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驻外记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驻外记者走南闯北，经常被人称为“有故事的人”。在多年的驻外报道工作中，有几次采访经历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日本震后采访记

　　首次驻外在东京，2011年日本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故。

　　与地震相比，核辐射带来的后果更加让人担忧。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第7级的水平，即“大量核物质泄漏，造成广泛的健康和环境影响”。这一分级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一样的。

　　地震发生后，我接到了单位要求随时待命的电话。接到任务后，我放弃假期，运送了一批紧急救援物资乘坐几乎空荡荡的国航航班回东京驰援报道工作。一只脚要踏出舱门的时候，国航的空姐望了望舱外的成田机场，关切地问：“确定要出去吗？”当时，这位同胞的双眼充满了疑惑、不解和复杂的揣摩，而我没有时间解释。我微微点了点头，拉着行李箱走下了舷梯。后来，驻日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几天，一些西方国家的使领馆正在忙于从东京撤离。

　　我把物资运到分社后，没过几天就经历了7级以上的余震，当时我发完英文快讯才想起来要躲到桌子底下。我的宿舍位于涩谷区一个斜坡上，有一次余震时我沿着小楼楼梯冲到坡下一个空地时，摇晃还在持续，旁边的高架桥还在轻微地晃动。在日本，6级左右的地震犹如家常便饭，7级以上的地震则比较少。晚上入睡时，一般都要穿好睡衣才能进入梦乡。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东京的各大超市对瓶装饮用水等必需品实施了限购。那段时间，为获得最新的权威信息和资料，我多次前往日本首相官邸参加关于核泄露事故处理的记者会。几个月后，我又申请赴福岛周边的县市报道灾后重建，走访了当地的酒厂和瓷器工场等。

　　2011年4月，东京的樱花开了，但大家都无心赏樱。在因鲁迅先生文章而出名的上野，来自日本各地的民众在樱花树下庆幸余生还能相见。我在樱花树下出镜，讲述日本在震后一个月的日常。日本民众习惯了自然灾害，他们中的多数人高高兴兴地坐在樱花树下，把酒赏花，选择坚强地面对发生于这个国家的一切。然而，在生活看似恢复正常的背后，人们却不得不面对核泄漏事故之后的污染难题。面对一盒来自福岛的草莓，会有多少人有勇气将它放进购物袋并拎回家食用？

　　非洲历险记

　　肯尼亚开国总统肯雅塔曾言：“黑色是美丽的！非洲是美丽的！”到过非洲的人大都对非洲大陆的多彩和民众的纯朴、热情深有感触。对于驻外记者来说，非洲自有其魅力，日常采访却往往需要面对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

　　2017年8月1日，我与两位同事应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和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邀请，到战火纷飞的摩加迪沙报道中国粮援的交接仪式。在当年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人们对爆炸声习以为常，最大的一次恐怖袭击造成了数百人死伤。非盟的士兵说，城里很多路段都有恐怖分子布置的路边炸弹。最初穿上厚重的防弹衣时，我的内心还有些兴奋，但坐进车里时，心已提到了嗓子眼。装甲车缓慢地行驶在破败的街道上，路边铁皮屋杂乱无章。路过一个闹市区的丁字路口时，坐在车窗边的中国驻索马里大使指着路边一大块烧焦的区域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一星期前发生过一次炸弹袭击。”他是装甲车里唯一一个没有穿防弹衣的人。他告诉我们，进入摩加迪沙的市区，一切都靠运气，因为如果真遇到路边炸弹，其威力足以将装甲车摧毁。

　　至今每每想起赴摩加迪沙的近十二个小时，还紧张得睡不着觉。这一趟行程我还有点好奇，比如飞往摩加迪沙的螺旋桨小飞机，为什么要沿着漫长的印度洋海岸线飞行？后来问了安全专家才知道：这是为了在遇到地面袭击时可水面迫降，增加生还希望。

　　在非洲采访，有时采访的地方是危险的，有时交通工具也有一定风险。一般跨国采访，我们只能坐飞机，因为直航线路少，中转多国是常事。2017年8月，电影《血钻》的故事发生地塞拉利昂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我接到任务后乘坐最近的一个航班，先后辗转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利比里亚三国的机场，经过将近一天的时间才抵达弗里敦。好不容易走出机场，前来迎接的汽车却把我们拉到了海边一个栈桥边。司机告诉我，真正的弗里敦在海湾的对岸，需要坐轮渡过去。与同样来支援报道的摄影记者会合并一起赶到泥石流灾害现场时，已是出发后第二天的傍晚时分。现场救援人员对我说，新华社记者是第一批到场的外国记者。

　　乘飞机到一些非洲国家出差，经常会遇到一些已运营几十年的老旧机型。我的一次至今想起仍觉后怕的经历，便与一架老旧飞机有关。2017年7月底的一天，我与几名同事出差结束后，从位于肯尼亚拉穆郡曼达岛的机场搭乘一架当地航空公司的班机，准备返回内罗毕。我们当天乘坐的是一架螺旋桨飞机，机型为福克50型。虽然是20多年前停产的老飞机，但我们没有更多选择。

