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梁启超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在 20世纪初风行国内以后，《申报》开始积极建构报界天职话语，以作为争取新闻、言论自由，以及建构职

　　摘  要：梁启超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在 20世纪初风行国内以后，《申报》开始积极建构报界“天职”话语，以作为争取新闻、言论自由，以及建构职业合法性的有力武器。“九一八”事变后，报界“天职”更多地被建构为为了国家民族抗日救亡的鼓与呼，这进一步提高了报界、报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的职业合法性。

　　关键词：申报；报界“天职”；有闻必录；新闻言论自由；代表民意；引导民众

　　1947年，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发表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在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媒介的社会责任。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的国内中文报纸上，就已经出现了争取新闻、言论自由与强调自身社会责任并行不悖的现象，这不仅是新闻界自我监督、自我净化的“自组织”行为，也是其建构自身合法性、获取民众信任与支持的举措。这一点的集中体现，就是对于报界（或曰报馆、报纸、记者、新闻家等）“天职”话语的建构。

　　报界“天职”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梁启超的报馆“两大天职”说。该说法自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国内以后，很快为国内新闻界所接受，并被拿来作为争取新闻、言论自由，建构自身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当时的新闻界，虽然有通讯社，后来又诞生了广播，但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报纸，而在所有报纸里面，《申报》的表现最为突出。

　　《申报》创刊于1872年，是晚清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申报》先为日本人控制，后为国民党控制，失去了民营性质。本文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对民营《申报》（1941年12月以前）上的报界“天职”话语建构，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与论述。

　　晚清民国报界“天职”话语的流行

　　1903年，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第十七号《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曰：“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因梁启超“舆论界骄子”的地位，以及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在中国内地的风行，报界（或报馆、报纸、新闻记者、新闻家等）“天职”说很快成为新闻界流行的话语。尽管对于“天职”的所指——是监督政府、代表舆论，还是报道新闻、有闻必录、指导社会、代表民意等，各家媒体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报界具有神圣天职这一点，则可以说已成共识：“每一日报出版，其广告必大书特书曰：‘代表舆论、指导国民’……此无他，报纸有应尽之天职。”[1]有报纸直接命名为《天职报》：“本报以秉董狐之直笔，画言论之天，故定名为《天职报》。”[2]而且，报界“天职”说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如著名教育家、神父马相伯曾公开发表演讲说：“恭维我报馆诸君，其恭维之实，一则以报馆之天职尊崇，二则以报馆之天职重要。”[3]

　　从“天职”说于1905年在《申报》上首次出现，至1941年12月（此后《申报》为日本人控制，后又为国民党控制，失去了民营性质）共约36年的时间里，《申报》（包括香港版）言及报界“天职”的文章至少有近200篇，平均每年5篇多。这些文章，除了《申报》自身的报道或评论，还有一些是社会人士、机构的来稿，其观点也为《申报》所基本认可。

　　新闻、言论自由为报界“天职”

　　《申报》上以“天职”话语来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文章，至少有40篇以上。

　　第一，先前被称为“惯例”的“有闻必录”原则，在1910年以后，多被《申报》称为“天职”。当然，在发现失实以后，《申报》会发表更正，而且声明，如果更正不能了结，可以诉诸法律。对那些不先请报纸更正或提起诉讼，直接动用公权力等对作者、记者、编辑等进行打压的行为，《申报》常以“有闻必录”等是报纸“天职”为理由，对之进行诘问与谴责，以形成舆论压力，这样的报道至少有十几篇，如：“然报纸有闻必录是其天职，不平则鸣亦属常情，苟与事实不符，原可致函更正，即或偶违报律，亦可诉之法庭，夫何至于法庭未判、是非未明以前，即行逮捕记者、封禁报馆？”[4]

　　第二，援引民国时期的相关法律，证明新闻、言论自由乃报界“天职”，这样的文章有近十篇，如：“言论自由为国民之天职，报馆为言论机关，保护报馆即保护国民言论之自由，此约法上所许可……使一般业报馆者咸惴惴有朝不保夕之虞，吾不知要约法何用？”[5]

