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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观察丨北青深一度:疫情报道中媒体的社会责任

2020-05-25 09:15:35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宋建华

摘要:北京青年报在疫情报道中的实践表明,社会责任的担当,并不是点击量的减消器,而恰恰相反,会成为点击量的助燃剂,并且在每个点击阅读背后,让读者真正产生对媒体公信力的价值认同,最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新闻重大性、舆论传播性、公众影响性三个角度综合衡量,超过了17年前的SARS,也超过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面对这样一场社会公共卫生重大事件,如何让自己的报道不仅能赢得人们的眼球,还能赢得人们的价值认同,考验着每一家新闻机构和每一位编辑记者的操作水准。

  北京青年报的答案是,不忘记媒体在疫情中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在报道中,就是要消除恐慌而不是放大恐慌、纠正偏见而不是放任偏见、依据事实建设性地提出问题而不是煽动情绪、制造问题。

  不可否认,媒体的社会责任现在已经滑入“老生不常谈”的现实窘境。在UGC蓬勃而起的新媒体环境中,专业媒体的新闻底线正在一点点被蚕食,点击量成了大量一线编辑记者的指挥棒,甚至日常业务交流中频现蹭热度、挖泪点、带情绪,诸如此类的词汇。

  也正因为如此,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当下显得弥足珍贵。而北京青年报在疫情报道中的实践表明,社会责任的担当,并不是点击量的减消器,而恰恰相反,会成为点击量的助燃剂,并且在每个点击阅读背后,让读者真正产生对媒体公信力的价值认同,最终形成正反馈机制。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新的媒介环境下,事件、现象、言论在短时间内聚集,从发生、发酵到爆发的时间大大缩短,对媒体发现的敏锐度和迅速捕捉能力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以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为例,从四个方面讲述如何在疫情报道中坚守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消除社会恐慌而非放大恐慌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及时、准确地发布疫情信息,是消除恐慌的最好办法

  恐惧源于未知,在此次疫情初期,这一大众心理学的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一时期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月3日,武汉卫健委通报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称未现人传人和医护感染;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1月23日,武汉“封城”。

  这一阶段正是社会恐慌形成的肇始期,同时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的稀缺期,除了简单的病例数字和人传人的传播路径,缺乏全面、科学、权威的疫情信息,媒体的报道也是碎片化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的不通畅,导致公众情绪被一些自媒体、营销号甚至社会流言所裹挟。

  新冠病毒究竟有多可怕?能让公众止于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事实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

  1月21日,我们推出了深度报道《一个武汉肺炎康复患者的样本观察:我与新型冠状病毒搏斗的22天》。报道以12月24日发病到1月25日治愈出院的武汉被感染者王康为例,还原了早期病例的发现和治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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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康在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拍摄的照片


    报道的反响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仅微信公号的传播就达到887万次阅读,后台有超过2000条留言,有2.4万次点赞,成为早期国内媒体一篇重要的刷屏报道。

  总结这篇报道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时间将采访深入到了具体的病例,通过这一病例,满足了公众对新冠肺炎方方面面的信息渴求。比如初期的症状是什么样的?被感染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就医过程中是如何被确诊的?医院采取了哪些治疗措施?病程后期身体的反应有哪些?人血白蛋白对治疗有没有帮助?其他病人的表现和自己有什么异同?康复出院后还要服什么药?会不会有后遗症?治疗的费用有多少?在回答了公众对新冠肺炎一个又一个疑问的同时,也化解了人们因为未知而可能产生的恐慌。

  这一类型的报道不只在疫情初期,而是贯穿始终,因为随着疫情的发展,又会有新的疑虑出现,新的群体恐慌原因产生,媒体需要24小时睁着眼睛,迅速捕获最新动态。

  1月底,核酸检测先阴后阳的病例开始在医院通报中出现,先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发现这样的病例,接着天津疾控中心也发现了这样的检测样本,难道新冠病毒可以“死灰复燃”,还是可以穿上隐身衣?

