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中国近现代报人与士血脉相连。作为文化力量的士人伦理及其社会功能，结构性地形塑了这些士型新闻从业者以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为

　　摘  要：中国近现代报人与“士”血脉相连。作为文化力量的士人伦理及其社会功能，结构性地形塑了这些“士”型新闻从业者以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为己任的职业活动特征，这种伦理文化及其决定的报人职业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新闻事业的优秀文化资源。

　　关键词：士人伦理；报人；文人论政；公益报道

　　中国近现代报人或出身于“士”或在精神上与“士”血脉相连。“士”的特质，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新闻文化的特征。“士人”(也可以称为士大夫、士绅) 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统称，对维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士人伦理，简而言之就是该群体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内在的价值选择和外在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士人的伦理体系起点是道德修身，在道德上致力于做“圣人之徒”，依次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高道德使命。士人伦理典型地体现在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和道德实践中，对此，钱穆先生一言以蔽之，“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1]。具体来讲，“士”承担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在朝，出仕参政；在野，又代表民间，通过教育教化和经办慈善事业主导地方事务。他们关心并投身政治和社会，其理想是以“道”为标准，重建现实中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不少“士”流落民间，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这些流入开埠城市的“游士”就成了中国近代新闻业第一批从业者，例如王韬、早期《申报》主笔群体。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的学堂、大量传媒和社团出现，传统的扎根于乡村的“士绅社会”加速解体，转型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会”。[2]读书人由传统的“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职业为报人、教师、编辑、买办、出版商等。尽管传统的“士”一去不复返，但“士”的灵魂仍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民国时期的学者文人特别是报人，无论其西化程度多深，身上仍旧洗刷不掉士大夫的熏陶[3]。以《大公报》地位之崇隆，胡政之犹慨言：“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4]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制度产生背后的“文化力量”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文化并非普遍从属的被动力量，在推动社会变革以及社会行为背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5]。韦伯所提到的文化力量是“新教伦理”及其“天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类似于“新教伦理”的文化力量么？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余英时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他将新教伦理和“士”所秉承的新儒家思想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对自己的期待之高是完全一致的，新教徒自许为独蒙上帝恩宠的人，并承担无限的责任，儒家则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自己的社会功能。所不同者，前者把宗教精神转化为对社会的责任感，后者把对社会的责任感发展为宗教精神[6]。因此，在这些“士”型新闻人的眼中，办报不仅提供“新知”，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使命，就是履行“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责任，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

　　借鉴韦伯的研究视角，本文力图发掘士人伦理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如何“自主”地对中国近现代报人职业活动的“形塑”作用，探讨这种文化力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深刻影响，正如韦伯所言——“文化力量，往往比那些巨大的结构变革有着更长久的生命力。过去始终会渗透进现在，甚至会模塑现在的核心特征。”

　　“士大夫政治”与报人的文人论政

　　中国传统政治生态表现为一种“士大夫政治”，士人将参与政治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域和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士“干济政治”的方式除了做官参政外，就是激浊扬清、建言进谏。早期报刊的秀才主笔，进仕做官遥不可及，却利用媒体将传统的士人参政的方式转化为报刊舆论，围绕国家及地方政策进行政治表达，力图影响国家政治。

　　早期香港报人就已经提出以报论政的理念。1872年，《香港华字日报》主办人陈蔼廷提出办报宗旨在于“持清议，励人心”。《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明确其办报意在 “立言”，旨在“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王韬亦被奉为报刊“文人论政”的最初典型。受王韬影响，《申报》（1872年）报人首开上海报纸论政之先，创刊伊始就将言论和报道范围拓展至政治层面，鼓吹中国学西法、办洋务、呼吁变法改革，其目标就是寻求摆脱国家“内忧外患”之术，促进国家“富强”。受《申报》影响，“国人早期商业报刊大都表现出敏于时代思潮的政治关怀”[7]。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以报纸为国家“耳目喉舌”，掀起了政论报刊的创办热潮。民国时期的《大公报》《独立批评》《观察》等民营报刊，无不具有鲜明的“文人论政”特色。胡适、张季鸾以及后辈的储安平，都继承了以言论报国的传统。

