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交媒体的崛起放大了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因素，平台上的人际交往在原本信息交互的基础上还融汇了关系和情感交流。

　　社交媒体的崛起引发大众人际交往方式的革新，在这种低门槛的“泛众化”模式下，大量的人际交互由线下迁移到线上。每个用户既是线下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角色，也成为线上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拥有生产、传播和接受信息的多重功能。在这一模式下，大众以情绪喜好为纽带，凭借社交媒体打破线下社交关系网的时空限制，与相同趣缘和立场的用户形成圈层。圈层内部拥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和情感氛围，大家彼此信任、心情放松，个体的交互期望和需求得到较大程度上的满足。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图片、短视频、直播、H5和VR等多种形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百花齐放，“发红包”和“拍一拍”等互动手段陆续出现，大众开始感受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沟通不仅在信息传达层面，还融汇了关系维护和情感交流的作用。

　　社交媒体的崛起放大了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因素

　　在社交媒体中，人际交往的情感因素得到放大和复杂化，媒介素养教育中的情感素养(emotional literacy)，即识别、解读和表达情感的能力凸显出来且急需培养提升，否则便容易引发用户个体、圈层内部和圈层之间的交互危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用户个体的关系维护和情感交流所需时间精力不断增加。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媒介内外时空场域的边界模糊。用户在使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时，放下报纸、摁下关机键便意味着从媒介时空回到现实，而大部分社交媒体用户会保持在线的状态，自身始终置于关系和情感交织的网络中。根据互联网数据咨询中心的调查，我国2019年每人每天平均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为139分钟，比2018年增加了19分钟。[1]随着社交媒体兼容了在线交流、学习工作、购物娱乐、跟进时事等多种功能，用户的使用时间会进一步延长，随之而来的是线下空闲时间逐步迁移至线上社交，关系维护和情感交流所投入的时间精力不断增加。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的“150定律”指出，一个人在特定时间最多能与150人保持稳定好友关系，而深入交往的人数则不超过20人，这被认为是人类可信赖关系的上限，是由生物学原理决定的。面对庞大的时间和精力的需求，为了维持虚拟世界大量的弱关系连结，用户原本线下的强关系交往的时间精力被蚕食，在真正需要情感交互和精神支持时反而感到孤独。这同时也吻合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所提出的群体性孤独现象，即传播技术能够使人们的精神云游四海，心灵却难以靠近。也有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出现社交倦怠现象，需要通过屏蔽信息、卸载软件或视而不见等方式，有意识地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和次数，来追溯现实生活中更真实牢固的情感和社会关系。上述情况皆是社交媒体放大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因素后，用户个体的情感素养尚未及时培养提升，难以调适维护自身社交关系和情感交互所造成的困扰。

　　2.圈层内部情感渲染容易造成群体极化。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认为，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出现共有体验强化的过程，进而形成集体兴奋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情绪都会呈现出来，每个人都会回应他人，并得到他人的回应，集体兴奋像雪崩一样不断向前发展。[2]社交媒体能够顺着大众的人际关系网，将更多的用户引入这种集体兴奋的状态中，使情感情绪在群体中的传播最大化。国内外关于情感传播的多项研究证明，怨恨、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要比喜悦、高兴等正面情绪具有更强大的传播力，因此负面情绪更容易在社会群体中扩散蔓延。一方面，用户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情感，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评判标准会产生差异，社交平台提供了参与讨论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现代生活高压下，用户需要渠道进行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互联网表达的隐匿性和监管宽松，使其成为主要减压方式。

　　2020年5月，广州一家长在微博平台发帖称自己的女儿在患有哮喘的情况下，仍被学校老师体罚导致吐血并放出带血校服，一时引发网络关注和热议。其中虽有对当前师生关系的理性探讨，但更多的是对当事老师直接的谩骂与指责，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理性质疑的声音始终难占主流。广州公安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衣物上的血迹实际上是化妆品和水，且发帖人还有雇佣人员恶意炒作的行为，意欲迫使学校开除涉事老师、索要赔偿。由此可见，用户在处理信息时情感先行、缺乏理性的行为，不仅不利于事实真相浮出水面，而且容易在集体兴奋的过程中将个人情感演化为群体情绪，造成群体极化，对谣言和不实信息的扩散推波助澜，甚至对社会信任体系和司法程序造成冲击，导致公众注意力不必要的浪费和社会信任的透支。