  疑惑没有答案,担忧就会接踵而来。

  针对疫情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2月1日,我们推出了深度报道《新冠病毒出现多例“两阴后变阳”病例,专家称临床不应轻易排除》,采访了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院士、天津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检测室主任苏旭、SARS防控专家曹志新三位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解答。专家分析的结论是,尽管试剂灵敏度、采样准确度等都会影响到检测结果,但可以一致确定的是,阴性期间病患的排毒量小、传染风险小。同时专家还一致提出,针对这一情况,临床不应轻易排除阴性患者,还需慎重结合CT影像做出最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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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兰娟(左)、曹志新(中)、苏旭(右)接受深一度采访


    纠正偏见而非放任偏见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被感染者、武汉人

  就像当年SARS时期北京人受到排挤一样,这次疫情的暴发,也让被感染者、武汉人、湖北人受到了大范围的歧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歧视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也不利于整个疫情的协同防控。从人类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它是对博爱、平等、互助这些共同原则的舍弃和毁坏。

  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存在,都是以巨大的社会群体为基础的,把握住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最大限度地把握住了读者群体。

  同时,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满足读者的需求上,还体现在引导读者对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上。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以“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为核心诉求点,在2月3日推出了报道《一个高铁“密切接触者”的自白:他就坐在我旁边,没摘过口罩》,文中采写了从广州回延边的归乡人李萌,他到家后在当地政府的通报中发现,自己火车上的邻座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李萌一开始被吓哭了,各种担心和疑神疑鬼,接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测,开始了14天的密接者隔离。隔离期间,他平静下来,同时看到了越来越多网民对邻座感染者的人肉、指责和谩骂,这也是他想法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他自己也不知道,很难怪他。”在李萌顺利解除隔离的最后,他终于认识到“人肉和谩骂对停止病毒转播没有任何帮助,也是违法的,我们不应互相排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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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武汉回乡的男乘客被确诊“新型肺炎”后遭到网友的恶评,他在朋友圈发表了个人声明


    报道刊出后,我们从后台的读者留言看到,大家的观点还是很割裂,几乎一半还是在谴责,一半表示支持。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毕竟群体意识的改变,不是一人一言一文就能一蹴而就的,媒体对读者的引导功能,也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

  2月5日,我们又推出姊妹篇报道《鄂A牌车30小时归乡记》,把报道的准星对准了被排斥的武汉人。

  报道采写了常宁一家人去长白山旅游后返回武汉的归途故事,他们遇到的是一场关于隔离和接纳的考验。在酒店不允许他们住宿,换轮胎没有人敢来帮忙,去餐厅吃饭不让堂食,加油需要隔窗扫二维码支付,以致于天真的孩子疑惑地问大人:“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武汉人?”

  在历尽千辛万苦开车30个小时最终回到武汉后,常宁发出了和李萌一样的感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武汉人。

  这一次,我们在报道后面看到了更多的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并不缺少爱,缺少的是对爱的启迪,尤其是在疫情不明又来势汹汹的时刻,媒体应该帮助公众,不要让人们的爱心被病毒吓住。

  各级防控措施不能超出法律许可的限度,不能以牺牲公民的法定权利为代价,纠偏其中的过激做法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回顾抗疫攻坚战的全过程,管控措施从武汉“封城”开始逐级加码,范围也由一市一省迅速扩展到全国,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苗头,引起了民众的怨言。

  这种过激行为的表现是一些措施和规定超出了法律许可的限度,在实施过程中损害了公民的法定权利。

  防控措施的度在哪里?需要考量各种因素、反复权衡后决定,在实施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就需要及时进行校正。

  报道这些需要校正的做法,促进各级管理部门形成更广泛的共识,是媒体不该回避的社会责任。

  2月8日,我们推出了《被声讨的“晋江毒王”:感到很抱歉,可我没撒谎》的报道,选题的形成最开始就是源于对上述问题的警醒。

  报道中的福建晋江英林镇嘉排村张方一家1月20日从武汉返乡,1月22日参加了宗族宴会,后很快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导致当天到场的3557名村民被医学随访并全程管控,2月5日,警方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调查。

  当时,网络上的声讨铺天盖地,张方被冠以“晋江毒王”的名号,村里打印出张方一家数口的照片当街宣传,街道上也挂起了“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的横幅。

  而实际上,当地的管控措施从1月23日才开始骤然升级,22日宗族宴会举办当天,村民生活还一如往常,而张方对自己被感染也没有察觉。无论是宴会当天劝酒当“酒替”,还是撒谎隐瞒自己来自疫区,事后都被证实不是事实,然而张方一家就这样被推上了公众的审判席。

  退一步讲,即便在事实上张方一家造成了大量村民有可能被感染的危害,村干部打印照片当街宣传、悬挂横幅指责“丧尽天良”的做法也明显不妥,我国司法早已禁止对罪犯的游街示众,更何况张方当时最多是涉嫌。

