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136位新闻英烈为研究对象，以有记载的数据为基础、以典型人物为案例，系统分析该群体的整体

　　摘  要：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136位新闻英烈为研究对象，以有记载的数据为基础、以典型人物为案例，系统分析该群体的整体状况以及该群体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贡献。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群体是边区新闻事业的骨干，为抗战动员宣传立下不朽功勋，他们不畏艰辛、百折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也是太行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抗日边区新闻事业；太行精神；新闻英烈研究；新闻工作者

　　全面抗战期间（自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同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并肩战斗，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炮火硝烟中或采访写作，或排字校对，或装订发行，或后勤支持，或直接战斗，至抗日战争结束，有136位新闻工作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英勇无畏的新闻工作者不但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了根据地的发展，揭露了敌人的暴行，甚至直接与敌人战斗，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悲壮的篇章。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的整体状况

　　为研究的需要，本文所研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①特指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但不包括山东抗日根据地②。新闻英烈是指在全面抗战期间牺牲或病逝的新闻工作者，既包括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记者、编辑、通讯员、发行员，也包括为新闻传播工作服务的会计、理发员、铸字工人、炊事员等。本文以200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热血铸丰碑：缅怀血洒三晋大地的新闻英烈》一书中收录的148位新闻英烈为基础，去掉解放战争期间牺牲或病逝的16位，并结合《晋绥日报简史》《晋察冀日报史》《太岳新闻事业略史》等的相关内容相互印证，补充了《热血铸丰碑》一书未涉及的4位新闻英烈，形成136位新闻英烈的研究样本。

　　（一）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的时间分布特征

　　1.牺牲或病逝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中有明确牺牲或病逝年龄记载的新闻英烈共63位。以这63位为研究样本，可以发现：牺牲或病逝于18-30岁之间的新闻英烈最多，占70%；牺牲或病逝于31-40岁的新闻英烈有10位，占6%。有4位新闻英烈在牺牲或病逝时未满18岁，占整体的4%，其中年龄最小的是魏天文，牺牲时年仅13岁。这表明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以青年为主体。新闻英烈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新闻宣传事业，将满腔热血洒在抗战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新闻力量。

　　2.牺牲或病逝的年份：1942年牺牲人数最多。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中有明确牺牲或病逝年份记载的共123位。牺牲或病逝于1942年的新闻英烈最多，共有53位，占总人数的43.1%；其次是1943年，共有27位新闻人牺牲或病逝，占22%；1941年有20位新闻人牺牲或病逝，占16.3%；1944年有8位新闻人牺牲或病逝，占6.5%；1939年、1944年牺牲或病逝的新闻英烈占比均为4.9%；1945年牺牲或病逝的新闻英烈占总人数的2.4%。

　　新闻工作者的牺牲人数与日军“扫荡”的严酷程度是一致的。1937年底日军制定《军事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提出摧毁根据地的打算，把“扫荡”的“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尽早摧毁已建成的共产地区”[1]。在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的“扫荡”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38年，二是1939至1940年，三是1941年到1943年，四是1944到1945年9月。其中最为残酷的阶段是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对华北连续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综合性“扫荡”。战术变为“从线的扫荡发展到纵深的扫荡；从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从无组织的烧光抢劫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光政策”[2]。仅1942年5月在太行山区反“扫荡”行动中就共有46位同志壮烈牺牲，这是我国新闻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

　　（二）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的空间分布特征

　　1.籍贯分布：多来自河北、山西、河南。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有籍贯记载的有121位，来自河北、山西、河南等20个省市，来自山西省的有37位，来自河北省的有36位，来自河南省的有12位，3个省份的新闻英烈约占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总人数的71.4%。其余新闻英烈的籍贯分布于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份。总体来看，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多来自山西、河北和河南地区，这跟新闻英烈所在的报社主要分布在这些省份有很大的关系。

　　2.生前所在报社：各边区核心报纸为主。在136位新闻英烈中127位有生前所在报刊的记载，其中《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新闻英烈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40%；其次是《晋察冀日报》的新闻英烈，占总人数的39%；《太岳日报》的新闻英烈，占总人数的9%；《抗战日报》的新闻英烈，占总人数的6%。由此可见，边区的核心报纸，责任大，新闻英烈的人数也多。

