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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播音风格的内涵及成因

2021-12-01 11:02:40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11月下   作者:王灿 王文利

摘要: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广播逐步形成了与国民党广播、民营广播不同的爱憎分明、充满感情、准确通俗、沉稳有力的独特播音风格。

  摘  要: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广播逐步形成了与国民党广播、民营广播不同的爱憎分明、充满感情、准确通俗、沉稳有力的独特播音风格。中共独特播音风格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中共广播;播音风格;延安(陕北)台;革命战争年代;新华社

  所谓播音风格,是指在长期实践中形成、被受众接受并承认的、表现在一定的播音作品中的创作个性和创作特色。[1]这里的播音风格,并不是指作为个体的播音员的播音风格,而是指播音员作为整体的播音风格。革命战争年代,与国民党电台、民营电台的播音风格不同,中共播音风格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与南方化的柔软和颓靡相比,延安(陕北)台的播音带有北方化的干脆、坚定和朴实,在众多的电台中独树一帜。对此,延安(陕北)台播音员丁一岚曾这样描述这种差别:“我们的播音风格光明磊落,充满自信心,充满豪情,爱憎分明,曾经受到毛主席的夸奖。这是在战争环境里产生创造出来的一种风格。”[2]那么,中共广播播音风格的内涵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独特播音风格的内涵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广播电台逐步形成了爱憎分明、充满感情、准确通俗、沉稳有力的播音风格。

  爱憎分明指播音员的态度鲜明、立场明确,决不含含糊糊或似是而非。齐越非常重视爱憎分明在播音风格中的地位,认为“爱憎分明的感情是构成人民广播播音风格的主要因素。爱憎分明是人民播音员的光荣传统”[3]。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4]延安(陕北)台爱憎分明的播音风格,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充满感情指在播音中要充满感情,不能无动于衷。延安台播音员徐瑞璋1941年1月下旬播出毛泽东撰写的广播稿《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就是以浓烈的与敌斗争的情感播出的:“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当局开动宣传机器,造了很多谣言,还加强了对我们的新闻封锁,我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播音时间一到,我先播一遍,小姚又重播了一遍,我们几乎拼出了全身的力气,想使每句话、每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射向国民党顽固派的胸膛!”[5] 1947年4月《邯郸台播音技术的点滴经验》强调播音中的“感情”因素:“播音技术,在总的要求上,最先提出的是:咬字清晰,口齿流利,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快慢适当。这次提出了:流利、自然、充满感情。”[6]

  准确通俗指在播音中对稿件的理解、感受和表达要准确,语言要通俗易懂。齐越认为:“准确,鲜明,生动。准确是第一位的。在播音中,只有理解准确,感受准确,才能表达准确、鲜明;在准确、鲜明的基础上力求生动。”[7]表达准确包括语音要准确,不念错别字,不仅字音要准确而且声调也要准确,不仅感情色彩要表达准确而且停连轻重等技巧的处理也要准确。1946年《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规定语言要通俗易懂:“要用普通语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与响亮。”[8]

  沉稳有力指播音采用沉稳、有力的语气、节奏和力度。1947年制订的《邯郸台播音技术的点滴经验》要求:“语气上,主要是有声有色,气魄大,不同身分用不同语气,要求自然(不要做作),流利(切忌生疏,打顿),稳当(不要张惶),沉着(切忌轻浮)。”[9]时任新华社语言广播部主任的温济泽认为,播音的“自然”必须建立在“沉着稳重”的基础上。[10]当年许多听众对延安(陕北)台播音印象最深的就是其播音的“有力”。

  独特播音风格的形成历程

  中共独特播音风格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到1943年春因设备故障停止播音,为播音风格萌芽时期;第二阶段自1945年9月恢复播音至1948年5月23日转移到平山,为播音风格初具雏形时期;第三阶段自1948年5月23日陕北台平山播音至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为播音风格正式形成时期。

