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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观察丨互联网、数字排斥与弱势群体

2020-10-22 08:48:20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常 江

摘要:我们支持技术给生活和管理带来的便利,也要同时反思那种效能至上、不加批判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以人的哲学改造技术而不是反过来,才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民主化的媒介,意指其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文化平等。这在很多方面的确是事实。比如,在互联网空间里,信息的垄断权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自媒体被冠以“媒体”之名本身,就表示媒体不再是可由少数人控制的机构。再比如,社交媒体在形式上赋予所有人以能见度,小城镇的青年哪怕只会讲搞笑的段子,只要他愿意,也可以成为拥有大量粉丝的up主。从一种总体性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在这种近乎狂欢的平等主义的情绪里,互联网在技术和文化上的排斥性却往往变得更不可见。这是因为,尽管互联网在架构上给了所有人平等的“接入权”,但“接入”这个行为本身,却有着隐性的经济和技术的要求。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心碎的事:一位老人徒步千里、耗时半个月,从安徽亳州到浙江台州投靠亲戚打工。他之所以没有乘坐交通工具前往,是因为按照当时的防控措施,所有人必须提供由智能手机生成的健康码。而对于贫穷的人、年长的人,这样一个看上去“简单”的操作其实附加着巨大的经济成本和认知成本。2020年3月出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我国网民规模逾9亿,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但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有46.2%;2019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也只有67%是使用互联网的。很多在大城市的青年白领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对很多人而言却是无比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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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界,很早就有人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各国政府的互联网政策可能带来的“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问题。如学者Sue Watling的研究表明,世界主要国家的网络准入政策虽然都冠以“开放性”之名,但实际上普遍漠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这体现在高额的安装成本、不充分的技术支持以及完全不考虑特殊人士需求的功能设计上。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制造了大量关于数字排斥的新案例。如Alexander Seifert在今年5月发表的一篇公开信中指出,各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实际上在“强迫”人们使用统一标准的技术和设备,而与此同时各大互联网平台却又缺乏关于健康和公共卫生信息的分发标准,使得即使被仓促推进智能手机世界的老年人,也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适应糟糕的信息生态。类似的研究还关注过具有特殊生活方式的人群(如吉卜赛人),以及移民。

  从政策的角度看,令互联网实现最大范围的普惠性自然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如何为这种普惠增添“关怀”的维度,将弱势群体的需求和发展纳入考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则体现出制度的人性和温情。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共情,比如现在关于导盲犬、盲道、城市道路设计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实实在在地推动着决策的改进。但在数字的世界里,显然还存在着大量的盲区,不被人关注,或被视为不重要。究其原因,大抵在于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理解真正的“平等”究竟应当具有怎样的含义和形式。城市生活是基于公共空间的,盲道断路人们看在眼里,便普遍愿意通过让渡一些空间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便利。但互联网使用在形式上是私人化的,除了自己之外,被互联网所联结的绝大多数人群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见的。如何对不可见的人的困境和苦难生出同理心?这实在是一种更高级的素养。

  当然,更重要方面仍然是在政策一端。疫情防控工作在客观上令国家拥有了对数字生活更强的塑造力,也就因而对各级政府提出了更高的决策期望。我们支持技术给生活和管理带来的便利,也要同时反思那种效能至上、不加批判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以人的哲学改造技术而不是反过来,才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10月上】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