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大公报》与永久黄是创办于民国初年、扎根于天津的两个著名民族品牌。双方在社会动荡中密切合作，不仅以《大公报》为平台，共

　　摘  要：《大公报》与“永久黄”是创办于民国初年、扎根于天津的两个著名民族品牌。双方在社会动荡中密切合作，不仅以《大公报》为平台，共同宣传经济建设与科学知识，还共同扶持经济研究与后辈事业建设。而“永久黄”与《大公报》能够在社会动荡中相互扶持，离不开事业同仁的救国理想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永久黄”；《大公报》；实业建设；经济宣传

　　《大公报》与“永久黄”都是扎根于天津的近代民族事业。《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接办新记《大公报》，坚持报道时事、文人论政。“永久黄”是由范旭东于天津创办起来的中国民族化学工业团体——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厂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简称。《大公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办报实践与思想、历史价值与意义始终是学界研究热点话题，它的经营管理战略也有学者曾专门研究。[1]学界关于范旭东与“永久黄”的既有研究主要围绕范旭东的事业与思想、“永久黄”的发展历程、其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从近代民族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的角度，将其与《大公报》联系起来的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大公报》与相关文史资料，试图梳理《大公报》与“永久黄”在20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下的互动与合作，对早期近代民族企业与媒体的互动做简要呈现，以期探索企媒合作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双方合作之基础：服务国家与现代化

　　在《大公报》同人撰写的回忆录中，经常可以见到《大公报》与其他民族企业家的互动。比如，曾担任《大公报》通信员的张高峰提到，“我有意识地注意采写这些工厂，特别是中国化学工业先驱、抗战中始终坚持生产科研，且与大公报有深厚情谊，并称‘天津三宝’之一的‘永久黄’的新闻，大公报都用大字号或加花边显著刊出”[2]（20世纪30年代，天津有句俗话，“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南开、大公报”，永利指的是范旭东创立的我国第一个化工基地；南开是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全国知名私立学校；《大公报》是当时全国最权威的报纸）。

　　新记公司的创办者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与范旭东之间有着学缘的联系。1900年前后，吴、张、胡、范四人都曾留学日本，学习先进思想与专业知识，归国后都以天津为基地，投身社会事业和经济建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救国”是其思想的共性。范旭东发展实业坚持服务国家的观念，“经济事业，是立国的根本，尽管业有大小，但是服务国家的观念，在动机上总不能一点没有，必要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才不失一个国民对国家的态度”[3]。因此，面对英国卜内门公司对制碱与出碱的垄断和阻挠，范旭东与永利始终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永利今日担负着我国民营化工的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我本身的力量和奋斗。在任何情形下，我主权上和制造上是万万不容许外国人参加的”[4]。正是基于这种原则，即使卜内门或威逼，或利诱，范旭东与永利都没有妥协，拒绝英国资金技术，坚持独立研发，最终收回了碱市主权。

　　张季鸾的救国思想则贯彻在他的新闻生涯之中。新记《大公报》从创办到抗战爆发，张季鸾坚持文人论政，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抗战爆发后，张季鸾因坚持国家中心论，逐渐接近与拥护蒋介石，因为他认为“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张弛进退之间，须在一定之计划下，以全国一致之力行之，勿枝枝节节零零碎碎以为争！收回被侵占之东三省主权，终不出两途。或以外交，或以军事。然任取何途，必须合全国之力，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方能收最后之功”[5]。

　　胡政之对救国之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更加系统：主张爱国反帝、反对军阀混战统治，是为了使中国的发展获得和平统一的环境；主张教育救国，对国民进行世界知识的教育，点出了现代化启动的重要性；主张实业救国，认为中国应渐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逐步实现经济独立正是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总之，胡政之的社会思想也以国家发展，实现国际现代化为目的。

　　永利的老职员许复七回忆：“范旭东和大公报张季鸾、胡政之两人很熟，这两人是著名的日本通，范常常和他们研究日本问题。”[6]《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就曾参与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建设当中。1931年，为了黄海社的持续发展，范旭东和孙学悟决定成立董事会。除去“其创办人范旭东、社长孙学悟外，两个单位的代表等4人作为执事董事外。另聘请了7位社会上热心赞助黄海社事业的著名人士担任董事。”而胡政之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当时著名的报人，他对黄海社的理解支持肯定会在黄海社的造势及社会上的形象带来好处”[7]。创办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共同的救国理想与现代化目标使得这两家企业在社会动荡之中互相扶持，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1926年，在新记公司初创立时，范旭东凭借较早建立起的久大与永利公司的资本入股支持新记《大公报》发展。[8]