　　报人的文人论政虽然具有传统士大夫清议的文化根源，但已摆脱对王权政治的依附，表现出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姿态和品质。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强调报馆“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8]《大公报》报人提出“四不主义”的精髓就是文人论政，言论独立而不依靠任何财阀和政党。史量才接手《申报》后的办报方针为：在经济上独立，超然于党争之外，以独立的精神创造舆论。尽管报人群体大多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力图通过舆论影响政治，成为和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国家中坚和重心，但是，从总体上看，“文人论政”一直是以“总体”——国家为基础，以服务国家国民利益为鹄的。1901年，梁启超希望《清议报》能够“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也就是能够以“国民利益为目的”。史量才1932年对《申报》进行改革，宣布报纸的努力方向为“如何肩负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如何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9]。在中国报刊史上影响卓著的新记《大公报》，其“议论”或者“批评”，均不失为报效国家之忠心。[10]和西方媒体以维护独立性而对政治权力处处戒备不一样，中国近现代报人的职业出发点是“家国天下”，报人企图以言论报国，虽然不乏批评，但更多的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建言者、解释者存在，具有浓厚的士大夫辅助国家“出治”的色彩。典型如张季鸾，抗日战争以前，他的《大公报》时常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战期间，张季鸾以国家存亡为念，转任蒋的“诤友”，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

　　士人教化与报人的道德宣传和教育启蒙

　　“士，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所谓教育，就是教化，即“以道教民”“以教化民”，通过道德教育感化人民，转移世间的人心风俗。[11]在中国传统社会，士人是联接朝廷和民众的桥梁和纽带，他们通过教化维持社会的道德秩序，以引领和改善社会道德风气为己任。这种教化民间、化民成俗的责任，历来是封建朝廷、地方官员以及社会对士阶层的伦理要求，也是该阶层享有社会权威的权力来源。

　　浓厚的士大夫情结使得早期报人有意地赋予职业行为教化民众的色彩，只不过教化的方式从面对熟人社会的乡约、社学、宣讲、功过格、戏曲等变成了报人利用舆论对民众的道德宣传。王韬认为，“新报可以辅教化之不及也。”陈蔼廷提出报刊“可以励人心”，“励人心”就是报刊要通过舆论倡导道德、鼓舞风气。1875年，创刊不久的《申报》就提出：“夫新报之作也，苟有可以劝善除恶、兴利除弊之事。”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以及社会传统伦理的式微，早期《申报》报人积极通过报刊舆论维护社会的伦理秩序，包括提倡传统义利观、批评奢靡之风、重振尚俭美德、揭露娼妓之害、痛斥鸦片之毒等。

　　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以办报宣传变法，强调报馆为国家“耳目喉舌”，可以“去塞求通”，其在《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中提出“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2]梁启超强调报人报馆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承担沟通朝廷和民众的中介，将朝廷的恩德和政令法规宣达给民众，以达到教化民众之效果。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认识到改造国家的当务之急是造就新一代的国民。他将办报视为开发民智、启蒙国民的重要途径，力图通过办报传播新知、反映社会以“向导国民”。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提出对“举动有不入正道的”，“皆当竭吾才以规正之”，对“向上欲善”的国民要“掖而进之，先觉之责也”[13]。即报人要担当起以先觉觉后觉的重任，对民众进行智慧和公德的启蒙。

　　民国时期，报纸须承担向民众进行教育启蒙之责已成报人和学人共识。1919年，徐宝璜在其《新闻学纲要》中提出：“提倡道德，亦为新闻纸职务之一。”[14] 1923年，邵飘萍在其《新闻学总论》中将报刊指导国民之责归于教育功能，“新闻事业之特质之一者，则新闻纸有普遍的指导国民之效果，即教育的特质是也……”[15] 1922年，史量才与报纸同人在《申报》发行50周年之际强调办报宗旨为“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从道德宣传到教育启蒙，梁启超、徐宝璜、邵飘萍与《申报》报人具有浓厚的士大夫以“先知先觉”教化民众的色彩，虽然在观点上产生了国民意识或公众意识，但是这些报人仍然将自己看做拥有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便可以领导舆论、改变风气。

