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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防疫中的史量才和《申报》

2021-04-14 15:25:29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4月上   作者:叶冲

摘要:媒体在疫病防治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国家、媒体、社会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可以为防疫提供更优化的保障。

  摘  要:近代上海既是疫病高发区,也是防疫模范区。其间,史量才及其《申报》投身防疫一线,同时积极推介名医、资助国药研发并重视医学教育,走出了一条以办报助防疫、办报与防疫相结合的路子。这充分说明,媒体在疫病防治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国家、媒体、社会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可以为防疫提供更优化的保障。

  关键词:史量才;《申报》;近代防疫

  疫病不仅危及民众身体健康,还影响社会秩序稳定。2003年的“非典”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就是两个例子。史量才生活的时代,天灾人祸不断,加之生产力与民众卫生意识落后,疫病暴发更为频繁,破坏力也更为剧烈。以史量才及其《申报》为例,研究彼时的疫病防治,对今天仍在防疫的我们可以提供历史的镜鉴。

  投身防疫一线

  1.筹建西藏路时疫医院。近代上海是疫病高发区,每到夏秋之交,急痧陡然而生,于是,各时疫医院纷纷开张治病。它们分布广泛,形式灵活,较好地弥补了政府在防治力量上的不足。史量才很早就参与了时疫医院的建设。1919年8月,沪上暴发时疫,其烈度为几十年所罕见。考虑到已有医院难以接收如此之多的病患,史量才与李一琴、张知笙等商议,筹建仕商养苛别墅以收治绅商病患,意在避免疫者“菌集而居”所带来的交叉感染[1]。经与仁济善堂商议,由后者提供其新购的位于六马路泥城桥大沽路的一号大厦作为院址。1920年7月5日,位于西藏路545号的上海时疫医院新屋落成,史量才作为报界代表出席开幕仪式并捐款。后来,史量才与朱葆三、窦耀庭还共同担任了该院院长。在上海众多的时疫医院中,该院的收治能力最强。据伍连德统计,“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收治最多,约有2000人,其次为急救时疫医院,有320人,工部局隔离医院有232人,集议善会虹口时疫医院有216人”[2]。

  2.发挥“闻人效应”,组织力量治疫。史量才是海上闻人,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各界力量参与防疫。创办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后,他在每年六七月间的开院之际,便组织开幕典礼并广邀各界名流前往参观,同时,他还在《申报》上大作广告,达到吸引社会注意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借现场之机鼓吹治疫之益以吸纳更多的捐款,待募捐结束后,他又登报鸣谢各位善士,“俾偌大一慈善事业可因之而顺利进行”[3]。红十字会及其开办的时疫医院是当时主要的防疫力量。史量才与其结缘甚早。1915年,他曾向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时疫医院捐款洋200元,受到了医院的登报表扬并被尊为“大善士”[4]。1918年,史量才向美国红十字会捐资75元,被后者纳为永久会员并获美国总统亲笔签名证书。1934年,史量才还出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他与红十字会一道为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3.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救贫。上海是“五方杂处之会”(孔祥熙),防疫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减少人员流动是避免疫情传播的有效手段。1921年夏秋之际,因长江流域下大雨,加之黄河决口,致江苏、安徽等八省及八十余万民众受灾。在朱葆三的牵头下,上海成立江浙皖水灾义赈会(兼管山东),史量才、徐静仁出任副会长。该会一方面通过《申报》《民国日报》等媒体刊载劝募启事,另一方面向中央申请拨充附加税,这些款项最终被用于灾民在当地的安置。1924年,“齐卢战争”爆发并波及上海,仅泗泾镇一地就有两千多难民在徐家汇上岸并逃进上海。史量才闻讯后,与该镇乡公所并会同红十字会在徐家汇南首茶馆设立泗泾救济妇孺报名处,向难民发放入所凭据并将其择地收容,避免了对上海市区的冲击,而上述所有费用均由史量才一人承担。史量才还高度关注浮棺问题。所谓浮棺,是指暴露于野的尸棺,死者多为路人、乞丐或因家贫而无力掩埋者。在这些浮尸中,因患传染病而亡的孩童又占多数,而浮尸一旦遇上其他诱因(比如洪水),即可成为疫病的传播媒介。1928年,史量才向红会捐资,用于浮棺的处置[5]。后来他出任红十字会副会长,则继续坚持红十字会的“夏施痧药、冬赈寒衣、死赠棺衾”的传统,减少因浮棺而产生的疫情传播。

  借助报纸防疫

  1.宣传防疫知识,科普卫生常识。防疫工作的成效取决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达,而后者又有赖于民众卫生知识的普及。《申报》是沪上知名大报,它从两个方面配合防疫工作。