　　“永久黄”与《大公报》的合作形式是现代化企业与媒体的互动。“永久黄”团体是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典范，投身于民族化学工业的研究与创新，为中国经济的独立贡献力量。《大公报》也对中国经济建设非常关注与支持。对于中国的出路，《大公报》提出了“七分经济三分文化救国论大计（七三之比例，殆犹仓廪实而后知礼节之意）”[9]。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雷达，《大公报》“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10]，及时准确地报告中国经济信息，捕捉对中国现代化的有利信息，帮助国人扩大视野。[11]

　　推动实业经济发展：支持经济研究与扶持后辈

　　作为实业建设路上的前辈，“永久黄”与《大公报》为经济研究与社会实业建设都提供了颇多支持，共同推动中国实业经济的发展。

　　（一）共同支持南开经济研究

　　同属于“天津三宝”的南开在张伯苓的支持、何廉的主持下创办了社会经济研究所，后设立了经济学院，专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与国立清华、北大的竞争中，张伯苓更是将南开的“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12]。在对工商业学习研究的大力倡导之下，何廉在张伯苓建议下合并了南开商学院与经济系、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学院将教学与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并专设一个董事会指导工作。“研究所的董事之中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地区的杰出的工业家和金融家”，而“永久黄”的总经理范旭东也是经济学院的董事之一，在研究所经费困难时期，“对于研究所的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中”，除去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就是天津的久大和永利。[13]

　　《大公报》也与研究所或经济学院有过密切合作。研究所的前身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曾在《大公报》上出版过一个专门的统计副刊专栏。该专栏不仅提升了《大公报》经济类内容的专业性，也给南开与社会都带来巨大影响。“由于《大公报》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发行很广，统计副刊专栏的出版，在中国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一时颇为轰动，它使南开名声大振。”之后，南开经济学院还与《大公报》出版了《每周统计》，后更名为《经济周刊》，同样意义非凡，何廉评价它说，“在我看来这个周刊是我们一系列出版物中最有影响的，它对全国都有重要的教育作用”[14]。

　　（二）携手援助西北边地事业

　　1939年，寿充一在兰州办《新西北月刊》，经费十分拮据，为筹办《大公报》兰州版来到西北的总经理胡政之看到了寿充一艰苦的办报环境。“他几次亲自来‘破庙’（月刊所在地）了解情况，看到我那时的艰困条件和只身苦守的处境，出乎意料之外”，回到重庆后，胡政之向范旭东提及了寿充一与《新西北月刊》的情况，范旭东得知此事后，“颇为兴奋地说：‘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研究西北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责任，这件事、这个人，我们要支援。’”[15]因此，《大公报》与永利公司共同捐赠了三万元给寿充一，以支持他与《新西北月刊》对西北的研究和报道。范旭东还与寿充一保持了密切联络，以永利艰苦的发展经历鼓励寿充一对西北事业的坚持。在寿充一形容其处境为“唱的是空城计，演的是独角戏，做的是十八扯”时，范旭东“不避嫌，不惮烦，先后以他自身的经历，‘永、久、黄’事业创办的经过……的事迹，来说明任何事业没有不经过艰难曲折的，贵在有恒，坚守岗位，‘只要耕耘，必有收获’”[16]。

　　促进科学观念传播：《大公报》中的“永久黄”与其同人

　　“永久黄”与《大公报》的企媒合作更多是以《大公报》为平台展开的，共同进行对经济建设与科学知识的宣传。《大公报》对“永久黄”的生产、研究进展进行了诸多报道，《大公报》的影响力也能够为“永久黄”争取社会与舆论支持；而“永久黄”同人也以《大公报》为平台进行了很多经济建设与科学知识的宣传。