　　士人慈善与报人的公益报道和服务社会

　　士人为传统社会的中枢，以辅助君王出治天下为己任。除了教化社会外，通过主办地方慈善活动以维护社会秩序是士之群体的社会义务。明末地方保障体系由官办逐渐向民办过渡，士群体开始承担兴修水利桥梁、饥荒年岁赈灾、施舍贫人、瘟疫时聘请名医施药等公益事业。沟口雄三将这种以士为领导的具有自我治理功能的民间社会生态称为“乡治”，是“为了公益的自治”“作为道德行为的自治”[16]。这种道德实践非常典型地体现在近现代报人的公益报道和社会服务的新闻实践中。

　　1876年“丁戊奇荒”（1876年—1879年）发生，《申报》首开中国近现代报刊大规模公益报道的先河。“丁戊奇荒”是晚清遭遇的最大的灾荒。清廷吏治腐败、仓储空虚，已无力负荷救赈灾民的责任。《申报》依靠其“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通过大规模的救灾报道、捐款公启、劝捐论说、捐款明细公示甚至是“竹枝词”等形式，形成了一个以劝善募捐为主题的舆论场。包括浙江商人经元善在内的很多民间组织以及各色人等都是因为这些公益报道才积极地参与义赈活动之中。据《清史稿》记载，清王朝为这次灾荒拨给的赈款不过七十余万两。而浙江商人经元善成立的上海协赈公所，就曾先后解往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省赈灾款共四十七万余两。“义赈的出现对于天灾人祸不断而吏治败坏不可依靠的晚清政府是一剂强心剂。”[17]而作为义赈活动的发起者、报道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申报》，其辅助维持社会秩序和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功能开始凸显。1886年，上海文报局禀请李鸿章颁发给《申报》馆一匾额，对其在赈灾事业中的公益报道活动给予表彰。

　　自《申报》始，公益报道、参与公益成为近现代报业一项重要的职业活动，“各地方水旱偏灾募集捐项，此为沪上各报向所热心者。凡属公共事业，或录入新闻，或送登广告，均认为报纸之义务而代任传播之责。此不得谓非沪报之进步也”[18]。民国时期，史量才的《申报》以“社会服务为职志”，除坚持公益报道外，还积极开办各类社会公益事业，诸如创立上海时疫医院、新闻函授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等。吴、张、胡主持时期的《大公报》以“营业与事业并行”为经营理念，以社会服务为“天职”。除了开辟各种为读者服务的专业性副刊外，还多次发起公益报道和募捐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至1936年中，《大公报》发起的社会募捐服务活动有20多次。抗战期间，《大公报》发起劳军募金活动11次，赈灾募捐活动10次。[19]

　　从早期《申报》到后来的《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大公报》等，报人从“坐而言”到“起而行”，力图通过公益报道和社会服务深度参与到社会秩序维护与改革中。因为掌握舆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报纸和报人群体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史量才更是在1932年淞沪会战期间以报人的身份担任具有公益性质的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务，成就了报人罕有的“高光时刻”。

　　结  语

　　“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条动脉，近现代报人所秉承的士的价值伦理，是理解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外在形态和内在动力的金钥匙。作为文化力量的士人伦理及士人群体在传统社会的功能，形塑了近现代报人职业活动的双重性特征：对国家，无论是商业报纸报人还是专业报纸报人，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以言论报国，试图影响甚至参与政治；对社会，报人以文化权威和社会中坚的姿态，通过舆论指导启蒙民众，通过公益报道和服务社会维护社会秩序。报人群体一直努力通过媒体投身到政治、社会的秩序建构之中，力图成为国家—社会治理中独立的一极。尽管这种理想随着知识分子社会的昙花一现成为“易碎品”，但是报人在职业活动中所体现的“胸怀天下，关心民瘼”的士人风骨以及以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为使命的职业特征，已经成为贯穿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变的文化底色，亦应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值得珍惜的新闻文化。

　　【本文由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早期《申报》报人职业伦理认知及实践研究（1872—1898）”（编号：2019-ZZJH-716）资助，为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早期中文商业报刊报人新闻职业伦理认知及实践研究（1857—1898）”（编号：2018BXW0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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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