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相关科学议题进行报道时应坚持科学的立场，充分把握其不确定性的特点，以帮助公众更准确地进行风险判断，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已持续了一年。对媒体而言，疫情暴发以来，关于该病毒的传染力、有效的防控措施、治疗所需特效药等大量科学报道议题在国内外都曾引发关注和争论。科学报道的采访和写作中内含的不确定性的张力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新闻学界、业界持续总结和反思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经验、教训的时候，回归科学新闻写作这一专业实践本身，重新审视新冠肺炎疫情报道选题的独特性和科学新闻写作的不确定性的特点，更能对相关新闻传播业务和理论的优化有所助益。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独特性

　　现代社会已经广泛地被认为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突发公共事件成为风险社会一类显著的表征。常见的突发公共事件，有涉及安全生产的，有涉及自然灾害的，有涉及环境的，这些事件关涉群众安全、社会稳定，让人们感受到程度不一的风险。但究竟风险有多大，媒体在面向公众的风险沟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与这些常见事件有所不同。其一，风险概率判定更困难。如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持续时间是相对有限的，由于各类生产领域日常都有安全标准和监管规制，风险的大小往往易于识别。新冠病毒作为一种新发现的病毒，即便科学家对此也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初发阶段，其风险概率无从判断，媒体在报道其风险时也存在困难。

　　其二，难以找到责任主体。一般的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责任主体很容易锁定，对风险的评估就有了参考，可以极大地避免舆情发酵。媒体对此展开的新闻报道伴随着事件的处置应对过程，也可以有的放矢。新冠病毒是大自然进化出来的，就病毒本身而言，难以找到责任主体，在不清楚病毒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媒体其实也没有能力向公众传递太多确切的风险信息。

　　其三，风险范围波及更广。一般突发公共事件的范围仅限于事发地周边，新冠病毒所引发的传染病却可能波及全球。因此，新冠病毒这种新发现的病毒，很自然地会成为国际新闻舆论的焦点。

　　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当社会和媒体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事件时，常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采取的快速下结论、力求舆情平稳的操作可能会失灵。随着病毒的发展传播和对病毒认识的增加，原先的结论很可能被推翻。这是新闻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持密切报道的情况下仍会出现的困境。

　　不少学者没有用突发公共事件的视角，而是具体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视角去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视角的不同可能会得出差异化的经验和规律。

　　而在卫生视角下，对比新冠肺炎疫情与其他类别公共卫生事件的区别，以及在社会治理视角下，对比新冠肺炎疫情与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害等事件的不同，所谓风险概率判断困难、难以找到责任主体、风险范围波及更广等可能会遇到的新困境，其实都指向了新冠肺炎作为新发传染病，首先是一个存在客观规律的科学问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应该归为科学报道。因而，从新闻实践尤其是新闻写作角度来看，其内含的不确定性的张力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报道的不确定性

　　科学报道首先应该尊重科学，而不确定性正是科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在于探索发现客观规律，对科学标准的一个关键共识，在于按照同样的科学研究方式发现具有可重复性的规律。虽然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第一生产力，但并不意味着科学发现都是绝对正确的，对于单个科学发现来说尤其如此。

　　媒体在向公众传播科学发现时，除了介绍新发现的内容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也要同时传播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对某项成果而言就是指其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对结论的判读。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在报道中介绍科学的不确定性，首先体现了对新闻真实性的坚守。新冠病毒自2020年初被科学家识别出是一种新型病毒后，科学界对其所知甚少，对其风险亦暂时难以判断，这种不确定性的信号对于媒体报道而言是很明显的。其次，避免了报道本身引发舆情，损害媒体公信力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过程中，病毒传播力之强，防控之难，均出乎科学家的意料，如果在疫情早期对其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介绍，对公众而言，后续的变化会更易理解。