　　（一）《大公报》对经济与科学的重视

　　《大公报》重视经济报道与科学观念、知识的传播，这与报纸主笔张季鸾与经理胡政之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胡政之认为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他曾说：“我们办报的旨趣，不仅是在政治上要办成有远见，有主张，能代表舆论的报纸，尤其是在产业经济方面，要有见地，有权威，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指出构结所在和前途方向。”[17]为此，胡政之还拟设立研究部以提高经济报道言论质量。“一旦时局安定，《大公报》即将设立‘研究部’，与编辑部是平行的……研究部设经济、政治两小组……在经济组下分设工业、农业、社会、国际（世界）、贸易（市场）等经济小组”。研究室中的记者们“不是一般的普通记者，惯写浮光掠影的动态新闻，要擅作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述，应该是博闻多识的权威专家”[18]。

　　《大公报》同样十分重视对科学的倡导，曾专门出版过《科学副刊》，其在《发刊旨趣》中就提到，科学是世界局势变化的底层逻辑，“现今世界为科学世界，此无疑之论也。吾人试一考国际动态，无论为军事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无一不直接的或间接的受科学权力之支配”。而我国科学发展起步较之他国本就推迟，因此国人更需具备科学之意识，共谋科学之发展，而《科学副刊》就是要“灌输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因势利导，俾养成人民崇好科学之心理，于潜移默化中，增进国人之科学修养，所以补社会教育之不足，系为大众者想，非为专家而设”[19]。

　　在萧乾的建议下，胡政之还曾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普利策奖的做法，设立“科学奖金”与“文艺奖金”，“报馆决定每年拿出3000元，以1000元充文艺奖金，2000元充科学奖金”[20]，这也是胡政之为倡导、支持科学研究，带领《大公报》同仁做出的努力。

　　（二）《大公报》对“永久黄”的宣传报道

　　正是基于对经济建设与科学传播的高度重视，作为地方实业、民族工业发展的突出代表，“永久黄”也得到了《大公报》的诸多报道。1945年，徐盈就被《大公报》委派报道范旭东和他的实业建设成就，撰写成的《范旭东及所经营之三大事业》一文不仅在《大公报》连载，此后还被《寰球》全文转载，在工商界与新闻界都产生巨大影响。在工厂取得重大进展时，《大公报》也会专门发文刊登以示支持与纪念。1934年，在永利制碱公司扩张股本，从事硫酸铔的研究后，《大公报》发表社评对其研究寄予厚望，称硫酸制造“用途之广，则更首屈一指，小之足以兴工业，辟生计，大之足以裕军实，利国防，此吾人所为特别重视之也”。《大公报》还高度称赞了永利与范旭东的工作与担此大任的勇气，称永利“今后一面为普通工业供给重要原料，一面为国防大计策进产业动员，此真科学家技术家报国之本能”[21]。1942年，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大公报》不仅刊登了多条纪念消息与他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如《中国现代工业之一柱石——黄海化工研究社之前瞻》等，还专门发表了社评纪念黄海化工社的奋斗历程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黄海社既与久大永利为一体，则本报谊讬故交，久共患难，在今日不可无一言以对此二十年艰苦奋斗的科学战士致其敬仰与勖勉。……黄海社同人二十年间，伏处研究室，本着中国学人‘正其位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精神，不问成败荣辱，孜孜钻研，二十年如一日，此其间自有一种新的人生观，潜伏策励。充其精神，则中国的科学化工业之成功，绝无问题，而未来的中华民国之强盛发皇，自亦不难预卜，此又吾人今日祝贺黄海社之社庆而愿为国家前途敬致祝祷者也”。在文章最后，《大公报》也极力倡导知识分子们通过报纸，面向大众进行科学宣传与教育，它认为“今日一般社会人士知识水准确已渐高，科学家工业家果能于专门之学艺事业以外，分专精之绪余，透过报纸，以时论列，为民众的科学教育、工业常识，多少致力于宣传启发，则间接有裨益于工业建设者，殆不可以衡量。吾人于此，更愿为社会请命，欢迎科学家工业家不吝教益，以与本报合作”[22]。

　　（三）“永久黄”同人在《大公报》撰文传播科学观念

　　“永久黄”总经理范旭东积极配合《大公报》，传播科学知识，宣传经济建设。范旭东在建设“永久黄”时本就十分重视科学传播。1928年9月，范旭东创办《海王》旬刊，“极力提倡科学应用于中国，介绍新知识于国民，从工业到农业，从宇宙到海洋，从哲学到文学，从金属到菌学，包罗万象，象本百科全书”。旬刊上刊登来自社会各科学界人士颇具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大开眼界，享誉全国，旬刊也因此而身价倍增”。在《海王》的宣传下，“永久黄”团体也更为社会熟知。[23]