  (一)播音风格萌芽期

  这一时期中共播音风格只具备零星的几个特点,不具有系统性,也没有出现体现这种风格的代表性播音员。出于打破敌人新闻封锁、与敌进行宣传战的目的,播音员自发地采用一种不同于国民党电台和民营电台的方式进行播音。此时的播音员主要是徐瑞璋、姚雯、萧岩和孙茜。她们之前没有做过播音员,也没学过播音,都是由组织调派来做播音员的,都将播音工作视作宣传工作和政治工作。萧岩是四人中播音时间最长的一位,1941年6月她到电台报到时,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与她交谈时说:“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工作。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呀!”[11]

  当时的播音员主要从事新闻播音,自1940年至1943年播出了大量的消息、评论等新闻稿件。为了揭示皖南事变真相,反击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徐瑞璋和姚雯播送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通篇文件一气呵成,句句义正词严,字字铿锵有力”[12]。姚雯和徐瑞璋的播音此时已经初具爱憎分明、充满感情的风格特点。但这种风格特点只是播音员的自发行为,还没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中共播音风格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二)播音风格雏形期

  此时中共播音风格已具备所有的要素,在解放区获得广泛认可,在国统区虽有一定的影响但范围有限。

  1945年9月11日延安台恢复播音,李慕琳、孟启予和王恂先后担任播音员。从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播音风格仍然是爱憎分明、充满感情。王恂播过几次音后,孟启予向他转告其他同志听他播音后的意见:“你播时事新闻和记录新闻,比较清楚。播通讯,还不够清楚,缺乏丰富多彩的感情……”[13]强调播音要充满感情。1946年,新华社改组,口头广播组扩大为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温济泽担任部主任,制订了《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对播音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自1947年3月到1948年5月,延安(陕北)台四次迁址,三次战斗转移,始终坚持播音。独具特色的播音风格雏形初现,并逐渐得到广泛认可。1947年5月的一天,在安塞县王家湾,毛泽东收听延安(陕北)台广播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后称赞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14]第二天,陕北台就收到了嘉奖电报,勉励播音员再接再厉。

  1947年4月制订的《邯郸台口播编辑技术初步经验》全面总结了播音通俗化的经验。同时期制订的《邯郸台播音技术的点滴经验》要求播音必须充满感情、沉稳、气魄大。1947年的《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总结了播音通俗化、口语化的经验。1947年夏,新华总社和陕北台开展了反“客里空”学习活动,提高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为播音风格中“准确”特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48年自元旦起,陕北台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连续、反复地播出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此文播出,标志着爱憎分明、充满感情、准确通俗、沉稳有力的播音风格初步形成。

  这个时期,延安(陕北)台的播音备受东北、华东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关注。他们在转播的同时,认真学习其播音风格,从而为中共播音风格大范围推广打下了基础。

  (三)播音风格形成期

  这一时期中共独特的播音风格正式形成,代表性的播音员和播音作品相继出现。这种播音风格不仅在解放区获得普遍的认可,而且在国统区也得到广泛的承认。

  194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陕北台随新华总社一起迁到平山。在这里,播音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文章认为:“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5]该文客观上为爱憎分明、充满感情的播音风格奠定了理论依据。

  中共播音风格代表性播音员齐越日渐成熟,开始崭露头角。1948年5月中央指示陕北台播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政党任务》一文,毛泽东亲笔指示,叫不要播错一个字。温济泽指定齐越首播,齐越没有播错一个字。[16]这次播出在陕北台传为佳话。同时期,齐越在《十天播音工作个人总结》中从理论上初步总结了自己的播音风格。

  陕北台在平山阶段是人民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捷报通过播音员的声音传遍国统区,中共播音风格随之在国统区产生广泛影响。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撰写和修改广播稿,奠定了中共播音风格的稿件文风基础。编辑部加强了对播音组的指导,陕北台的《编播发稿工作细则》(1948年10月)和《口播清样送审办法》(1948年12月)对稿件的审定、字数、记录新闻播音速度及新闻语言应口语、简明、易懂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促进了中共独特播音风格的形成。