　　2020年2月下旬，南方周末的报道《新冠病毒在全球能被隔离住吗？》发表前后疫情的变化情况就很有代表性。当时全球确诊的7万多个感染案例主要在我国，而我国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居家隔离防控措施，因此当时有专家认为疫情可能会在4月甚至更早的时候结束。然而，有初步的证据显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此文通过聚焦“钻石公主号”游轮的疫情传播案例，采访全球多位传染病专家，识别出了疫情很可能将在全球继续传播的多重不确定性因素，比如，感染新冠病毒后轻症和无症的案例将导致防控困难，没有一个国家的隔离政策能做到完全与世隔绝，等等。因此，该报道从隔离的局限出发，充分利用有限的科学证据，谨慎地探讨了一种可能性：尽管中国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隔离措施，但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病毒会一次又一次传回中国，疫情很难在短期内结束。随后发生的事情印证了报道所主张的这种不确定性。

　　而在治疗新冠肺炎药物的报道上，对科学不确定性披露的不充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根据2020年10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除了地塞米松外，几乎没有被临床试验证明有效的治疗药物，而此前，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力推荐的羟氯喹在内，许多药物已经通过媒体报道被认证为新冠肺炎特效药。这种在公众印象中反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报道未能充分展示科学不确定性的后果。其结果不仅会损害媒体的公信力，从社会治理和舆论引导角度来看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如果通过报道充分介绍新冠病毒这类科学问题的不确定性，让科学议题仍待在科学的框架中，虽然不能马上消除公众心中的担忧，留有不稳定因素，但也避免了让社会为更大的不确定性乃至反转的结果付出代价的风险。

　　弗里德曼等人在《传播不确定性》一书中认为，面对不确定性，科学家、政策制定者等人在各自的领域内对科学不确定性提出主张，有效利用这种不确定性，从而共同促进了社会秩序，公众如果能广泛了解这种不确定性，就可以对关乎他们生活的决策施加更大的影响。而媒体记者在这期间可以放大或者减弱这种不确定性。

　　以新冠肺炎二次感染现象为例，人可能会两次感染不同毒株的新冠病毒，这听起来令人恐惧，但是只关注这一点的可能性，并不足以对这一现象有客观全面的理解。南方周末2020年11月的报道《新冠再次感染案例不断增加》，指出了感染新冠肺炎后的自然免疫仍然是有可能维持较长时间的，以及二次感染的人数相比总的感染人数的比例仍然是极低的，为人们认识这一现象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视角，而进一步分析相关的高风险人群特征则为公众自行评估风险提供了一些参考。

　　可以说，就媒体的社会角色而言，面对不确定性，坚持科学的立场，积极传播更科学的观点去帮助公众进行风险判断，是其不容忽视的重要使命。

　　积极传播科学的不确定性

　　新闻学界、业界在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经验教训时，也应从科学报道的视角去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首先，做好新闻舆论工作，要将真实性视为科学报道的生命。在根据事实描述个别事实的同时，也注意从宏观上对事物全貌的把握。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科学议题的报道，最需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就是承认相关科学发现和风险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相关新闻采访写作中要将科学议题的发言权交给科学家等专业人员。这是保障科学报道准确性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考虑到科学家在面对新科学问题时会出现不同的看法，还应尽可能呈现不同的观点，以推动科学讨论。

　　再次，理解科学议题对人们专业性的要求极高，科学新闻写作中应通过多种方式缩小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比如，介绍科学进展时也介绍得出结论的具体方法；尽可能用背景信息和基础知识进行铺垫；日常通过媒体报道加大科普力度，提高公众用科学的方式思考和做决策的意识。

　　最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专业的新闻追求，媒体自身要敢于积极传播科学的不确定性。区别于政治、经济等政策报道中内容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才是科学报道的常态，通过科学报道让公众在广泛的不确定性中得到一种可参考的解释，并从公众的角度思考可能存在的更大的社会意义，才是科学报道应有之义。

　　实际上，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并因此采取极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正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科学防控取得明显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新发传染病科学议题，太多的未知，关乎生命，涉及面广，议程是很难控制的，重视科学报道的不确定性，让科学的归科学，客观呈现科学议题的内在张力，也是中国新闻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值得总结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