　　（三）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的身份结构特征

　　1.生前岗位：编辑、记者与交通员居前三位。136位新闻英烈中共123位有生前岗位的记载。其中以编辑、记者和交通员居多，分别为25位、18位、17位。编辑占总人数的20.3%；记者占总人数的15%；交通员占总人数的14%；印刷工人占10%。这说明新闻工作需要多工种配合，才能保证一份报刊良性运转，不仅需要优秀的记者编辑，还需要炊事员、饲养员、秘书、材料员、木工、发行员等。

　　2.学历程度：部分编辑记者学历较高。136位新闻英烈中仅有27位有学历资料，这27位新闻英烈以新闻编辑、记者为主。其中6位毕业于延安陕北公学，5位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2位毕业于复旦大学，2位毕业于安吴战时青年训练班。27位新闻英烈中有4位是中学学历，18位是高等学历。

　　（四）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牺牲或病逝的场景特征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牺牲或病逝的场景主要有三种：历次反“扫荡”、伤病和1939年山西12月事变。1942年5月在太行山区反“扫荡”中牺牲的新闻英烈最多，占总人数的53%。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即在此次反“扫荡”中牺牲。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牺牲的新闻英烈有13人，占11%。1942年到1943年秋季在日伪军“铁滚扫荡”中牺牲的有5人，占5%，《太岳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魏奉璋、电务科干部张谔、印刷厂厂长兼书店副经理魏汉卿等即在此时牺牲。其次，136位新闻英烈中有22位因伤病去世，占总人数的21%，其中《晋察冀日报》的最多，有14位；《晋绥大众报》和《战斗报》各有2位；《抗战日报》《太岳日报》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各有1位。最后，是牺牲于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中。1939年山西12月事变中，有4人牺牲。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的历史贡献和精神价值

　　一方面，136位新闻英烈均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于彼时中国人民的压迫，尤其是日本的侵略，促使一批怀揣着革命理想的新青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挺身而出，走上新闻救亡的道路；另一方面，136位新闻英烈不怕牺牲、不畏艰难、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也成为太行精神的组成部分，是党的新闻事业永不褪色的力量。

　　（一）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骨干力量

　　全面抗战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有136位新闻工作者为国捐躯。他们不仅是各边区新闻事业创建与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开拓者，确切地说是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骨干力量。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英烈以何云、赵石宾、魏奏璋最有代表性。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日刊2万多字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从未停刊，这浸透着社长何云与诸多新闻英烈的汗水与鲜血。日军对抗日革命根据地采取封锁和“扫荡”，在艰险的环境中何云带领报社开创了“背起报馆打游击”的战地办报模式。他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组成连队，配备武器，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出版报刊。“何云同志还派许多优秀的编辑人员去各地方报社帮助协同开展工作，在《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带领下，仅晋东南各地创办报刊的数量就达100多种，使华北各大区的报纸出现了一个飞跃”[3]。据不完全统计，《新华日报》华北版自1939年元旦创刊到1943年9月终刊，共出报845期。铅印捷报15期，铅印战时版报纸4期，报刊遍布太行，为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播撒了希望的火种，照亮了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之路。

　　赵石宾是晋西北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一名优秀的宣传干部和坚强的文艺战士。作为《抗战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赵石宾对每期数万字的报纸内容进行审阅，常常亲自撰写社论、时评。赵石宾每日战斗在新闻宣传第一线，“过分的劳累与严重的营养不良终使他病倒了。在病中，他仍坚持撰写一些社论并主持参与了晋西北临参会新闻界选举参议员的工作”[4]。在缺医少药的生存环境下，赵石宾支气管炎并发败血症，病逝时年仅28岁。

　　《太岳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魏奉璋在办报期间，为党的新闻事业殚精竭虑，带领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使该报不但成为太岳区党委机关战斗喉舌，而且是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发行较广、办得较好的报纸之一。1943年10月，在日伪军对阳南山区进行的“铁滚扫荡”中，魏奉璋在转移时与敌遭遇，壮烈牺牲。