  基于对问题的上述认识,2月12日,我们又推出了深度报道《东召庄村的“封村令”》,记录了这个远离疫区的河北邯郸小村庄从禁止拜年祭祖,到黄土堵路,再到彩钢板封村的过程。该村村支书李峰解释这些自治措施的原话是,为了保护村民,要“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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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控制村民出入,村口用黄土堵路


    严格的管控措施和村民的自由生活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如果管控措施脱离实际一味加码,就会让村民的正常生活被过度的限制,这同样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应了“过犹不及”这句话。

  实际上,在不久后上级部门的疫情宣传报道提示上,这个问题很快被指出,其中提到“对封村、堵路、封门、随意泄露群中个人信息等不当做法,要加大监督力度,纠正错误做法”。

  在全国各地出现多例砸麻将桌、扇耳光、捆绑人的过激防控行为后,中央又一进步发文,强调疫情防控必须依法进行,公安部、最高法等部门随后也出台了具体的文件。

  依据事实建设性地提出问题,而非煽动情绪式地制造问题,是媒体发挥监督职能的出发点,其中的关键是用事实说话

  不可否认,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反思才能让我们的防控工作不断进步。不同的是,负责任的媒体更注重其中的建设性,而无良媒体把它演变成了一种吸睛的操作手法,偏离事实的轨道,放大不满情绪。

  北京青年报是第一家报道被训诫医生李文亮的媒体,并在他离世的当天做了持续性报道。报道的意义在于,他的经历让我们反思在疫情出现之初,我们的防控体系是否出现了迟报以及怎样出现了迟报。

  此后,国内众多媒体持续性地报道了李文亮这位人物,在后期,他已俨然成为对这次疫情终极之问的一个代表符号:即在疫情刚出现时,我们为什么没有更早一点发布疫情并启动我们的防控体系?

  反思是一个社会不断完善和进步的原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不能缺少的矫正器,同时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事实也证明,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官微上发文,其中提到“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否则“对谣言的打击会走向法律正义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

  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当天,国家政法委派出调查组,对李文亮事件进行调查。

  在疫情的上半场,舆论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有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红十字会在社会捐赠物资接收、管理以及账目公开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致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派出工作组赶赴武汉,指导、监督两级红十字会的各项管理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有力支持。

  2月2日,我们推出了深度报道《一个武汉红十字志愿者的自述》,从志愿者汪慧的个体视角反映了她身在其中发现的问题,比如在物资接收上,一旦出现具体手续存在瑕疵的时候,武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经常采取的做法就是不作为式的拒绝,而不是主动想各种办法去解决问题,结果让捐赠物资的人伤了心,缺乏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不能及时拿到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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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益事业尤其如此,只有在阳光之下,它才能够健康地持续下去。媒体就应该是阳光中重要的一缕,这也是媒体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在报道中建设性地去反映问题,目的是促成问题的解决,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有的时候,因为问题的复杂性,报道不会立竿见影,但有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很快就能起到成效,我们报道的新冠肺炎病例解剖的问题,就属于后一种。

  2月14日,我们推出了深度对话《“着急”的病理专家刘良: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早点做可以多救几个人》。报道反映了由于没有将正式文件下达给各个医院,致使病理解剖这项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迟迟没有进行,让临床治疗的改进成了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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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生正在对CT结果进行诊断


    这篇报道同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虽然我们并不了解问题得到解决背后的具体过程,但可以肯定是,报道反映的问题引起了卫健部门的重视,第二天刘良教授就接到通知,让他和他的团队做好随时开始工作的准备。

  2月16日凌晨3点50分,刘良和他的团队完成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尸体解剖。2月25日,我们采访了他,此时专家团队一共完成了11例遗体解剖,其中刘良团队负责了9例,并且已有3例完成了病理的初步诊断。

  结    语

  北京青年报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实践再次说明,最新的事实、感人的细节、新颖的角度、独家的选题,都是新闻采写中的战术技巧,而在这之上,扛起媒体的社会责任,发挥媒体的社会功能,呈现媒体的思想态度,才是赢得读者和社会信任的法宝,也是在新闻竞争中胜出的王道。

  这个冬春之交,注定被人们记住,无数舍弃了生死的抗疫战士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其中包括了白衣天使、包括了志愿者以及来自各行业奔赴抗疫前线的人们,当然,也包括了在一线采访的新闻记者。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深一度主编)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4月上】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