  一方面,介绍与防疫有关的信息。虹桥肺病疗养院每周都在《申报》上讲述治疗肺结核的方法和应知事项。而从1933年7月到1934年10月,《申报》每周刊载《上海市卫生局每周检验自来水传染病报告》,内容是法定传染病的患病及死亡人数。此外,作为防痨协会的常务理事,史量才推动《防痨先锋》刊物的发行,并藉《申报》为刊物做推广,防痨协会每年在全市举办“劝止随地吐痰运动”,《申报》每次都配合宣传。上文提到的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自1908年创立到1938年停办的30年时间里,每逢夏季开院,都会在《申报》事先刊载启事,鼓励疫者及时前往救治。另一方面,《申报》注重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介,尤其是在瘟疫流行期间,报纸经常刊载介绍西方医疗器械、防疫药品的广告。随着媒体的耐心引导,西人的卫生习惯逐渐为华人所接受,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1932年,上海虽发生霍乱,但死亡率并不高,对此,伍连德认为:“由于扩大卫生宣传所收之效力。盖患者能知速于求治,死亡率自见低减。”[6]

  2.预警疫情动态,当好“吹哨人”。《申报》常设卫生栏目,专为普及卫生知识。而每到某种传染病要暴发的时节,专栏则会提醒市民加以防范。除了关心国内情况,该报还高度关注输入性疫病。1920年6月,日本暴发“虎疫”(霍乱,作者注)。7月,《申报》了解到,日本驻沪领事馆内有一例输入型病患,且为重症患者。该报立刻向社会披露此事,起到大海中的“瞭望者”(普利策)之功。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史量才担任江苏战区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特别担心疫情的发生,在一份致各机关的函件中,他警告道:“入夏以来,天气酷热,疫癙发生,大战之后,必有大疫,传染蔓延,尤意中事。”他向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喊话,应“设法预防,在嘉定南翔、黄渡、宝昆山等处筹设防疫医院,并分别派员施行注射防疫针。”鉴于战区地广人众,他又向上海各西、中药房呼吁,捐助夏令急救痧疫要药以备不时之需。在他的疾呼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上海就有九家药房捐赠治疫药丸、药水。中央防疫处虽然无法提供治疫药水,但史量才设法从前者手中申请到银三千元,为宝太嘉三县增置防疫设备。

  重视药物研发,培养医护人员

  史量才乐于向社会推介名医。江阴籍名医陈道庵善治疑难杂症,尤精于疟疾。史量才与张謇等人一起在《申报》上为陈医生做广告,“俾救医者知所问津焉”[7]。他关心国药的生产。项松茂旗下的五洲大药房致力于研发国产药品和固本肥皂。有次,《申报》总经理张竹平发现,项氏欠广告费五六万元。于是,他准备撤下五洲的广告。史量才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并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支持项松茂。后来,固本肥皂果然研制成功,并打败了英商的祥茂肥皂。

  防疫离不开医护人员。史量才非常重视护士教育。1930年,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成立,孔祥熙任董事长,史量才任常务董事,共同筹设中山医院。该院最终于1936年落成。中山医院兼具诊疗与教学两重意义,其中的高级护士学校由史量才捐资建成,其护士楼也命名为“量才堂”。当时(1936年8月20日)史量才已遇刺身亡,遂由其子史咏庚为该楼基石题词“量才堂奠基纪念”。

  结  语

  从史量才及其《申报》的实践可知,在防疫方面,媒体常常能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史量才及《申报》走出了一条以办报助防疫、办报防疫相结合的路子。事实上,其他人也发现了报纸之于防疫的功用。1910年,上海暴发鼠疫,时任中国公立医院院长的沈敦和在摸排疫情、收治病人的同时,还在《申报》上刊出每日疫情报告。由于信息得到及时公开,社会上的各种谣言顿消。1911年,苏州河北发生鼠疫,此时,东北也暴发鼠疫,大批难民逃入上海,全市疫情面临严峻挑战。沈敦和在《申报》上刊登《敬告在沪同胞保卫上海之生命商业》一文,提醒各界及时上报疫情动态,“毋任隐瞒贻害”;同时,他还向报界呼吁:“记载各省疫事务求详尽,大声疾呼,警觉同胞,使人人咸知疫气质可危可罹,有以激发其思想,共同留意查察,以自卫卫人。”[8]可以说,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防疫)之所以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与当时的报人、报纸和报业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历史研究可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习近平,2019)。史量才及其《申报》的防疫实践充分说明,媒体在疫病防治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国家、媒体、社会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可以为防疫提供更优化的保障。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学科学术视野中的上海抗战传媒史”(编号:19BXW01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王中秀.王一亭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265.

  [2][6]伍连德.民国21年中国霍乱流行概况.载伍连德,伍长耀.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第三册),1933:6.

  [3]申报(上海),1929-06-15.

  [4]申报(上海),1915-07-22.

  [5]申报·广告(上海),1928-03-06.

  [7]申报(上海),1913-04-20.

  [8]敬告在沪同胞保卫上海之生命商业.《申报》(上海),1911-02-12.第2张第2版.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4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