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Google和Facebook等数字平台崛起，其算法功能对于用户和监管机构而言是完全不透明的。如何监管社交媒体的算法架构？

　　在过去的十年中，Google和Facebook等建立了遍布全球的数字平台，这些平台几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大规模使用“监视资本主义”或在2016年大选期间散布虚假信息外，Google在YouTube上使用的算法还牵涉到像QAnon这样的另类右翼组织的崛起。

　　“监视资本主义”的出现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企业力量的崛起，这种力量是建立在几乎前所未有的数字监控水平上，并受到全球广告业需求的推动。这种现象被哈佛大学教授默里塔称为“监视资本主义”。Google、Facebook和亚马逊已经建立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业务，但是其算法功能对于用户和监管机构而言仍然是完全不透明的。

　　联合国宣称某些私人团体使用Facebook和WhatsApp的信息传递服务，带来了针对缅甸罗兴亚人的种族永久性灭绝的后果。然而，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传统反托拉斯法的解释方式使得这两个巨大的平台很难规范。正如美国《通讯法》第230条一样，该条款免除了用户对其发布的任何内容的责任，并赋予他们宽泛的空间，允许其随意发布相关内容。

　　监管互联网企业的算法结构

　　作为监管者，是否可以采取另一条途径，使人们能够利用这些庞大的互联网服务带来的好处，同时减轻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哈佛大学肖恩斯坦中心数字平台和民主项目主任、奥巴马政府前政策顾问、Facebook前顾问迪帕扬·戈什与哈佛大学埃德蒙·萨夫拉道德中心研究员、英国工党前顾问约书亚·西蒙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标题为《实用程序民主：为什么以及如何监管Facebook和Google的算法基础结构》。CJR使用了Galley讨论平台与其谈论他们的提议，他们相信两家互联网公司使用的算法已成为我们公共领域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作为公共事业进行监管。

　　互联网寡头垄断的兴起

　　西蒙斯认为，这些公司控制着我们所有人用于沟通和组织、政治表达和集体决策的社会基础设施。他们对基础设施的控制不仅集中了社会经济力量，而且集中了社会和政治力量。他和戈什同时认为，实际上，Google和Facebook建立的这种互联网寡头垄断，与前几代人控制铁路或石油生产的托拉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西蒙斯说，创新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创造了新的权力集中度，从铁路到石油，再到电信和互联网公司，这些权力集中度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民主产生影响。在进步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公用事业概念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思考各种类型的公司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对民主构成威胁的方式。

　　戈什认为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Facebook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被视为垄断。事实上，在包括社交媒体和基于网络文本信息在内的几个重要市场中，Facebook是主要垄断者。该市场占相关市场的50%以上，在某些情况下则高达90%。戈什认为下一个问题是该公司是否已经利用这一市场力量来造成广泛的社会不良影响。他认为人们可以证明Facebook确实在竞争监管机构所关注的三个传统领域中造成了事实性损害，即市场创新、服务质量和消费者定价（即公司通过货币化获得的数据和注意力流量）。戈什认为，在上述每个方面，都可以认为其不仅对消费者造成真正的伤害，而且对整个社会造成了真正的伤害。

　　戈什认为，如果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那么唯一正确的行动方法就是以各种方式调节它们，并能够像对待公用事业一样对待它们。他说，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两家公司实际上可能就是所谓的“自然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依赖的网络效应所带来的市场壁垒，对于较小的公司而言是无法克服的。这两家公司通过收购Instagram和Doubleclick等科技公司加强了这些垄断，使竞争壁垒更高。戈什认为这不再是科技创新，而是以牺牲别的公司来谋求自身发展的巨型怪兽。

　　社交媒体算法控制与美国大选政治

　　近期美国《纽约邮报》爆出“硬盘门”事件。报道称，在一个据称属于亨特的电脑里发现拜登儿子亨特·拜登涉嫌贪腐的电邮。报道出来后，Twitter和Facebook认为文章来源可疑，决定采取措施限制分享《纽约邮报》的文章，并封锁相关链接。Facebook表示，基于反对“黑客和泄露”操作的立场，要求减少故事传播，并宣布第三方合作伙伴正在对其进行事实检查。其他美国媒体则表示，他们无法核实这些邮件的真实性。

　　Facebook和Twitter都采取了限制措施，理由是该新闻报道是基于被黑客入侵的电子邮件，并且存在新闻准确性问题。Twitter禁止用户发布《纽约邮报》这篇报道的链接，警告那些想点击链接的人“该链接可能不安全”。Facebook并没有阻止任何人发布有关该故事的链接，而是通过调整News Feed算法来减少其影响范围，从而减少了用户的观看次数。这一举动引发了一些民众对社交媒体审查和偏见的指责。《纽约邮报》指责社交媒体为拜登竞选造势，发表社论称：脸书和Twitter不是媒体平台，他们是宣传机器。

　　针对社交媒体审查制度与民主的讨论

　　这些举动引发了美国保守派对社交媒体审查制度的大量指控。参议员乔什·霍利甚至在写给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信中称，删除该故事对拜登是有益的，因此等于违反竞选规则，并表示司法委员会将投票决定是否传唤Twitter的CEO杰克·多西解释自己的行为。包括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Twitter和Facebook行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众议员道格·柯林斯认为，这些障碍“对我们的民主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样的论点忽略了Twitter和Facebook受《第一修正案》以及《通信规范法》第230条保护的事实，该法案允许他们做出内容审核决定而不受惩罚。许多论点显然也是出于恶意而提出的，并且是对“平台审查员保守派”要求的一种变相体现。

　　当然，这两个平台的决策或许确实存在问题。Twitter禁止用户发布“未经授权发布的内容”的政策非常含糊，从理论上讲，它不仅可以阻止《纽约邮报》中的可疑报道，而且可以阻止包括《五角大楼文件》和来自WikiLeaks的几乎所有内容。该公司表示，它已经修改了政策，现在将应用标签，而不是阻止用户发布引用材料的链接。

　　该事件还凸显了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缺乏有关其政策以及实施方式和实施时间的详细信息。杰克·多尔西承认，该公司首次屏蔽《纽约邮报》故事时并没有很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它指出这个故事违反了多项政策，但其中没有细节。同时，Facebook习惯于指向其算法，似乎算法可以免除公司自我解释的任何需要，并例行承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

　　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师伊夫琳·杜埃克对《纽约时报》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媒体将为争夺叙事的控制权而战。”平台处理它的方式并不能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一事件不仅使那些希望在这些平台上获得明确决策的人感到恼火，而且使不诚实的行为者更容易辩称这些公司的行为是卑鄙的或非法的。如果我们要相信这些巨型科技公司可以在其网络上共享哪种新闻做出决策，我们将需要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少的干预。

　　此后不久，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传召Twitter和Facebook的负责人来国会听证提案。共和党参议员指控两大社交网络集团为民主党站队，限制分享涉及特朗普竞选对手民主党拜登的一篇文章。对社交媒体如何监管，将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

　　（本文原文为《Can we make Facebook and Google “democratic utilities”?》，编译自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can-we-make-facebook-and-google-into-democratic-utilities.php。作者Mathew Ingram为CJR的首席作家。编译者王茜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全英文国际项目主任，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