　　第三，通过阐述压制新闻、言论自由之报界天职的危害，来争取新闻、言论自由。“新闻记者以鼓吹舆论监督政府为天职，一政府而得多数良导师良监督，此政府之幸也。”[6]“况监督政府开导民智为报界之天职……报界即今日政府之保姆也。”[7]“当时如不纪载则失报馆天职，不以足辅官厅耳目之不及……”[8]这些是说报纸可作为政府的良师益友、保姆，乃至耳目等。“奉传谕饬，将中日交涉概守秘密，勿涉一字……不特报馆失其天职，记者损其价值，恐彼耽耽者……愈启其轻蔑之野心，将加我以心死之恶谥。”[9]这是说压制报界报道中日外交新闻之天职，将对我国的外交愈加不利。“夫报纸之事业惟一之天职在于传达新闻，今检察之事大苛，是使报章之事业尽废……国中消息咸特战地消息以为进退，故引领而望之，今消息一断，则举国工商之业必以停滞……”[10]“饬局随时将电稿专差送院受检……几使吾辈记者失其天职，不知消息愈滞，谣诼愈多，于政府自身愈甚不利……”[11]这些是说新闻检查让报纸、记者等失其及时报道之天职，这将引起工商业停滞、谣言愈多等严重社会结果。

　　不滥用新闻、言论自由，同样是报界“天职”

　　正如社会责任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限制一样，《申报》多次指出，新闻、言论自由不能被滥用，这同样属于报界“天职”。

　　首先，要求新闻报道与评论除了尽可能地“全面”（“有闻必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申报》对于报道“全面”的追求[12]）以外，还要真实、公正，如：“报馆天职有闻必录，以见其事之是非，非可任好恶以为毁誉也。其所持论说，必合乎公理，本乎事实，非可逞私见、执异说，以淆乱人听也。”[13]“报馆记者发言须郑重，不宜于事实未明前轻易置论。用心须公平，不宜以一时之感情定是非。夫未明事实而发言，仅疏忽而已，若因感情偏于一方之故，而致有颠倒是非之论，则更失记者之天职矣。”[14]即使是监督政府，亦要求真实、公正：“报馆天职固在监督政府、主持舆论，然事必翔实可稽，其褒贬必轻重适当，不失分寸。”[15]而对于在公正方面表现不佳的报纸，《申报》也提出过批评，如：“（南京）京中一部分大学生，以《中央日报》对学生爱国运动绝少登载、不尽报纸天职，极表不满……”[16]

　　其次，严把读者来稿关。《申报》虽然强调“有闻必录”为报纸“天职”，但这里的“闻”要求有稽可考，即要求来稿必须有作者姓名、地址等可供稽考，否则一概不登。

　　再次，对一些有意滥用新闻、言论自由的媒体或个人进行揭露与批判。如：“该报馆又有何词舞文弄法？固是轻薄文人之惯技。报纸有主持公论之天职，岂宜以快心之论诬陷正人？”[17]这是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报刊来颠倒是非、蛊惑人心的揭露与批判。《申报》指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多为“党见”或“私心”所致，这显然有悖于报界天职：“善未必善，而阿私以相誉，恶未必恶，而意气以相斥，即非报纸之天职。”[18]这些观点，跟标榜“不党”“不私”的《大公报》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使是监督政府，也不等同于攻讦政府：“苟有违背法律悖逆民意之举动，则报纸自当尽监督之天职……若因党见之不同，而对于政府一切之措施，不问其是非，不辨其利害，一味吹毛求疵，日日作践骂诟之，以为克尽监督之天职者，只可谓之攻讦，岂可谓之监督？”[19]《申报》还指出，有些记者之所以滥用新闻、言论自由，是追求有偿新闻所致：“新闻记者之天职，批评国家之政治、社会之风尚也……今之新闻记者则异是……友则誉之，仇则毁之，甚至有扬抑以金钱为归者……”[20]

　　最后，对于因编辑记者素质、采访作风等造成失误的批评。这事关践行“有闻必录”的一些原则。“虽报馆以有闻必录为天职，但事关重大，自须详细审查，若真伪不明，何得遽予披露？既经登载即由各报馆负其责任。”[21]这是在强调“有闻必录”需要慎之又慎、自负其责。“报界天职有闻必录，录许有诉词原不失为高明，据许有之词而臆断讥评率拟按语未免失之卑污矣！”[22]这是说虽然可以“有闻必录”，但不应根据“有闻”来轻易推断评论，因为“有闻”本身是存疑的。“报纸以指导社会为天职，已成今日之口头禅，但办报者……不重经验、不事考察，而专以武断出之，此犹不师良医不察病理而武断下药，又安得无庸医杀人之险象乎？”[23]这是在强调，“有闻必录”不能成为一些媒体拒绝深入采访调查的挡箭牌。

