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缘起　　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各种画报中所存在的中国形象的相关研究涵盖了各种方面，包括从符号与意涵、凝视与被凝视、消费文化与现

　　研究缘起

　　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各种画报中所存在的中国形象的相关研究涵盖了各种方面，包括从符号与意涵、凝视与被凝视、消费文化与现代性意识等角度展开的对视觉符码的深层读解。但是这些研究中涉及女性的，以《良友》画报女郎为代表，社会形象多为封面女郎、广告女郎，在年龄、居住地、阶层等社会属性上有较为明显的偏向性。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于1842年，从1856年开始派记者对中国展开报道，1842年至2003年间，该报针对中国事务刊发了数千幅图片和数百万字的报道①。沈弘教授所编从书“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8”中收集整理了1926-1948年间《伦敦新闻画报》中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涉及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关涉中国妇女的新闻报道图片有161幅。

　　这些新闻资料，呈现了以西方观察传播者为主导的中国妇女群体社会形象的展示与建构。被呈现的中国妇女来自不同阶层、地域和时期，展现出更丰富的社会属性，更具有代表性。而研究早期中国女性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对了解西方媒体如何理解和建构中国的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进一步理解对外传播的基础。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提出以下问题：1926-1948年间的中国妇女在《伦敦新闻报》中如何被呈现？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她们被呈现的方式？被如此呈现背后的可能性原因有哪些？

　　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研究对象为四卷本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8”（以下简称《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女性图片。通过对图片中的被摄对象进行人口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编码，以及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基于以下假设验证：

　　H1：中国妇女的身份与她们是否成年无关。

　　备择假设：中国妇女的身份与她们是否成年有关。

　　H2：中国妇女的身份与照片背景取景无关。

　　备择假设：中国妇女的身份与照片背景取景有关。

　　H3：中国妇女的身份与她们是单个出现还是群体出现无关。

　　备择假设：中国妇女的身份与她们是单个出现还是群体出现有关。

　　编码类目

　　本内容分析主要编码集中在被摄人物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因此类目主要包括“照片刊载时间”“身份信息”“图片中中国女性人数”“被摄女性是否成年”“图片中的环境背景”，定义如下表。

　　表：编码类目表

 

类目	操作定义
照片刊载时间	按照资料中新闻图片的刊登日期录入
身份信息	按照图说或者照片新闻中是否出现了女性姓名、家庭以及图片中隐含的信息，将女性分为显著身份女性和普通女性
中国女性人数	按照图片中的信息区别中国女性人数，分为单名女性和多名女性
被摄女性年龄	按照图片和图说信息，将图片中女性分为成年女性、未成年女性、同时存在三种情况
图片环境	按照图片和图说信息，将图片中的环境分为城市与乡村

　　信度检验

　　编码类目的信度检验，采用同一位编码员在不同时间对随机抽出来的样本进行编码，以此计算两次结果的信度。本文采Cohen's Kappa信度检验计算公式，提出随机因素影响，得出“照片刊载时间”类目的Pi系数为1，“身份信息”Pi系数为0.8，“中国女性人数”Pi系数为1，“被摄女性年龄”Pi系数为0.8，“图片环境”Pi系数为1，达到科学研究的要求②。

　　数据分析与探讨：女性的社会身份对其呈现方式的影响

　　为了确认图片中女性身份是否影响她们在图片报道中的呈现，我们选取女性社会身份这一变量作为自变量，选取“是单名女性被摄还是多名女性被摄”“被摄女性是否成年”“背景环境”三个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中国女性以单人形态出现的频率达到69.4%，高于普通身份的中国女性单人出现的频率（33.7%）。而普通身份女性以多人、群体性姿态出现的情况则高达66.3%。但是总体来看，具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出现频率为72次，略低于普通身份女性出现的总体次数。

　　将相关统计数据导入SPSS软件进行分析后，将社会地位身份与女性出现人数之间的数据进行卡方检验：x^2=20.333，df=1，p＜0.001＜0.05，因此我们拒绝原假设。女性的社会身份地位与她们在图片中是以单人形象或者多人形象出现存在相关关系。

　　将女性社会身份和图片背景相关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得出：x^2=1.454，df=1，p＞0.20＞0.05，接受原假设，即女性的社会身份与女性出现的图片背景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将女性社会身份和年龄的数据进行卡方分析，得出结果：x^2=13.614，df=2，p＜0.001，拒绝原假设。结果分析告诉我们，女性的社会身份和女性的年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结论与讨论