　　曼达机场是个小机场，只有一条正式跑道，所谓的航站楼就是一个由木造屋顶构成的、带有拱门的大厅而已。落座后，我扫视了一下舱内环境，将近50个座位几乎都有乘客。延误约半小时后，飞机终于在11点左右开始在已经显旧的跑道上滑行。起飞后，我透过车窗俯瞰整个拉姆群岛。这里发现了大量中国陶器及古瓷器片，并流传着五百多年前中国水手在沉船事故中逃生并留在当地繁衍生息的故事。飞机沿着印度洋海岸一路往南飞行，天空一碧如洗，海水湛蓝湛蓝的。正当我看得入迷时，广播里传来机长严肃的声音：“亲爱的乘客，这班飞机出现了一点技术问题，需要紧急返航。”当时距离起飞只有约3分钟。听完广播，我当时就蒙了。在飞机上看了多少遍飞行安全知识演示，但这还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下意识地弯腰，伸手去够座位底下的救生衣，看是否存在。此时，我再次扫视周围，大家的表情都很凝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旁边的当地人，表情却很轻松。一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安慰我说，他几乎每周都坐这个航班去内罗毕，不会有事的。几分钟后，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飞机开始下降，并对准了曼达机场的那条跑道。我和有些乘客一样双手抱着头，另外一些人则干脆闭上了双眼。飞机的轮胎平稳接触跑道时，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检修后，飞机再次起飞。抵达目的地后，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和同事在蒙巴萨转机时聚了个餐，好好庆祝了一番。

　　非洲大陆存在多种流行疾病。除了疟疾等广为人知的疾病，血吸虫病也困扰着部分非洲民众。桑给巴尔有温古贾岛和奔巴岛两个大岛。人们熟知的是酒店林立的温古贾岛，而奔巴岛则是人迹罕至的一个岛屿，多年来饱受血吸虫病困扰。2019年9月，我与同事到奔巴岛采访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帮助当地消灭血吸虫的故事。在医疗队帮助当地建设的实验室里，第一次看到了被毛主席称为“瘟神”的血吸虫。

　　我们跟随医疗队深入农村疫区，到水塘中喷药灭螺，所经之处，老人和小孩纷纷站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向中国专家组的车队不断喊着“China，China”。那几天在岛上，虽然天气热，但也不敢每天淋浴，洗脸刷牙也都尽量使用瓶装的纯净水。在中国专家组的努力之下，奔巴岛的血吸虫病防控形势得到好转，当地的防控能力也大大增强。

　　实现角色“反转”

　　有人说，当灾难发生时，别人往后撤，记者和军人则必须前行。当然，大的事件毕竟没有那么多，对多数记者而言，日常的工作就是采访和写稿。驻外时，因为常常一两个人就要负责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报道工作，记者常常会有“光鲜”的一面，出入总统府、总理府等地，采访政要名流，遇到“高光”时刻。例如，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华社非洲总分社的记者先后专访了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等非洲政坛元老，讲述他们的中国缘。我和几位同事根据面对面采访制作的融媒体稿件《他曾亲眼见证中国重返联合国，十年前观礼中国国庆阅兵式》《他首创“全天候朋友”，毛主席与他会见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在社会上引发一定反响。

　　对驻外记者而言，最常见的工作就是参加当地政府的记者会，这个时候，记者一般都是台下的提问者。但是，因我在日本时常在记者会上提问，且积极参加日本外国记者协会新闻发布会的组织活动，有幸坐到了日本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台，并主持了多场新闻活动。

　　2012年樱花谢后，我按新华社驻日英文记者惯例加入的这一协会邀请我担任新闻委员会理事，并主持日本政府关于核事故处理进展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我与出席发布会的时任日本内阁府副大臣兼复兴副大臣，同时也是众议院议员的日本政府高官有约15分钟的独家采访时间。他告诉我，他跟新华社记者打过交道，因此看到我也很亲切，这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活动过程中，我尽量在有限时间里让更多的记者提问，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这之后，我常被邀请主持协会的活动。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驻外记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为确保报道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的同事、同行中，用速度与激情践行“四力”者，数不胜数。

　　2020年2月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记者和外籍员工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不惧风险赴机场、隔离医院等地采访中国援非抗疫医疗专家组和中国援非抗疫物资的交接仪式，《非洲老人的一个敬礼，感动了中国医疗专家》《从浙江工厂到埃塞村庄 中国医疗物资万里驰援非洲》等中英文融媒体稿件广受好评。

　　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为驻外报道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驻外记者可以安心地“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到世界各地“经风雨”“见世面”，著文章。

　　（作者为新华社非洲总分社副总编辑）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