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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观察丨我国拓展国际舆论空间的历史经验

2021-04-09 08:36:03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作者:刘 扬

摘要:在反帝、反殖、反霸的过程中,我国对外传播水平与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不断在战略判断、机制建立、立场锚定、网络建设上积累起宝贵的经验,可供当下与未来继承、发扬。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有策略、有针对性地抗争,打破封锁,积极拓展国际舆论空间,在此过程中磨炼意志、增强能力、不断壮大,积累起宝贵的历史经验。

  战略上,以大历史观形成科学判断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始终坚持大历史观,“以历史视野、国际视野、知识视野来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指出其发展必然趋势”,[1]进而形成科学性和前瞻性预判,提高了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公信力、影响力。

  1938年,毛泽东从对历史规律与世界形势的把握出发,深刻认识并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敌我力量对比转换,写就了《论持久战》,精准预见了抗日战争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方针。其科学论断不仅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巨大反响,也得到了大后方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认可。《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俄文和英文等在海外发行,毛泽东以“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为题给英文版单独作序,用“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唤起世界各国彼此团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该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国际社会普遍给予其很高评价,[2]说明任何科学准确的判断都会得到国际的认可。

  1946年,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秉持着大历史观,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引导人们跳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个人主义的一时之利,以历史正义的宏大视野去审视发展,不仅鼓起了中国人民夺取革命最终胜利的勇气,而且在此后许多年中,也成为亚非拉国家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领导人始终坚持以大历史观的视野看待世界发展。“三个世界”的划分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判断,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而且因为其判断的准确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吸引了各国人士主动予以关注,成为在国际上一种强有力的话语。为此,我国一直注意对外加强思想传播。外文出版社对外译介中国主要领导人思想的工作一直延续至今,不仅满足了各国人士了解中国的需求,而且为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机制上,以专业运作加强统筹协调

  “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有其历史积累因素,至今仍未改变,这就更需要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形成高效的协调机制,更加有效地调动资源、形成合力,强调以专业化的机制加强各部门的统筹协调。早在延安时期,无论是邀请斯诺来革命根据地采访还是安排美军观察团的到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在事前进行了集体商议和精心策划,形成周全的方案,最终都取得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树立革命根据地良好形象的效果。1940年10月,为了加强对外传播的专业化水平,中共中央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对外传播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主管对外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伴随着新中国一同诞生,以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封锁,向世界人民介绍人民共和国作为己任,[3]早于美国对外宣传机构——美国新闻署的建立。1952年,根据对外传播专业性较强的特点,国际新闻局的职能又被进一步划分给更加专业的部门。

  改革开放后,1980年4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立。1988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在精简机构中被短暂撤销,但随后出现的情况说明了其在指导和协调对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90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恢复设立,并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其专业化的组织协调下,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融冰”“架桥”“突围”的三部曲。1993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改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4]更加明确了其职能,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指导协调媒体对外报道,协助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广泛开展与各国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交流、合作,专业性与效率不断提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新闻署于1999年被撤并,直到“9·11事件”的发生又唤起美国对对外宣传机构专业化运作的重视。

  立场上,以人民之力获取充沛活力

  真诚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面对人民是我国对外传播不惧外部压力的底气来源。一方面,早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一心为民赢得了民众的真心拥护。党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形成了认知、利益、行动的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等外国记者可以自由而广泛地与革命根据地民众、指战员进行交流,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与党的追求、主张相一致,只要记者如实报道,便自然呈现出革命根据地军民同心、充满希望、富有生机的形象。因此,内部的凝心聚力、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有效拓展国际舆论空间的坚实基础。

  同时,中共领导人在国际问题表态上,以人民为先,将落脚点都放在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有效区分了各国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胸怀团结各国人民。例如,毛泽东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等多篇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和谈话都以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主要落脚点,牢牢把握了国际话语的道义高点。为了支持日本人民抗议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我国在自己的媒体上辟出空间,供日本人民表达在其国内媒体上无法表达的心声。美国黑人领袖甚至主动请求中国领导人发声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使得全世界反对压迫、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也让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人民的支持成为我国拓展国际舆论空间、获取对外传播工作充沛活力的重要力量来源。

  支撑上,以广泛网络构建形成保障

  我国始终重视对外传播实践中的新技术应用,以建设更加高效的传播网络,拓展国际舆论空间。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历经曲折,将共产国际援助的苏联制造的广播发射机运至延安,发出新华广播电台的新声,并于1941年和1944年,在国际友人的建议和帮助下,分别实现了日语和英语的对外广播,以无线电波冲破物理空间上的封锁。

  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通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形成了助力巩固新生政权基础、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网络化传播体系,在我国冲破外部围堵、稳定内部团结上发挥了关键作用。顺应技术的发展趋势,我国积极主动应用卫星直播和互联网传播技术,不断更新能够覆盖全球的传播基础设施网络。1997年1月1日,在中央外宣办的建议下,经中央领导批准,以向世界介绍中国为功能定位的中国网正式上线,揭开我国面向全球网民直接传播的新篇章。1999年5月,为表达广大网友对以北约为首的美国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野蛮行径的强烈愤慨,人民网开通“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标志着互联网逐渐成为对外发声和与全球民众直接交流的重要渠道。

  在建设信息传播技术网络的同时,我国积极发展国际人脉网络。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以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本着这一精神,我国始终采取灵活而多样的方法加强国际传播人脉建设。一方面,以个人交往为引导,融入对方市场网络,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版机构便通过友华人士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设立书刊社,销售中国出版的书籍、刊物、报纸。另一方面,抓住关键人群,融入对方社会网络,如,我国历来重视外国记者群体作用,主要领导人都曾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通过与记者真诚互动,塑造并传递中国良好形象。上世纪90年代,主管对外传播工作的朱穆之同志也曾特别强调:“做好外国常驻记者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报道是他们所属国家关于中国情况的主要消息来源……要跟他们多接触,多交往。”[5]

  历史说明,我国始终在战略上重视对外传播,依靠人民,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基础上,不放弃任何机会和可能性,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扩大传播网络,拓展国际舆论空间。其中的经验值得当下与未来继承和发扬。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变‘西强我弱’舆论态势研究”(编号:17AXW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严书翰.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J]. 新视野,2020(4):19.

  [2]张卫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J]. 军事历史研究,2016(3):83-90.

  [3]杨正泉.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序[M].北京:新星出版社, 1999:1.

  [4]朱穆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任务,朱穆之论对外宣传[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5:322.

  [5]朱穆之.有计划地做好外国记者的工作,朱穆之论对外宣传[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5:288.

  (作者为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3月下】

来源:青年记者公众号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