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刊发展历程，分析党刊与宣讲的内在关系，发掘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经验和启示，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刊发展历程，分析党刊与宣讲的内在关系，发掘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经验和启示，这有利于对理论武装大众化工作提出新的思路。

　　关键词：党刊；宣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载体协同联动

　　党刊与宣讲同属党的宣传文化思想工作范畴，共同肩负着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的重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积极推进者，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阵地，也是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途径。二者协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存在了，且携手百年、日新月异。

　　党刊和宣讲同为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

　　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作为当时“新媒体”的期刊承担了思想启蒙、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1906年，鲁迅先生在立志以文艺改良民族精神面貌时，他首先的选择就是“而商量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呐喊〉自序》）。可见，在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眼中，阅读“先进期刊”可促进国人接受和巩固新的社会思想与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价值评价，进而影响到大众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在实践中，以《新青年》等为代表的“进步期刊”的确在宣传教育、话语构建和舆论导向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启迪民众思想解放，推动新知识分子形成，促进社会文化转型，开创社会发展新纪元。

　　孕育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传承并壮大了这一政治传播平台。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就极为重视党刊在舆论指导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党刊必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的鲜明刊物”[1]。1923年6月《新青年》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的编辑部直接负责。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党的宣传机构职能，出版了一系列中央及地方党刊，“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客观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面相”[2]。

　　宣讲，脱胎于演讲（演说）这一曾在新文化运动中掀起“主义大众化”[3]，也是较早就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工作格局的载体之一。20世纪初，我国国民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演讲——这种面对面的传播方式，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快、最直接、也最有感染力的政治传播载体”[4]。早期共产党人顺势而为，借助演讲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身影不仅活跃在高校学府里，面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演讲，也活跃在工厂门口，通过举办“飞行集会”，对上下班的工人进行迅速的国内外时政介绍，普及资本、劳工、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党的主张。

　　从党刊和宣讲的联动性看，二者协同互补

　　（一）宣讲提升党刊群众性，帮助党刊更好地走向大众、面向群众

　　以党刊为代表的书面文字化的政治传播，其传播优势在于文字表达所展现出的理论的逻辑性较为严谨、内容较为准确，然而，这对读者文化水平要求较高，并不能有效动员广大群众团体。当时国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数人不具备独立阅读报刊的能力，党刊对于普通劳工、农民阶级而言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新潮文化”，更难以理解那些晦涩的政治概念、学术词汇，如“劳工神圣”“社会主义”。1925年青年团广州地委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提交了一份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分子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与其说是办给工人、农民看的，不如说是办给中小知识分子看的更确切”[5]。当时客观现实决定了以党刊为代表的文字宣传，最易最优先被吸引的群体只能是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而非广大群众。我们党意识到，要想动员更广大的群众，不能只靠单一的政治传播途径；必须根据不同客体、不同内容量身定制传播载体，从拓宽党刊自身传播客体入手，开发出更具读者针对性的期刊读物，如《青年工人》月刊、《中国青年》周刊、《妇女声》等，还特别面向农民推出出版物《犁头》《中国农民》《农友》，从农民阅读水平和偏好出发，内容浅显、插图丰富，还设置农作知识专栏。积极与其他传播载体形成宣传合力，其中就包括宣讲工作，如组建地方宣传小队，充分利用群众集会，进行日常口头文字宣传，印送传单的内容从文字类的发展到图画式的，还探索出了编教民歌、田间宣讲等新方法。

　　（二）党刊是宣讲工作的重要指引与内容支持，有效提升口头政治传播的准确性

　　与经过复杂流程付梓印刷的党刊等出版读物相比，口头宣讲对演讲者水平要求较为全面。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实力薄弱，全员参与宣传成为必然，为此，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领袖往往集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报刊活动家、演讲家于一身。但随着党组织力量的壮大和各阶级出身的党员的不断加入，如何确保各地方党组织开展的口头宣讲活动顺利开展，成为挑战。

　　其实，早在清末民初，宣讲（演说）就与近代报刊有过较为紧密的合作，其核心方式就是报刊成为宣讲材料。教育家林墨青为宣传社会教育创办《星期报》（亦称《社会教育星期》），为更好向大众普及，自1912年起，在天津城内开设多个“宣讲所”，如东马路“天齐庙宣讲所”，不仅附设阅报处，还安排专人演讲各种报刊，诸如《大公报》《京话日报》《天津日日新闻》等[6]。中国共产党在前人经验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创新，更加强调组织性、教育性、群众性。围绕党刊及党内重要政治文件，在党内举办政治讨论大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在会上集中阅读，由上而下贯彻学习；会后，将活动中党员的疑问整理后寄送党刊所属的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1925年5月首次成立，蔡和森出任主任，1931年改组）求答复，自下而上反馈讨论意见；最后，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党刊成为当时中央与地方党组织联系的一座桥梁，确保各地方宣传组织找准政治传播的方向。

　　（三）两者同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化的重要内容

　　大革命失败后，以《布尔塞维克》《红旗》为代表的党刊继续坚持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同志是《布尔塞维克》编委之一，当时他正在南方多省密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在与中央日常函电沟通中，也不忘阅读党内书报。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1929年11月28日，于汀州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他寄信中央道：“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7]可见，古田会议之所以诞生党内教育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有鲜明的思想脉络和指导思路的。《古田会议决议》总结出开展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教育方法，其中，党刊不仅是教育素材来源，更根据教育对象不同开发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如“办政治简报”“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个别谈话”“小组会”“活动分子会议”。值得注意的是，由红四军创立的红军宣传兵制度也在《决议》中被进一步强化，明确规定宣传队在红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组织构成和工作的方式、方法，具体到散发传单、刷标语、口头宣讲等传统宣讲方式，还提出要运用文艺形式服务士兵政治训练。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次探索多载体协同推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成功实践。

