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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观察丨“口述体”还要有口述之外的功课

2020-05-26 09:21:52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李云芳

摘要:“口述体”报道应拒绝单纯的“拿来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中,“口述体”报道爆发式出现,传播上也极受关注,成了疫情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没有之一。

  “口述体”有其优点,容易快速成稿,第一时间满足公众信息饥渴,内容原真、有感染力;但也经常受到质疑,如“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单方说法,存在风险”等。

  因此,“口述体”报道要扬其长避其短,就应该拒绝单纯的“拿来主义”:在口述者指控时或涉及纠纷时,要么进行必要的求证,要么用资料注释佐证,这应该成为一种规范性要求。

  笔者印象较为深刻的“口述体”报道有这么几篇: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三联生活周刊”刊发《武汉肺炎一线医生口述:大爆发期或将到来》;广为流传的《人物》杂志稿件《发哨子的人》。

  澎湃新闻也刊发了许多“口述体”报道,如《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封城”二十日里的武汉百步亭:一线社区工作者口述》等,几乎覆盖疫情报道的各个阶段和各类群体。

  武汉甚至后来湖北全部“封城”,公共交通中断,致使许多不能抵达现场的记者只能通过连线来采写新闻,出于迅速满足公众信息饥渴的需求,讨巧的“口述体”便成为一个重要选项。

  此外,很多疫情内容偏重讲述、回忆,特别适合“口述体”呈现,因此即使抵达现场的记者,也经常使用“口述体”。

  关于“口述体”报道的情况,笔者与多位资深调查记者或人物特稿记者进行了沟通。

  调查记者认为,“口述体”报道“第一视角,切身体会,可以呈现更多细节和现场感”。人物记者称,武汉“孤岛”中的人的生活状态和感受,通过口述能比较真实地复原出来。

  人物记者还称,如果采访对象的语言比记者的语言更有感染力,就可以考虑用“口述体”。如果采访对象说得琐碎、平淡,或者啰嗦、逻辑混乱,就需要转换文体。

  《发哨子的人》是个典型案例,因为主人公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本身个性鲜明,其语言也颇为大胆。“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通俗直率,极易传播。

  对于“口述体”的问题,调查记者认为,“难保客观真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单方说法,有些指控存在风险”。人物记者称,“视角单一,核实困难”。

  笔者认为,“口述体”要避免上述风险,需有规范性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口述者有所指控,或可能牵涉到纠纷时,进行必要的求证或公开资料注释。

  艾芬因为传播彼时还是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检测报告系“SARS冠状病毒”后,遭领导约谈。在口述中,艾芬转述了相关内容。出于对艾芬的信任,以及后来疫情走势的印证,公众必然相信这些内容的真实性。但从采访合规性来说,此内容涉及指控,应进行求证。笔者能想象到,这位约谈的领导如果接受采访,应会为自己做些辩解,无论是否苍白。

  《武汉肺炎一线医生口述:大暴发期或将到来》一文也通过主人公口述讲出了一个预测性的结论:“我们认为大暴发期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是春节之后,大家返回去上班,人员往一线城市汇聚,到了人口更密集的地区。”

  出于谨慎,对疫情的重大判断尤其是预测性判断,尤其是还要进入标题时,应该有官方、专家等多方观点佐证。

  关于援引公开资料佐证,笔者想举两个案例:《时尚先生Esquire》出品的口述稿件《太平洋大逃杀》,在行文中插入一些案情材料作为佐证;《南方周末》《“莆田系”医生自揭医院吸金术:“他们是在逼良为娼”》口述行文中,记者还在段末以小字注明了记者调查内容或者公开资料佐证。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口述体”的大量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了在关键问题上政府声音、公共信息的缺失。正因为官方信息的晦暗,公众才希望从个体的讲述中去寻找真相。

  唯有公开透明,才有准确性和公信力可言。

  (作者为澎湃新闻编委)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4月上】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