  独特播音风格的成因

  中共广播事业独特的播音风格是在时代环境、事业性质、党报理论、领导人的鼓励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逐步形成的。

  首先,中共广播是在战争年代出于打破敌对势力的新闻封锁、宣传封锁的目的创办的,其播音风格必然与其他电台的播音风格不同。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包围封锁,在国统区对中共报纸和进步报刊进行审查、封禁。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1940年12月底中共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也是出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进行宣传战的目的恢复延安台播音。据温济泽回忆,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蒋中正的“命令”: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地待命”,而叫伪军去受降并维持治安。大家听了非常气愤。温济泽向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汇报听到的广播内容。博古说,党中央正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时候,急需把我们的口头广播恢复起来。[17]于是不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了播音。既然是出于打破敌对势力封锁的目的创办的,那么播音风格就不可能是软绵绵、娇滴滴的,只能是爱憎分明、充满感情、沉稳有力的。

  其次,中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报理论成为独特播音风格的理论依据。中共广播事业最初是在新华社的襁褓中成长起来的,加上宣传上需要以新闻节目、评论节目和中央文件为主,因此,人们通常将播音工作也视作新闻工作,将播音员视作新闻工作者。齐越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仍然坚持播音员是新闻工作者的观点。[18]党报理论认为,包括广播在内的新闻媒体应该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工具,是集体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必须具备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文风。既然是党的喉舌,就无需隐瞒我们的立场、倾向,敢于爱憎分明;既然是集体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就必须充满感情、沉稳有力;既然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工具,就务必做到准确、准确、再准确;既然要具备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文风,就必须让播音通俗易懂。

  再次,技术上的原因是中共独特播音风格的成因之一。萧岩曾回忆,当年的播音速度一小时大约七八千字。[19]平均每分钟一百三十多字,比现在慢多了。究其原因,当时的评论文章较多,播评论比播消息速度要慢一些;受众文化基础较差,播音速度太快难以接受。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原因,“当时技术条件差,电能不稳,要放慢速度,拉长一点声,像是在对远处的人说话。讲得清楚一些”[20]。另外,早期广播因设备落后、条件差难以播出文艺节目,因此以新闻、评论、社论、文件、通告等节目为主,而这些节目的播出也适合采用爱憎分明、充满感情、准确通俗、沉稳有力的播音风格。

  最后,新华社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作用的变化也是中共独特播音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主要有两个宣传工具,一个是《解放日报》,一个是新华社。国共合作的局面让国统区的中共报纸可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6月,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报纸的作用无疑会大大缩小,而新华社的作用会大大增强。为此,党中央对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了改组,缩小解放日报社的机构,扩大新华社的规模,增强了新华社语言广播部的力量,并将广播电台发射台和播音室由中央军委划归新华社统一管理。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和语言广播成为党中央重要的宣传工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新华社语言广播的重视和赞扬,客观上肯定了当时的播音风格。自1948年5月开始,党中央将新华总社搬到平山党中央驻地附近,直接领导和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包括语言广播在内的新华社的业务水平。此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撰写和修改广播稿件,对中共独特播音风格的形成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广播从业者研究”(项目编号:15BXW00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98.

  [2]哈艳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90.

  [3][7][10][18]齐越.献给祖国的声音[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51,83,29,79.

  [4]姚喜双.播音主持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49.

  [5]徐瑞璋.重返延安忆当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10.

  [6][9]邯郸台播音技术的点滴经验(1947年4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284,284.

  [8]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1946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1949)[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119.

  [11][19]萧岩.延安播音生活回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12,113.

  [12][14]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增订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5,59.

  [13]王恂.“XNCR”,我想念你//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47.

  [1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4.

  [16]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62.

  [17]温济泽.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编选.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17.

  [20]2003年5月17日姚喜双就延安时期的语速问题同林如研讨谈话记录//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137.

  (王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文利: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1年11月下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