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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对广州湾社会图景的建构及影响

2020-02-28 14:55:29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2月中   作者:静恩英 梁梓杰

摘要:  广州湾,即现在广东省湛江市的一部分。1899年11月,满清政府在法国的胁迫下签订了《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现湛江市的一部分划归

  广州湾,即现在广东省湛江市的一部分。1899年11月,满清政府在法国的胁迫下签订了《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现湛江市的一部分划归法国为租界地。这一区域范围包括:南部从原来遂溪县所属的通明港开始,向北至新圩,然后以官路为界,延伸至志满,再转向东北部到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从中划分为界,向东抵海面,然后从调顺岛北边水面至吴川县属的兜离窝,再向东至西炮台河面的中间至海面,距陆地3海里的海面起,向南沿硇洲岛、东海岛外海面,至通明港外3海里海面止,陆地总面积518平方公里,外加部分海域面积,统称为“广州湾”①。抗日战争开始后,广州湾因为是法租界而得以暂时保全,人口大量涌入,迎来经济的短暂繁荣,加之广州湾成为彼时运送抗日物资的重要通道,因而受到国内外的关注。1945年广州湾被收回,辟市并更名为“湛江”。

  南洋商报由陈嘉庚1923年在新加坡创办,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新加坡曾为马来西亚的一个联邦省,于1965年退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南洋商报表现出对战事的极大关注。本文选取该报在1938年至1941年间对广州湾的报道,通过内容分析法与话语分析,解读其对广州湾社会图景的建构,并进一步从海外华侨捐助的维度探讨这种建构的异域社会影响力。

  理论分析框架设定

  (一)1938-1941年南洋商报关于广州湾的报道。本文所参考的报道资料,主要截取1938年1月1日至1941年9月22日(受太平洋战争的影响,1942年新加坡沦陷,南洋商报停刊)之间南洋商报刊载的有关“广州湾”的新闻报道,共136篇(选择标准为:必须是围绕广州湾的报道,只提及广州湾名称而无相关内容的不计算在内),其中35篇因资料破损等原因无法辨识而舍弃,部分选中的报道样本中仍有无法识别的文字,文中用“×”代替。这些报道的内容主要涉及难民救济、战势时局、军事动向、交通运输、商业活动等,从多个维度刻画了当时广州湾的社会图景。

  按年度划分,1938年南洋商报关于广州湾的报道有11篇,具体内容涉及军事的报道10篇,另一篇是关于经济的报道;1939年关于广州湾的报道有29篇,其中主要是关于难民救济方面的报道,共有15篇,其他报道主要涉及军事、经济、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内容;1940年提及广州湾的报道有33篇,主要围绕难民救济(11篇)、军事(5篇)、经济(6篇)等三个方面;1941年关于广州湾的报道有28篇,其中军事和交通运输、走私(归于其他类)方面涉及较多,但无难民报道(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

  (二)分析文本归类。提取的有效样本数为101篇,根据文本的主要内容将这些报道分为军事、经济、难民三大类。不进行其他分类的原因,一是报道内容大体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二是分类太细容易导致彼此交叉,不利于后续的分析。当然,此种分类仍会导致报道内容有重叠之处,但总体具有很好的区分度。据此,得到如下分析框架:

时间/主题 1938(10) 1939(29) 1940(33) 1941(28)
军事 10/91% 9/31% 5/15% 11/39%
经济 1/9% 3/10% 6/18% 7/25%
难民 0/0 15/52% 11/33% 0/0
其他 0/0 2/7% 11/33% 10/36%

  方法论

 

  (一)框架理论(Frame)。Entman认为,“框架主要涉及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为某事设置框架,即是将对此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②。新闻报道必然是一个建构过程,选择与重组是媒介的主要工具,借此以自己的框架将事件从原有语境中抽离(decontextualization)出来,然后再与新的社会意义连结(再框架),进而产生新的情境意义(recontextualization)③。

  (二)议题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Mcombs和Shaw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选择和展示新闻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在形塑政治现实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读者不仅了解给定的议题,还会根据新闻报道的位置及其信息量多寡来认知这个议题上的重要性”④。新闻媒体以“把关人”的角色对新闻内容进行选择加工,从而影响、引导阅听人对各种议题和社会的感知。

  讨  论

  (一)建构现实图景,设置框架和议题。1939-1941年间,因海南和广州湾附近地区沦陷,以及日军逼近广州湾,战事和难民问题成为当时广州湾乃至全国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南洋商报关于广州湾的报道做出了回应,在报道规模上重点关注上述两个议题,在呈现当时广州湾社会图景的同时,又在客观上设置了框架和议程,引发相关场域的互动。