　　上述数据分析显示，在被呈现的中国女性中，女性的社会身份对她们在图片中所呈现的方式有一定的影响。有身份地位的女性较多地以图片中唯一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中，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有出现，城市中产以上身份的女性和城市中产及以下身份的女性比例相差不大，但是如果将她们出现在图片中的方式（单人/多人）纳入考量，会发现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她们出现在图片中的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

　　比如《伦敦新闻画报》多次刊登宋美龄、宋庆龄与她们丈夫的双人合照。在1936年之后，《伦敦新闻画报》多次刊登宋美龄单人独照，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这位“有着部长级权力的中国女性代表”。又比如末代皇帝溥仪的妻子、妃子和他的几个妹妹都被《伦敦新闻画报》刊登过单人照。而普通女性，则更为经常地在人数较为众多的大合照中出现，在大街上或者集会等公共场所被拍摄的机会较多。

　　但是这一情况在1940年代有所改观，随着上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饥荒、战争、金融危机的发生，《伦敦新闻画报》策划了一系列的专题，将镜头有意识地深入饥民、流民与平民，拍摄那些最为弱势的妇女儿童的悲惨生活。

　　分析数据还显示，在被摄的中国女性中，成年女性占绝大多数，有身份的女性中未成年女性非常少，但是普通人中未成年女性被摄的比例相对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民国时期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主要仰赖夫家、父家。在民国，中国女性虽然开始逐渐获取独立自主的发展，但是她们的社会身份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家族内部男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依附性社会身份并没有明显改善。比如赫赫有名的宋庆龄、宋美龄的首要社会身份，依旧是“孙中山夫人”“蒋介石夫人”。

　　但是，当新闻的叙事框架进入“大叙事框架”时，普通女性则有机会展示自己作为独立社会人的另一面，比如作为普通农妇遇到战争、饥荒、逃难等情况时，所展现出来的悲苦与顽强。普通未成年女性的“儿童/少年”的社会身份特质也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被逐渐发现，进入公共议题的构建。比如民国年间发起的新乡村建设、未成年人为战争捐款、乡村中未成年儿童的教育。再比如《中国的通货膨胀：一美元可买五万元中国钞票》中，记者通过对一个未成年少女持币摆拍来表达对当时金融危机的认知，加深了受众对这一事件的理解。

　　分析数据还显示，大部分照片拍摄于中国的城市，中国乡村妇女的生活很少被呈现。为数不多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日常，也被框架在战争、暴政对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之内，并没有太多妇女女性主体的凸显，也谈不上对个体女性的反映。另外，乡村生活的缺位是这一时期图片新闻框架的另一隐蔽特色。

　　《伦敦新闻画报》作为商业性报纸，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中国的显著人物身上，以期通过报道他们的身份、诠释他们的行动来向英文读者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事件。而将战争期间对平民生活的报道放在“中国战争给平民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一报道框架下，就更能理解为何在某些特殊年份，中国社会的平民女性会较为频繁地被新闻图片展现出来。被摄对象的社会资源和媒体的叙事框架合力构建了外国媒介的倾向性报道，最终导致了民国女性在外国媒介中的不平等呈现。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在早期外国媒体的中国形象建构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所展现的形象存在巨大不同，媒介资源在社会资源的巨大差异前形成了巨大的倾斜。

　　注释：

　　①张露：《伦敦新闻画报的近代中国镜像研究(1842-1873)》[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②彭增军：《媒介内容分析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参考文献：

　　①韩从耀 张玉洁：《丑陋的嘴脸：〈新中华画报〉图像新闻分析》[J]，《新闻春秋》，2017年第3期

　　②赵永华 李璐：《北京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受众的媒体选择和行为研究——基于英语受众的调查分析》[J]，《对外传播》，2015年第1期

　　③周勇 张雅佼 吴迪 吴储歧：《电影框架与大国形象建构———基于1996—2010年间15部美国电影中中国人物形象的分析》[J]，《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④卜云：《〈东亚联盟画报〉图像新闻生产与传播研究》[D]，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⑤杜莉莉：《驰骋的新女性——19世纪末法国自行车海报广告中的新女性》[J]，《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3期

　　⑥张品：《想象的都市——浅谈〈良友〉画报的封面女郎》[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⑦齐秋生：《走向现代的都市女性——从〈良友〉画报看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女性形象》[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