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青年报在疫情报道中的实践表明，社会责任的担当，并不是点击量的减消器，而恰恰相反，会成为点击量的助燃剂，并且在每个点击阅读背后，让读者真正产生对媒体公信力的价值认同，最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新闻重大性、舆论传播性、公众影响性三个角度综合衡量，超过了17年前的SARS，也超过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面对这样一场社会公共卫生重大事件，如何让自己的报道不仅能赢得人们的眼球，还能赢得人们的价值认同，考验着每一家新闻机构和每一位编辑记者的操作水准。

　　北京青年报的答案是，不忘记媒体在疫情中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在报道中，就是要消除恐慌而不是放大恐慌、纠正偏见而不是放任偏见、依据事实建设性地提出问题而不是煽动情绪、制造问题。

　　不可否认，媒体的社会责任现在已经滑入“老生不常谈”的现实窘境。在UGC蓬勃而起的新媒体环境中，专业媒体的新闻底线正在一点点被蚕食，点击量成了大量一线编辑记者的指挥棒，甚至日常业务交流中频现蹭热度、挖泪点、带情绪，诸如此类的词汇。

　　也正因为如此，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当下显得弥足珍贵。而北京青年报在疫情报道中的实践表明，社会责任的担当，并不是点击量的减消器，而恰恰相反，会成为点击量的助燃剂，并且在每个点击阅读背后，让读者真正产生对媒体公信力的价值认同，最终形成正反馈机制。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新的媒介环境下，事件、现象、言论在短时间内聚集，从发生、发酵到爆发的时间大大缩短，对媒体发现的敏锐度和迅速捕捉能力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以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为例，从四个方面讲述如何在疫情报道中坚守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消除社会恐慌而非放大恐慌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及时、准确地发布疫情信息，是消除恐慌的最好办法

　　恐惧源于未知，在此次疫情初期，这一大众心理学的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一时期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月3日，武汉卫健委通报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称未现人传人和医护感染；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封城”。

　　这一阶段正是社会恐慌形成的肇始期，同时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的稀缺期，除了简单的病例数字和人传人的传播路径，缺乏全面、科学、权威的疫情信息，媒体的报道也是碎片化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的不通畅，导致公众情绪被一些自媒体、营销号甚至社会流言所裹挟。

　　新冠病毒究竟有多可怕？能让公众止于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事实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

　　1月21日，我们推出了深度报道《一个武汉肺炎康复患者的样本观察：我与新型冠状病毒搏斗的22天》。报道以12月24日发病到1月25日治愈出院的武汉被感染者王康为例，还原了早期病例的发现和治疗过程。


 

 

　　王康在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拍摄的照片

    报道的反响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仅微信公号的传播就达到887万次阅读，后台有超过2000条留言，有2.4万次点赞，成为早期国内媒体一篇重要的刷屏报道。

　　总结这篇报道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时间将采访深入到了具体的病例，通过这一病例，满足了公众对新冠肺炎方方面面的信息渴求。比如初期的症状是什么样的？被感染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就医过程中是如何被确诊的？医院采取了哪些治疗措施？病程后期身体的反应有哪些？人血白蛋白对治疗有没有帮助？其他病人的表现和自己有什么异同？康复出院后还要服什么药？会不会有后遗症？治疗的费用有多少？在回答了公众对新冠肺炎一个又一个疑问的同时，也化解了人们因为未知而可能产生的恐慌。

　　这一类型的报道不只在疫情初期，而是贯穿始终，因为随着疫情的发展，又会有新的疑虑出现，新的群体恐慌原因产生，媒体需要24小时睁着眼睛，迅速捕获最新动态。

　　1月底，核酸检测先阴后阳的病例开始在医院通报中出现，先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发现这样的病例，接着天津疾控中心也发现了这样的检测样本，难道新冠病毒可以“死灰复燃”，还是可以穿上隐身衣？

　　疑惑没有答案，担忧就会接踵而来。

　　针对疫情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2月1日，我们推出了深度报道《新冠病毒出现多例“两阴后变阳”病例，专家称临床不应轻易排除》，采访了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院士、天津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检测室主任苏旭、SARS防控专家曹志新三位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解答。专家分析的结论是，尽管试剂灵敏度、采样准确度等都会影响到检测结果，但可以一致确定的是，阴性期间病患的排毒量小、传染风险小。同时专家还一致提出，针对这一情况，临床不应轻易排除阴性患者，还需慎重结合CT影像做出最终诊断。