　　党刊与宣讲协同助力理论传播的经验启示

　　（一）发挥党刊意识形态引导力，担当宣讲的把关人

　　一是做思想引领的把关人。思想理论性是党刊的天然基因。翻阅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刊，如《向导》《解放》《共产党人》《群众》等，是检索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思想与路线成因的最好佐证。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推动重建党刊工作。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毛泽东亲自主持，并阐释其重要性在于“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8]。可见，学好用好党刊是关乎党的思想建设的大事。于宣讲工作者而言，思想理论关必须过得硬，不仅要成为党刊的读者，更要争取成为党刊的作者。

　　二是做议题设置的把关人。“议题管理”指通过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即“议题”，分阶段、有步骤地采用合适的传播策略来施加影响，进行议题引导，从而创造良性的舆论氛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斗争中，就很好地使用过。党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1927年7月），自创刊之日起，积极传播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国内新闻舆论界极为罕见且明确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并用大量事实、有策略的观点抨击来揭露帝国主义在华侵略行为，更在第64期起设“外患日志”栏目，很快，“揭露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成为《向导》独具特色的刊物风格[9]。经过接近两年的集中系统的宣传，“打倒帝国主义”从一句崭新的话语变身为国人普遍认同的革命口号。此外，由蔡和森、瞿秋白等先后主持的《向导》编辑团队极为注重使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形式，使编辑、采写的文章有利于口耳相传，放大党刊的社会影响力。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的民意测验，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向导》获224票，名列“读者最爱看”周刊类榜首。

　　三是做素材内容的把关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党的喉舌，党报党刊为党立言的事业从未停歇，不仅及时、准确、全面、权威地向大众传达了党的革命主张、方针政策和斗争实践，更很好地完成了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使命。除了做好党报党刊的出版和发行，当时我们党还利用宣讲等多种宣教方式，将报刊传达的中央精神进行有效转化，以便更好地开展党内理论学习和群众普及教育活动。如今，随着各类新兴传播工具的普及，我们党理论传播和舆论引导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但党报党刊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仍然是党的思想方针政策传播的主阵地。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宣讲工作与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文字化政治传播长期存在紧密联系，特别是宣讲资料方面，呈现出从直接使用到转化使用、从完全依赖到多元渠道的趋势。

　　（二）加强传播载体联动性，探索构建党刊+宣讲的“分众传播”新模式

　　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时寄语：“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10]作为传统媒体，党刊想要在融媒体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精准定位、找寻并发挥自身原创性优势的同时，要加强与其他传播载体的联动，增强宣传合力。

　　党的十八以后，中央对于宣讲工作越发重视。每逢重大会议精神阐释，全党上下开展集中式的专题宣讲。中央宣讲团巡讲示范，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区（县）、街道（乡）纷纷成立宣讲团，建立广覆盖的多级宣讲体系，各种宣讲小分队深入群众身边，在基层一线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实践创新出“宣讲+文艺”“宣讲+互联网”等形式多样的新路径。这也为党刊指导服务基层宣讲工作开启了新的工作局面，即从基层宣讲人员需求出发，积极服务于新时代基层理论宣讲队伍建设，推出一本针对性强、指导性强、知识性强、可读性强的党刊，探索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的理论服务供给。

　　创建一本目标读者定位为宣讲工作者的党刊，无疑是党刊人激活红色基因、继承光荣传承的有益实践。例如，2014年江苏省委宣传部与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刊《群众》共同合办《群众·大众学堂》，精准定位基层宣讲工作者为目标读者人群，突出特色的错位经营，是新时代党刊施行“分众传播”的一次有益尝试。《群众·大众学堂》直面群众理论“饥渴症”、基层理论力量薄弱的难题，以助力基层理论宣讲人员的素质培养、提升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效能为目的，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聆听到通俗易懂的理论宣讲、接受入脑入心的理论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该刊组织编辑深入基层宣讲一线，全景式展现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情况和主题性设置，剖析基层宣讲的难点、热点、亮点。该刊依靠全省理论宣讲系统的实践优势和组织优势，吸纳优质稿件、吸引优质作者群，使之成为一个同行交流的平台、一部权威认证的教材、一把客观评价的标尺。该刊积极借鉴“宣讲+互联网”等好的做法，整合优化现有线上资源与端口，善用和巧用短视频、图解等表现手法，思考如何将线下立体、多样的宣讲工作既呈现在扁平化的纸端，又折射在读者触手可及的网端，以读者便捷易达的传播渠道、乐于接受的呈现方式和融合的传播手段，增强党刊服务宣讲的效果。

　　【本文为江苏省期刊协会项目“在宣讲工作中发挥党刊作用”（编号：2020JSQKB5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1.

　　[2]暴宏博.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丛书[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2):1.

　　[3]刘燕.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于空间批判的视角[J].重庆社会科学，2019(5):10.

　　[4]段颖惠.20世纪初期下层民众的时政教育———基于宣讲活动的考察[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9):4.

　　[5]葛传根.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研究（1921-1927）[D].中共中央党校，2012.

　　[6]程丽红.“言语”文化兴起与清末社会之变——以口语传播为中心的思考[J].学术月刊，2017,49(8):159-169.

　　[7]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6-27.

　　[8]王帆，郭芳，茧子.激荡五十年:从《红旗》到《求是》[J].小康，2008(8):17-21.

　　[9]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1:570-571.

　　[10]新华网.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EB/OL].(2019-01-2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25/c_1124044208.htm.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群众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