　　“天职”说的合法性来源：代表民意与引导民众

　　通过前面论述我们知道，“有闻必录”、不滥用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等被《申报》建构为报界“天职”，但是，这并没有深层次地回答，报界“天职”的合法性到底来源于什么。从《申报》的话语建构来看，代表民众利益，作为民众喉舌，可以说是报界“天职”最大的合法性来源。“所谓代表舆论者，换言之，即代表大多数人民意思之谓也，若挟少数人之私见公然布之于报端，而诩诩然自命能克尽代表舆论之天职者，只可谓之代表党见，岂可谓之代表舆论？”[24]专门强调了报界要代表大多数民众，而非少数人的意见与利益诉求，也就是所谓的代表民意，或曰做民众喉舌：“中国此刻报界欲尽其天职，须认定以公众之利益为目的……”[25]“查报纸天职，应顺从民意，立言何能附合残民之官吏，以违反民意？”[26]“各报自视如人民之耳目喉舌……各报同人，自当追随时彦之后，不辞劳瘁，用赴天职……”[27]

　　那么，如何才能代表民意、做民众喉舌呢？《申报》认为，首先，要关注民生问题，以引起政府的重视，这是报界的天职，如：“希望报界本其天职……注意民生问题也。近数年来，战乱频仍，民生疾苦，无由得知。报界应于此多加注意……”[28]“一般人民则多有甚为困苦者，报界之天职，在将人民之苦处尽力宣达，俾政府知之。”[29]其次，作为民众喉舌，自然离不开对于公众利益之代表的政府进行监督，《申报》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且前文已经有所谈及，此处不再赘述。

　　但仅仅做民众的喉舌还是不够的，《申报》认为，报界还有引导民众的责任。一是不一味迎合民众的需求，尤其是格调不高的需求：“报界本其天职……勿迎合社会病态心理也……于社会新闻，纪载不厌求详，而奸宄之事，尤绘影绘形……”[30]批评的是一些格调不高社会新闻的低俗之风问题。二是强调报纸要有前瞻性，类似于普利策所说的社会“瞭望者”作用：“报纸论事，宜发之于机先，不宜和之于事后。外交则警之于预防，政务则示之以改革，学说则导之以先河，此报馆之天职也。”[31]“报纸以警觉国民为天职，故报纸议论，当为豫言……”[32]三是强调对于民众的教育、启发与引领，接近于梁启超所说的“向导国民”，以及孙中山所说的“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向导”[33]：“露布民众舆情，反映时代思潮，分析时事演变，启示奋斗方向，以尽新闻业者天职。”[34]“于国家社会负完全之责任，先河之导、群流所归，则今日新闻家之天职也。”[35]在全民抗战来临以后，《申报》指出，除了教育民众，组织民众也是报界天职：“新闻记者不仅是民众的喉舌与耳目，并且是民众的教育者与组织者……我们自问，能有几人，是已真正无愧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的天职呢？”[36]这与列宁提出的党的报刊“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非常接近。

　　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申报》通过报界“天职”话语的建构，不仅努力为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新闻界争取新闻、言论自由，而且通过对权力部门（政府等）及新闻界自身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新闻专业精神的话语与规范，从而提高了报界、报人等在社会上的声誉与地位，也树立起了自身“舆论权威”的大报形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了民族国家抗日救亡的鼓与呼，被建构成了当时报界新的天职，如：“各地报馆多数曾被日机炸毁，然而他们的回答是用更有力的方式继续奋斗，没有一刻或懈，贡献他们的报道天职。”[37]与之前的相比，这种“天职”话语，更彰显了报界及报人们为了民族国家利益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个人性命的伟大使命与担当，使得过去被视作“文人末路”的新闻业及新闻人越来越显得专业化、职业化乃至崇高化，也愈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尊敬。

　　【本文为2017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播学视角下中国古代‘报’的话语研究”（编号：2017BXW0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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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