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有可能扼杀美学作为公共文化的独特价值，制造出用于区隔人群的“审美茧房”。

　　近期，一部名叫《雷霆战将》的电视剧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部电视剧因为塑造了“抹发胶、住别墅、抽雪茄”的八路军形象，在播出9集后紧急停播。《人民日报》亦专门发文点名批评该剧，指其“把偶像剧套路用在抗战剧上”。事实上，对各种类型的流行叙事进行“偶像化”业已成为我们今天的大众审美的一种常态，《雷霆战将》不过是一个过于外显的“症候”而已。以年轻的互联网使用者为首要群体的“偶像化审美”的浪潮，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否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会带来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及民主？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不但广泛影响了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也深刻参与到对大众审美和公共美学的重塑之中，这个问题长期受到忽视。一方面，数字技术令美学作品和美学产品的生产过程较以往大大便捷，尤其体现在图像、视频等视觉艺术品生产的范畴，从而导致了本雅明所言之艺术作品的“灵韵”被进一步破坏、艺术生产进一步去崇高化并向日常生活的政治无限靠拢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数字媒体平台的发展在形式上赋予了所有艺术生产者平等的权利，令审美行为日趋私人化，从而进一步挤压公共美学的空间，更以“信息自由”为名制造出“品位的区隔”，成为日益极化的社会价值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较少对数字时代的审美问题做出批判性的考察。大量的研究立足于对新的数字艺术或数字美学样式做出观察，并结合数字媒体的技术特征分析解读“新美学”可能的形式或潜能，这些研究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对技术的非历史观点。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数字（媒体）艺术被认为是互动性的、协同生产的、可编辑的和日常生活相关的，而其创造的美学和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则大多被视为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在这一思路的支配下，有两个关键问题被忽视：第一，人的审美本身是一种交流行为，艺术的创作和鉴赏在本质上仍是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忽视“美”作为信息的符号形式、流通机制和政治经济学，将艺术理解为超越历史语境的纯粹鉴赏对象甚至是工具，显然会带来非辩证、价值虚无的问题；第二，自古以来，主流审美的标准始终是用于社会区隔，尤其是阶层区隔的工具，这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将被普遍承认的“公共美学”作为界定身份、区分人群、维护层级体系的指标和工具，并不会因为艺术生产主体范围的扩大而自动瓦解，在艺术和审美的激进革命尚未发生或缺乏土壤的当下，准确把握美学的社会乃至政治意涵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因此，互联网所制造的向内而生和消弭中心的新美学在为大众的精神享受提供更丰富细腻的审美资源的同时，也有可能扼杀美学作为公共文化的独特价值——在道德和价值观上凝聚社会共识。这实际上制造了另一种类型的信息茧房——我称之为“审美茧房”。高度内省的、个人化的接受方式令人们得以长期、持续地沉浸在特定审美类型的艺术话语之中，大众在认知和情感上与艺术之间不再保有必要的批判性距离，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如阿多诺所说的“审美暴力”的问题，或许也意味着技术对审美经验领域的全面殖民。这提醒我们，在对数字时代的美学进行考察的时候，要努力超越工具论的思维，深入剖析数字技术的逻辑对于公共美学构成的生态性的影响，尤其要警惕高科技公司掩藏在“效能”话语之下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意识形态。

　　审美不仅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种体验，更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区隔的政治标准。互联网通过制造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审美茧房，对大众美学的公共性进行了全面的破坏，这有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危机。这也提醒我们，对于数字时代的艺术的鉴赏，要不断回顾艺术诞生的初心：为所有人而非少数人的生活提供关于美的合法形式。

　　（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