,这只能说明蒋介石在拍发此封电报时未独厚《大公报》,当然也就没有以此示好、拉拢该报的意图。

  蒋介石档案中未见关于该电报台衔的刻意考虑痕迹

  台湾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对该封电报的记载仅为“通告各报馆电曰”③,并未有“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字样。《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是根据蒋氏保存之函电、手令、公牍、文稿、日记等原始档案资料纂辑而成,纂辑人员多长期担任蒋氏幕僚,因而这一文献的部分内容具体披露了诸多蒋介石个人的内心想法和生活细节,使人得以了解其内心世界和私密领域,具有很强的信实性。其中对该封电报的记录仅为“通告各报馆电”,并未出现“大公报并转”字样。这也说明看过该电报原稿的编档人员,亦不认为这封电报在台衔称谓方面有特异之处。

  综上,所谓蒋介石通过“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以暗示或确认“大公报在舆论界的首席地位”的分析和推断不能成立,属于一种过度解读。

  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该书在1929年12月28日的条目中对这封电报的介绍如下:蒋介石发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通电(时称“勘电”),希望各报自1930年元旦起,“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其弊病所在……亦请尽情批评”,并声明“凡属嘉言,咸当拜纳,非仅中正赖以寡尤,党国前途,亦与有幸焉”。表示开放“言禁”。(《大公报》1929年12月28日)④

  该书明确标注相关介绍的资料来源为1929年12月28日《大公报》的相关新闻报道。如果该书编者看过《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和《益世报》,笔下或不会出现“蒋介石发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指认,人们也不会根据《大公报》的孤证而做出相关的分析和推断。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公报》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尤其是1926年以后的“新记大公报公司”时期,该报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依违离合更曲折多变,令人注目,也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中一个常新话题。据俞凡先生的《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一书,在1926-1933年间,新记大公报公司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尚处于试探时期,具体地说,即从北伐结束的1928年到1933年,《大公报》与蒋政府之间,尚一直保持着一种相互试探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双方有过摩擦,也有过合作,而双方摩擦的代表性事件,则是1929年5月的冯玉祥通电事件。”⑤即便是在此后的“九一八”事变时期,蒋介石、张季鸾“二人关系仍很平常”⑥。1932年7月间“法西斯蒂事件”之后,因《大公报》帮助蒋介石平息了外界的汹汹之议,蒋介石才开始对该报另眼相看。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1929年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勘电中“大公报并转”不太可能是蒋介石所刻意为之。

  平实而论,《大公报》将通电中的“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台衔一并刊出,也不一定是为了自抬身价和炫耀,而可能只是出于保持电文抄收稿原貌的考虑,是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一种坚持。

  蒋介石为什么会对外界发出“勘电”呢?新闻史学界一直并未对此深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名义上为统一的中央政府,实际上难以在全国推行其政令、军令。1929年“北伐”告成后,蒋介石就企图“削藩”,故于1921年1月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表面说辞是现在战争结束,经济建设开始,为了节省国家开支,需要裁减军队。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谁也不愿裁减,会议自然无果而终。而且会后各方私下合纵连横,紧锣密鼓进行各种应变准备,军阀混战已如箭在弦,不可避免。蒋介石此时发出勘电,表面上是给新闻界,其实是要借此弹出弦外之音,威吓、警告、压制对其阳奉阴违甚至离心离德的各派大小军阀,从而在其即将发动的战争中抢夺道德的制高点。这就是“勘电”中要强调“自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全国、中央求治至急,人民望治尤殷,大之欲跻中国于自由平等之域,小之求使民众咸得安居乐业。格于环境、变故迭起,训政既已开始,军事犹难结束”的缘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编号:14BXW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页

  ②《各省公电:武昌军界通电》,《浙江公报》,1913年第448期

  ③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台湾国史馆”,2003年版,第309页

  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6页

  ⑤⑥俞凡:《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第106页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来源:青年记者2019年10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