　　范旭东也与《大公报》积极合作，经常为《大公报》撰稿阐述个人观点，宣传实业建设。在永利开始硫酸铔的研究后，《大公报》非常“重视其事，既恳该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先生纪其大要，以念国人”。因此，范旭东撰写了《永利完成酸碱工业之意义》一文，向国人解释酸碱工业之重要性与化学工业独立之于中国独立的重大意义。范旭东说，“中国无论等到何年何月，如其要立国，就应有独立的化学工业，要有独立的化学工业，就得要先有制碱工业，所以决然毅然死心塌地地干下去”[24]。此后，范旭东还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撰稿，对学术文化发展、国家工业建设等问题向社会呼吁。比如对于国防化工建设，范旭东认为，“要完成国防化工，必得要倾全力要从根本做起”，建议政府统筹全局，应当在最短期间，召集各方主持国防化工的当局，切实讨论一番，宣布政府对国防化工的策略，除此之外，还要“充实学术研究机关的人才物力，要和调兵作战一样重视”[25]。

　　“永久黄”团体中的其他同人也经常在《大公报》上探讨中国工业建设等问题。曾在久大担任技师，在永利担任经营部长、厂长的李烛尘就曾与记者谈话传递“永久黄”事业最新发展情况，或专门撰文发表所思所感。比如1943年3月，李烛尘在《大公报》发表《开发西北管见》一文，号召开发西北，“即为整个民族生存上必需之要求，即宜乘此千载难逢之机，由政府令某一机关，组织以中央强有力之调查地质团体，集中全国所有之地质学人员”以推进西北开发。[26]李烛尘也曾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发文，1947年3月，他发表《日本真急需获得食盐吗》一文，揭露日本与麦克阿瑟“日本急需自中国获得食盐”这一说辞“完全为麦帅保全日本制碱工业年产四十五万吨原料之用”，而“日本化学工业之盛兴，即为未来之火药库”。因此，国民政府不应“违反国民公意之主张，还要代日本人说话”[27]。

　　“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侯德榜也曾借助《大公报》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以为永利争取权益。南京沦陷后，“永久黄”下属的南京铔厂设备被日本整套劫走，永利要求国民党政府从日本索回，但始终未得到解决。“侯德榜为此曾在《大公报》发表《向日本拆回被劫走的硝酸装置》一文，要求日本赔偿”[28]，尝试借助《大公报》以争取舆论支持。最终，在永利同人向国民党政府的力争之下，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此事，派人专门赴日，设立了永利拆运办事处。[29]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侯德榜曾亲自到日本考察工业建设，发表《视察日本工业之观感》，认为“中国对日本此番演变，应有精确估计，相当认识，并具相当决心。日本工业比我发达，确无疑问。中国应如何利用日本工业经验，以供我他山之助，是为应考虑一点”[30]。中国可以“利用日本制造能力、利用日本工业经验、利用日本技术人才”以作为中国工业发展之助力。[31]

　　余  论

　　“永久黄”与《大公报》的良性互动也是当代的企业与媒体互动的良好的历史范例，《大公报》为“永久黄”的事业发展提供舆论支持，“永久黄”同仁也能够为《大公报》提供专门的经济内容，提高《大公报》的专业性。而《大公报》与“永久黄”之间良性互动的保持依赖其共通的思想与目标。

　　范旭东曾对徐铸成说：“立国于现代的世界上，主要要在科学、文化各方面打下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是重要的，但比之前者，没有决定的意义。比如，你们能把《大公报》办成一张真正反映民意、敢言而伸张正义的报纸，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尊重，那就在舆论界立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再如，我们在化学工业方面，力求进步，产品在国际上列入先进的行列，那就在这方面也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中国有这样几十根柱子，基础就牢固了……有了这些柱子，终有一天，会盖好一幢举世瞩目的堂皇大厦。”[32]对于现代化中国这座堂皇大厦，“永久黄”与《大公报》不仅为其提供了坚硬的经济柱石与文化支柱，他们的互动与合作也在不断为这座大厦的建造输送原料——以《大公报》为平台传播科学思想，推动社会关注经济建设与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现代化意识；携手推动经济学术研究，扶持后辈事业建设更是不断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美国外交档案（中共群体形象）解析研究”（批准号：22BDJ05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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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意鸥：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咏梅：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