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机构媒体被点名，折射出的是公众的一种焦虑，这种期待焦虑实际上也是媒体自身的焦虑。

　　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机构媒体被点名得愈加频繁。

　　每年南方进入汛期遭遇洪涝时，媒体都能听到点名声传来。今年因为汛情严重，媒体被点名得更频。随便一搜，就能搜到如下文章或话题，《1122万同胞受灾，媒体为何集体失声？》《为什么现在关于南方洪涝的新闻少得可怜？》 《中国媒体为什么只关心美国 不报道南方水灾?》……

　　不仅局限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如今在知乎等问答类社区，也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机构媒体被点名，不是新事，由来已久。譬如在本世纪头十年矿难频发的时代，媒体也经常被点名考问，“媒体为何麻木了”等等。这些点名，折射出的是公众的一种焦虑，这种期待焦虑实际上也是媒体自身的焦虑。比如，有媒体还曾刊文探讨过为何媒体在频发的矿难前会变得“麻木”。

　　跳出来看，舆论场上的点名也需要分而视之，特别是因着时代的推移、技术的迭代、传播的变更，如今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往日。

　　以洪水新闻为例，就像受灾群众总是爱回忆1998年的洪水一样，舆论也总爱对比1998年时的洪水报道，一谈就提及那些经典的消息报道、现场照片。彼时的信息环境是，信息几乎只有传统媒体在提供，且多来自央媒或地方党媒。门户网站还处于萌芽的前夕，都市类媒体的十年黄金期也要在几年后才到来。

　　如今就大不同了，传播渠道不再为机构媒体垄断，早已是“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时代，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资讯平台和社交平台的发达，任何一个在现场的人拿一部手机随手拍一张照片，上传到微博、微信甚至抖音，再配几句文字介绍，几乎是瞬间就能完成的事。

　　另外，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大大提升，官网及两微一端等各个平台阵地日臻完善、立体，信息的发布机制更加健全、及时。公共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的信息，已经能够做到从政府发布方到公众接受方的直接抵达，无需媒体从中发挥桥梁作用。如汛情期间，一些地方政府几乎每天都召开新闻发布会，各种汛情信息、受灾情况、防汛政策和布置也都在官方账号上不停地滚动发布。因此，在今年鄱阳湖洪水突破历史极值前，灾情并没有大规模获得机构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防汛部门官网上有所有河流的水位及超警情况，有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有防汛政策措施的各种公告，甚至还进行了集成可视化呈现；而开放平台、社交媒体上的现场细节信息更是繁复而庞杂。

　　这些已经足以满足甚至超额满足公众对于洪水信息的关注和需求，无需硬要点名媒体来满足需求或彰显重大，更无需借此来考问媒体的良知和操守。

　　到后期鄱阳湖、淮河洪水加剧，许多地方水位突破历史极值时，政府启动高级别应急响应机制，立体启用各类防汛机制、措施，如准备或启用蓄滞洪区，要求所有单退圩堤开闸清堰，且涉及大量人口的转移安置等问题，全国性的媒体方才大规模介入报道。此时需要的不只是单一的信息，还涉及对政府权力和能力的系统审视、检讨，涉及面对重大洪水时如何应对的历史考验，对应的也涉及数百上千万民众的财产、生命安全问题。

　　对媒体的最近一次点名，是转发颇广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兰州3000人感染布鲁氏菌事件，媒体沉默了8个月》。文章称，2019年11月，兰州布病事件爆出之初，包括澎湃新闻、新京报、央视在内的媒体的表现“可以认为是合格的，不断跟踪事态进展，同时记录被牵连的普通人的生活”。但之后，就没有媒体进一步地深挖调查，包括对误操作的细节流程是怎样的、具体排放废气的量是怎样的、当时有没有发现问题及后续处理问题、相隔4个月卫健委是如何查明原因的、临近区域有没有更多人可能感染、如何对事故受害者进行赔偿等问题，“好像没有一家媒体进行这样的调查”。直到8个月后财新周刊推出封面报道“兰州病人”，而这篇报道里关于事故责任人的情况仍“一无所知”。

　　这篇文章的点名指责，点中了媒体的软肋穴位。无论是因为形格势禁，还是由于世纪级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断，在这一桩监督新闻的单案上，媒体确实有虎头蛇尾或差点烂尾的问题。

　　就这一点，机构媒体确实应该审视自身，从专业角度方面再温习一下“初心”和“使命”。

　　（作者为澎湃新闻编委）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