 

　　李兰娟（左）、曹志新（中）、苏旭（右）接受深一度采访

    纠正偏见而非放任偏见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被感染者、武汉人

　　就像当年SARS时期北京人受到排挤一样，这次疫情的暴发，也让被感染者、武汉人、湖北人受到了大范围的歧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歧视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也不利于整个疫情的协同防控。从人类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它是对博爱、平等、互助这些共同原则的舍弃和毁坏。

　　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存在，都是以巨大的社会群体为基础的，把握住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最大限度地把握住了读者群体。

　　同时，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满足读者的需求上，还体现在引导读者对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上。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以“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为核心诉求点，在2月3日推出了报道《一个高铁“密切接触者”的自白：他就坐在我旁边，没摘过口罩》，文中采写了从广州回延边的归乡人李萌，他到家后在当地政府的通报中发现，自己火车上的邻座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李萌一开始被吓哭了，各种担心和疑神疑鬼，接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测，开始了14天的密接者隔离。隔离期间，他平静下来，同时看到了越来越多网民对邻座感染者的人肉、指责和谩骂，这也是他想法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他自己也不知道，很难怪他。”在李萌顺利解除隔离的最后，他终于认识到“人肉和谩骂对停止病毒转播没有任何帮助，也是违法的，我们不应互相排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从武汉回乡的男乘客被确诊“新型肺炎”后遭到网友的恶评，他在朋友圈发表了个人声明

    报道刊出后，我们从后台的读者留言看到，大家的观点还是很割裂，几乎一半还是在谴责，一半表示支持。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毕竟群体意识的改变，不是一人一言一文就能一蹴而就的，媒体对读者的引导功能，也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

　　2月5日，我们又推出姊妹篇报道《鄂A牌车30小时归乡记》，把报道的准星对准了被排斥的武汉人。

　　报道采写了常宁一家人去长白山旅游后返回武汉的归途故事，他们遇到的是一场关于隔离和接纳的考验。在酒店不允许他们住宿，换轮胎没有人敢来帮忙，去餐厅吃饭不让堂食，加油需要隔窗扫二维码支付，以致于天真的孩子疑惑地问大人：“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武汉人？”

　　在历尽千辛万苦开车30个小时最终回到武汉后，常宁发出了和李萌一样的感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武汉人。

　　这一次，我们在报道后面看到了更多的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并不缺少爱，缺少的是对爱的启迪，尤其是在疫情不明又来势汹汹的时刻，媒体应该帮助公众，不要让人们的爱心被病毒吓住。

　　各级防控措施不能超出法律许可的限度，不能以牺牲公民的法定权利为代价，纠偏其中的过激做法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回顾抗疫攻坚战的全过程，管控措施从武汉“封城”开始逐级加码，范围也由一市一省迅速扩展到全国，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苗头，引起了民众的怨言。

　　这种过激行为的表现是一些措施和规定超出了法律许可的限度，在实施过程中损害了公民的法定权利。

　　防控措施的度在哪里？需要考量各种因素、反复权衡后决定，在实施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就需要及时进行校正。

　　报道这些需要校正的做法，促进各级管理部门形成更广泛的共识，是媒体不该回避的社会责任。

　　2月8日，我们推出了《被声讨的“晋江毒王”：感到很抱歉，可我没撒谎》的报道，选题的形成最开始就是源于对上述问题的警醒。

　　报道中的福建晋江英林镇嘉排村张方一家1月20日从武汉返乡，1月22日参加了宗族宴会，后很快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导致当天到场的3557名村民被医学随访并全程管控，2月5日，警方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调查。

　　当时，网络上的声讨铺天盖地，张方被冠以“晋江毒王”的名号，村里打印出张方一家数口的照片当街宣传，街道上也挂起了“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的横幅。

　　而实际上，当地的管控措施从1月23日才开始骤然升级，22日宗族宴会举办当天，村民生活还一如往常，而张方对自己被感染也没有察觉。无论是宴会当天劝酒当“酒替”，还是撒谎隐瞒自己来自疫区，事后都被证实不是事实，然而张方一家就这样被推上了公众的审判席。

　　退一步讲，即便在事实上张方一家造成了大量村民有可能被感染的危害，村干部打印照片当街宣传、悬挂横幅指责“丧尽天良”的做法也明显不妥，我国司法早已禁止对罪犯的游街示众，更何况张方当时最多是涉嫌。