  关于战事的报道始终是这一时期南洋商报的重点。比如1938年8月19日的南洋商报刊发了《敌酋台湾会议 对侵华南有重大决定 法密切注视海南敌舰行动 琼岛苗黎向张达请缨抗战》一文,其中提及:“法国战舰二十余艘,昨日下午可抵越南,驻广州湾舰队随时可调集琼崖海面采取监视行动”等。海南被日军侵占后,广州湾危在旦夕。南洋商报更加关切广州湾的命运和时局变化。1939年4月3日该报刊发《广州湾防务 法政府积极经营 防空设备已加强》的报道,对法当局“决定建筑广州湾成为强力之海军根据地”,在“东海岛及蝎州岛上设炮台,并施以防空设备”,并在“雷州半岛东岸法属之西营,赤席两地,亦决定建设飞机场”等军事活动进行重点报道。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南洋商报时刻保持着警惕。12月23日,该报刊发《敌机炸广州湾之赤坎 法当局向敌抗议》一文,报道了日军九架飞机轰炸广州湾赤坎地区的事件,所幸“损失甚少,并无死伤”。1939年2月10日,日军攻占海南岛,南洋商报第二天便刊发报道《敌寇进攻海南岛》,不仅对日军的侵略行径给予严厉谴责,而且道出了日军攻占海南岛的目的:“以海南岛为据点,进攻北海和雷州半岛”,“威胁中国的国际通路,广州湾与海防,恫吓法国的亲华政策”和“立将来南进政策的基础,开辟一条向荷印马来亚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难民问题。自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广州湾,尤以1939和1940年为甚。其中最大的难民潮发生在1939年2月10日海南沦陷之后。这使得广州湾人口翻了一番:从1936年的30万激增至1942年的60万,广州湾一时人满为患⑤。面对难民潮,南洋商报对广州湾的关注开始转向难民及其救济问题。1939年6月29日刊发《郭新 王兆松 王谟仁报告逃难同乡苦况 及目下难民所难童学校诸般设施 报告书托港方总会秘书亲带来星-继今日早版》,其中既不无悲愤地讲述日军占领海南岛后的残暴行径,又呼吁社会关注难民问题。7月22日,南洋商报再次刊发《琼崖国不缺乏粮食吗?——读某某二先生致琼州会馆联合会 救济琼崖难民会函后》一文,控诉日军在海南岛恶行的同时,再次就难民问题发声。

  广州湾人口的骤然增多使得“食物屋租及其他一切都贵得不××”,居住问题尤其严重。难民问题牵动着南洋商报。1939年11月8日《再发报告书 详述最近救济工作 望同侨尽力捐助药品与寒衣救济难民 王君以私事冗繁已函请辞职》,告之民众:救委会在广州湾“分设办事处,以从事救济,招待收容办学施药施粥等事”,考虑到难民中可能有孕妇,故在收容所里设有一留产所,并配有护妇两名。施药施粥方面“继续施行,数月来如一日,无有间断”。此后陆续刊发《琼侨总会常委符致逢谈话 说明救委会人选问题 谓对广州湾办事处主任职经多次力辞》《琼侨总会救委会主任王兆松来星发表书面谈话,申述办理救济经过》《琼侨联会救委会 赈济广州湾难民 通过办法交港方主持》《琼侨联合总会救委会 救济工作 赈内救外并重 在琼崖内地办理施衣施粮施药 广州湾设收容所留医所及学校》等多篇报道,表达了对难民问题极大的关切。

  (二)现实影响。南洋商报作为当时马来西亚影响最大的报纸,其对广州湾的报道产生了多维度的社会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华侨捐款来看其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物资支援,甚至是直接回国参战等等)。抗战期间,“新加坡成为华侨援助祖国的中心”⑥。除人力支持和捐物外,至1941年底,东南亚华侨共捐款4亿多元⑦,同时积极汇款和购买公债。福建银行1941年度工作计划谈到侨汇时提到:南洋华侨“年来汇款归国数甚巨,际此抗建时期,以此巨额侨汇补救贸易入超及增回外汇基金,其裨益国家殊非浅显”⑧。据香港汇丰银行之《远东经济评论》记载,1933年到1941年,仅记载的侨汇达到10.494亿美元⑨。侨汇成为中国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支柱。此外,新马华侨2105895人购买了12864105元公债⑩。身为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积极行动起来,抗日期间共认购了10万元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并承诺“常月捐至战争终止,每月国币二千元”?。对难民的救助也多由华侨出资。1938年10月10日,由陈嘉庚任担任主席的“南洋华侨赈灾祖国难民会”正式成立,“陈氏邀请各地代表来吉隆坡集会商讨统一筹赈工作和设立总机关的公开信便刊登于《南洋商报》”?。

  结  语

  本文选取了1938年至1941年间《南洋商报》101篇有关广州湾的报道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报道通过建构框架和设置议程,有效地将新闻事件脱域并置于新的语境之中,既呈现了当时广州湾的社会图景,又在异域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支持了祖国的抗战。

  【本文为2017年度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广州湾《大光报》(1941-1945)及其报人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编号:Q18277)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广州湾租界条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29页

  ②[美]Robert M.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 Paradigm[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52

  ③[美]David L. Altheide, Robert P.Snow.Media Logic[M].California:AGE Publications,INC.90

  ④[美]Maxwell E. McCombs, Donald 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ion of Mass Media[J].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2.36(2).176

  ⑤邱炳权:《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概述》[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页

  ⑥?除蒙:《新马华侨对于祖国抗战的贡献——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考察》[J],《青年记者》,2014年4月上

  ⑦⑧⑨⑩?任贵祥:《海外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M],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第137页;第138页;第139页;第140页

  (静恩英:广东海洋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研究生;梁梓杰:广东海洋大学新闻系本科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2月中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