　　（二）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为宣传抗战、动员群众立下不朽功勋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英烈始终以宣传抗战为中心，推动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在战时环境中的前线记者更是一手执笔、一手拿枪，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在有记载的18位记者英烈中以戴烨和雷烨最具代表性。在1941年日寇发起的“大扫荡”中，《晋察冀日报》的戴烨潜入敌占区，接连写下了《敌寇“治安强化”在三专区》《敌寇二期“治安强化”运动下的晋东北》《人间地狱》等新闻和通讯，揭露了日伪军的滔天罪行，鼓舞了抗日军民坚定的信心。他的文字不仅歌颂了根据地军民的顽强反抗和斗争，还引领了抗日宣传活动。在张北高原日伪“扫荡”的无人区和日伪占据的山西太原、大同等地都留下了戴烨冒死采访的身影。“在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的《晋察冀日报》里，戴烨采写大量消息、通讯、侧记等近40篇”[5]。雷烨是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组长，“1941年1月，日军在除夕前夜对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的村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全村1500多口人有1200多人被杀害。屠杀结束后残忍的日军将村民尸体成堆地焚烧。事发后，雷烨前来慰问幸存者，拍下了著名的《潘家峪惨案》，卷曲着的焦尸、老人和幼童的骷髅，都是对日寇最有力的控诉”[6]。在近四年的时间里，雷烨随军转战冀东抗日前线和滦河两岸，在极端困难和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拍摄和采写通讯，留下了《滦河晓渡》《熊熊的篝火》《塞外篝火》等多组照片，以及《那时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塞外，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抱子弟兵》等长篇战地通讯。

　　（三）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是太行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巍巍太行，雄踞华北，太行山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之脊”。1938年2月，中共建立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太行地区成为全面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儿女在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同时，也收获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伟大的太行精神：“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和延续。”[7]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为国捐躯的新闻英烈中除报社编辑、记者外，还有报刊的其他工作人员。1942年5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钰与部分女同志遭遇百名敌人搜山，为解救躲在山洞中的战友，她与敌人顽强战斗，但因寡不敌众最终跳崖壮烈牺牲。“报社总务科科长韩秩吾、国际编辑缪乙平、编辑黄中坚、管理股长孙克温、印刷队长董自托、报务员万兆莲等也在突围中牺牲。管委会秘书长杨叙九、印刷厂指导员梁振山等被敌人俘虏后顽强拼搏、誓死不屈最后惨遭敌人杀害”[8]。《晋察冀日报》社交通员李智自1939年担任报社交通班长伊始便主动要求担负夜间送报的艰难任务，每到夜间第一批报纸印出来，他便担负起本来由两名交通员完成的送报任务。“1943年敌人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疯狂‘扫荡’，屠杀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为了从敌人营垒中救出被日寇抢去的羊群，他只身深入敌穴，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之下”[9]。续乃聪是抗日民族英雄续范亭的孙子，他于1940年调《太岳日报》任公务员，工作积极认真，“1942年反‘扫荡’中，报社有急信需送军区，他自告奋勇，在返回途中与敌遭遇，因失血过多不幸逝世，年仅14岁”[10]。华北抗日根据地新闻英烈为民族解放事业舍生忘死，英勇奋斗，他们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精神熔铸进太行精神谱系中，成为太行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英烈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投身新闻报道中，在炮火连天的险恶的环境中写下了一篇篇报道。新闻英烈群体以青春热血和生命在枪林弹雨中写下的报道，将边区的信息传播到世界的四面八方，表达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也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媒体的社会动员研究”(批准号：22BXW01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一般来说，华北抗日根据地包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等地。

　　②仅《大众日报》从创刊的1939年到1949年，就有新闻英烈578位。

　　参考文献：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华北治安(1)[M].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54.

　　[2]俞辛焞.日本对华北根据地的军事扫荡[J].南开史学，1987(01):41-59.

　　[3]中共上虞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上虞英烈谱第一辑[M].绍兴：中共上虞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4:33-40.

　　[4]曹勤民.抗战日报总编辑赵石宾和他的文集[J].党史文汇，2001(12):43-44.

　　[5][8][10]马明，陈墨章.热血铸丰碑——缅怀三晋大地的新闻英烈[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310,310,499.

　　[6]李森.雷烨.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J].中国摄影，2022(03):100-113.

　　[7]刘鑫炎，刘阳.与时俱进 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八[J].奋斗，2022(11):65-66.

　　[9]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史[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210.

　　（商建辉：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河北省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崔璇：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