　　3.圈层之间情感氛围差异加深交流鸿沟。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认为，人们在人际互动中总是带着某种期望进入。只有当人际互动在同一种情感语言体系中，期望才容易清晰表达，从而提高实现的可能性，反之在模糊的交互模式中，人际互动进程会很大程度被违背，产生消极效果。[3]社交媒体网络中各类圈层的文化氛围和交互模式逐步在圈层内部酝酿，形成独特的信息和情感氛围，这同时也使圈层之间的差异愈发明显。在面对相同的情感信息时，不同圈层的情感氛围差异和个体情感素养的参差不齐，将会成为诱发情感信息识别偏差的重要因素。如社交平台QQ中官方解释为“微笑”的自带表情符号，原本用来表现正面积极的情感，但当下在青年群体中已发展成为“无语”“冷漠”等具有潜在负面意味的情感表达，在与其他圈层或年龄段用户进行交流时，该表情符号的出现通常会引发歧义或情感辨识障碍。

　　这种同一信息被赋予不同情感方向的解读是无规则、非逻辑的，用户如若不能及时进行破圈沟通，增强情感的识别、解读和表达能力，当与同自己情感素养不匹配的个体或群体进行交流时，期望难以满足，消极负面的情愫便容易滋生。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中，揭示积极情感所唤醒的情绪反应会成为奖励，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增加，促进社会团结感的增强。与之相反，当人们知觉获得他人的惩罚时，更可能运用防御策略保护自我，降低人际互动和群体团结性。[4]圈层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速着社会“再部落化”的形成，已成为当下冲击社会团结稳定性的重要原因，并从侧面助长圈层内部群体极化的出现。

　　当代媒介素养教育应重视情感素养的培养

　　媒介素养被提出的最初目的，是为对抗由电影普及所造成的流行文化对传统教育的冲击。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反应能力。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平台的革新演化，其含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针对印刷媒体二维信息产品的文字信息处理能力，到针对广电媒体的视听素养。在互联网革命的背景下，数字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概念也被相继提出。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信息的认知和理性处理能力，始终位于媒介素养内涵的核心地位，而关乎情感情绪的相关能力则被相对忽略。

　　随着当前媒介正逐步从“去身体化”向“身体回归”发展，媒介平台的功能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为用户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体验，社交媒体正成为人际交往不可或缺的平台。情感作为人类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在线上交流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用户唯有在增强信息处理能力的同时，提升信息中情感的识别、解读和表达能力，实现信息和情感的双重破圈和接轨，才能避免信息的误解与辨识错位，适应社交模式的变化，构建并经营好自身的社交网络。

　　对于国家和主流媒体来说，情感素养要求的出现带来的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舆论场更加多元复杂，要求更高的舆情预判、分析和解决能力，但也为舆论引导和社会信任体系建设提供新的路径。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以来，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节庆活动还是抗洪抢险等危机事件中，官方和主流媒体都积极运用社交平台进行具有正能量及建设性的报道，有效调动了大众的正面情绪，使用户在线上互动时产生情感共鸣，巩固并提升情感能量，增强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让情感传播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方式和策略。

　　基于此，无论是用户个人层面，还是官方和主流媒体在新闻宣传工作上，都应正视并重视情感素养的提升，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向和重点的变化。情感素养的出现也反映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媒介的使用能力，而应进一步扩展到用户参与媒介时相关的体验、实践和反思，这也是在传播技术发展下，当前乃至未来媒介素养培养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要求。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交往传播观的内在逻辑和当代意义研究”（编号：20BXW05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参考消息网.全球网民社媒“沉迷度”榜单揭晓 拉美人每天上网时间最长.http://www.cankaoxiaoxi.com/culture/20190916/2390990.shtml，2019年9月16日.

　　[2]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1.

　　[3][4]乔纳森·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M].孙俊才，文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73-74；81.

　　（李庆林：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仕亨：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