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口述体”报道应拒绝单纯的“拿来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中，“口述体”报道爆发式出现，传播上也极受关注，成了疫情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没有之一。

　　“口述体”有其优点，容易快速成稿，第一时间满足公众信息饥渴，内容原真、有感染力；但也经常受到质疑，如“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单方说法，存在风险”等。

　　因此，“口述体”报道要扬其长避其短，就应该拒绝单纯的“拿来主义”：在口述者指控时或涉及纠纷时，要么进行必要的求证，要么用资料注释佐证，这应该成为一种规范性要求。

　　笔者印象较为深刻的“口述体”报道有这么几篇：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三联生活周刊”刊发《武汉肺炎一线医生口述：大爆发期或将到来》；广为流传的《人物》杂志稿件《发哨子的人》。

　　澎湃新闻也刊发了许多“口述体”报道，如《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封城”二十日里的武汉百步亭：一线社区工作者口述》等，几乎覆盖疫情报道的各个阶段和各类群体。

　　武汉甚至后来湖北全部“封城”，公共交通中断，致使许多不能抵达现场的记者只能通过连线来采写新闻，出于迅速满足公众信息饥渴的需求，讨巧的“口述体”便成为一个重要选项。

　　此外，很多疫情内容偏重讲述、回忆，特别适合“口述体”呈现，因此即使抵达现场的记者，也经常使用“口述体”。

　　关于“口述体”报道的情况，笔者与多位资深调查记者或人物特稿记者进行了沟通。

　　调查记者认为，“口述体”报道“第一视角，切身体会，可以呈现更多细节和现场感”。人物记者称，武汉“孤岛”中的人的生活状态和感受，通过口述能比较真实地复原出来。

　　人物记者还称，如果采访对象的语言比记者的语言更有感染力，就可以考虑用“口述体”。如果采访对象说得琐碎、平淡，或者啰嗦、逻辑混乱，就需要转换文体。

　　《发哨子的人》是个典型案例，因为主人公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本身个性鲜明，其语言也颇为大胆。“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通俗直率，极易传播。

　　对于“口述体”的问题，调查记者认为，“难保客观真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单方说法，有些指控存在风险”。人物记者称，“视角单一，核实困难”。

　　笔者认为，“口述体”要避免上述风险，需有规范性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口述者有所指控，或可能牵涉到纠纷时，进行必要的求证或公开资料注释。

　　艾芬因为传播彼时还是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检测报告系“SARS冠状病毒”后，遭领导约谈。在口述中，艾芬转述了相关内容。出于对艾芬的信任，以及后来疫情走势的印证，公众必然相信这些内容的真实性。但从采访合规性来说，此内容涉及指控，应进行求证。笔者能想象到，这位约谈的领导如果接受采访，应会为自己做些辩解，无论是否苍白。

　　《武汉肺炎一线医生口述：大暴发期或将到来》一文也通过主人公口述讲出了一个预测性的结论：“我们认为大暴发期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是春节之后，大家返回去上班，人员往一线城市汇聚，到了人口更密集的地区。”

　　出于谨慎，对疫情的重大判断尤其是预测性判断，尤其是还要进入标题时，应该有官方、专家等多方观点佐证。

　　关于援引公开资料佐证，笔者想举两个案例：《时尚先生Esquire》出品的口述稿件《太平洋大逃杀》，在行文中插入一些案情材料作为佐证；《南方周末》《“莆田系”医生自揭医院吸金术：“他们是在逼良为娼”》口述行文中，记者还在段末以小字注明了记者调查内容或者公开资料佐证。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口述体”的大量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了在关键问题上政府声音、公共信息的缺失。正因为官方信息的晦暗，公众才希望从个体的讲述中去寻找真相。

　　唯有公开透明，才有准确性和公信力可言。

　　（作者为澎湃新闻编委）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