　　基于对问题的上述认识，2月12日，我们又推出了深度报道《东召庄村的“封村令”》，记录了这个远离疫区的河北邯郸小村庄从禁止拜年祭祖，到黄土堵路，再到彩钢板封村的过程。该村村支书李峰解释这些自治措施的原话是，为了保护村民，要“不择手段”。


 

　　为了控制村民出入，村口用黄土堵路

    严格的管控措施和村民的自由生活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如果管控措施脱离实际一味加码，就会让村民的正常生活被过度的限制，这同样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应了“过犹不及”这句话。

　　实际上，在不久后上级部门的疫情宣传报道提示上，这个问题很快被指出，其中提到“对封村、堵路、封门、随意泄露群中个人信息等不当做法，要加大监督力度，纠正错误做法”。

　　在全国各地出现多例砸麻将桌、扇耳光、捆绑人的过激防控行为后，中央又一进步发文，强调疫情防控必须依法进行，公安部、最高法等部门随后也出台了具体的文件。

　　依据事实建设性地提出问题，而非煽动情绪式地制造问题，是媒体发挥监督职能的出发点，其中的关键是用事实说话

　　不可否认，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反思才能让我们的防控工作不断进步。不同的是，负责任的媒体更注重其中的建设性，而无良媒体把它演变成了一种吸睛的操作手法，偏离事实的轨道，放大不满情绪。

　　北京青年报是第一家报道被训诫医生李文亮的媒体，并在他离世的当天做了持续性报道。报道的意义在于，他的经历让我们反思在疫情出现之初，我们的防控体系是否出现了迟报以及怎样出现了迟报。

　　此后，国内众多媒体持续性地报道了李文亮这位人物，在后期，他已俨然成为对这次疫情终极之问的一个代表符号：即在疫情刚出现时，我们为什么没有更早一点发布疫情并启动我们的防控体系？

　　反思是一个社会不断完善和进步的原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不能缺少的矫正器，同时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事实也证明，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官微上发文，其中提到“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否则“对谣言的打击会走向法律正义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

　　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当天，国家政法委派出调查组，对李文亮事件进行调查。

　　在疫情的上半场，舆论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有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红十字会在社会捐赠物资接收、管理以及账目公开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致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派出工作组赶赴武汉，指导、监督两级红十字会的各项管理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有力支持。

　　2月2日，我们推出了深度报道《一个武汉红十字志愿者的自述》，从志愿者汪慧的个体视角反映了她身在其中发现的问题，比如在物资接收上，一旦出现具体手续存在瑕疵的时候，武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经常采取的做法就是不作为式的拒绝，而不是主动想各种办法去解决问题，结果让捐赠物资的人伤了心，缺乏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不能及时拿到需要的东西。


 

　　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益事业尤其如此，只有在阳光之下，它才能够健康地持续下去。媒体就应该是阳光中重要的一缕，这也是媒体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在报道中建设性地去反映问题，目的是促成问题的解决，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有的时候，因为问题的复杂性，报道不会立竿见影，但有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很快就能起到成效，我们报道的新冠肺炎病例解剖的问题，就属于后一种。

　　2月14日，我们推出了深度对话《“着急”的病理专家刘良：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早点做可以多救几个人》。报道反映了由于没有将正式文件下达给各个医院，致使病理解剖这项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迟迟没有进行，让临床治疗的改进成了无本之木。


 

　　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生正在对CT结果进行诊断

    这篇报道同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虽然我们并不了解问题得到解决背后的具体过程，但可以肯定是，报道反映的问题引起了卫健部门的重视，第二天刘良教授就接到通知，让他和他的团队做好随时开始工作的准备。

　　2月16日凌晨3点50分，刘良和他的团队完成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尸体解剖。2月25日，我们采访了他，此时专家团队一共完成了11例遗体解剖，其中刘良团队负责了9例，并且已有3例完成了病理的初步诊断。

　　结    语

　　北京青年报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实践再次说明，最新的事实、感人的细节、新颖的角度、独家的选题，都是新闻采写中的战术技巧，而在这之上，扛起媒体的社会责任，发挥媒体的社会功能，呈现媒体的思想态度，才是赢得读者和社会信任的法宝，也是在新闻竞争中胜出的王道。

　　这个冬春之交，注定被人们记住，无数舍弃了生死的抗疫战士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其中包括了白衣天使、包括了志愿者以及来自各行业奔赴抗疫前线的人们，当然，也包括了在一线采访的新闻记者。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深一度主编）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