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时代难以完全避免技术及数据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但是单纯的整体性抗争——如“信息茧房”的简单搬用和对算法的盲目批判——并不会改变这一局面，而怎样能以“算法公开”来破解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是桑斯坦2008年提出的一个与互联网算法技术相关的重要概念，基本含义是信息传播中用户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使自己感到安慰和愉悦的传播世界，如同置身于蚕茧般作茧自缚。通常与此相提并论的还有尼葛洛庞帝1994年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出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和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2011年在其著作《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中提出的“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相比而言，“信息茧房”的命名具有更强烈的批判色彩，我们也习惯于将“信息茧房”概念当作“一个已然的负面存在”来接受，并以此为表征批判其背后的算法逻辑，成为互联网研究的几个关键概念之一。

　　但是近几年的社交媒体研究表现出很不相同的气候，部分学者对“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角度和内涵，甚至表现出了批判“信息茧房”的提法并为其背后的算法逻辑辩护的姿态。

　　“信息茧房”概念提出的语境被忽略

　　“信息茧房”自引入时起，即被我国学者广泛应用于互联网研究，不论是政治类的信息还是娱乐类的信息，我们都习惯于套用这一概念进行抽象的批判。

　　比如我们认为的“信息茧房”的三方面负效应——个体信息碎片化下的认知偏差、个体“情绪偏爱”下的选择性接受、群体效应影响下的个体的非理性共享——基本是针对“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多发、网络泛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多元文化圈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挑战等社会现象的解读，甚而将桑斯坦的“信息茧房”比喻为现代社会的福柯式的“圆形监狱”。相应的，如何破茧并重塑信息又成了顺理成章的传播研究新话题。

　　上述“狼来了”的研究环路其实是新技术兴起之初比较容易误入的陷阱，但是陈昌凤等的研究给了不明就里地高喊“狼来了”的学界一记拳头。她指出，“信息茧房”最初提出的现实背景是“基于美国两党政治的语境对新技术降低政治信息多元化以及政治信息极化的忧虑”，不应该被非批判地应用于“所有信息”，[1]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信息茧房”在向来不存在“多元化”与“极化”批判思考的中国语境下已经被抽空原本涵义，在美国人眼里的“狼”可能是中国人的熊猫，简单搬用“信息茧房”的说法来研究中国互联网就难以击中肯綮了。

　　“信息茧房”一说缺乏实证数据支撑

　　对“信息茧房”进行批判以及为算法正名最有力的思路来自社会科学推崇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西方，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信息茧房”的说法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持，很可能只是“一种担忧”，[2]“夸大了事实”，[3]是“不准确的预言”，[4]甚至可能只是美国土壤中的产物，比如基于西班牙的信息传播就“罕有支持的证据”。[5]

　　与西方同步，陈昌凤等也认为，虽然“信息茧房”在新媒体研究中很流行了，但在“目前，能够实证‘信息茧房’存在的研究尚属罕见”，[6]少量研究也只是从侧面提供了一些现象的描述，远谈不上发现了规律。而2020年喻国明在此批判的基础上引入了实证研究，将带有“半预言式的隐喻”色彩的概念赋予清晰和准确的量化研究框架，通过分析“2019年全民媒介接触与使用暨媒介价值观调查”数据后，喻国明团队发现“算法不是导致‘信息茧房’而是为个体提供了多元理性的信息世界”，[7]这一发现将“信息茧房”这一争议话题引向了更高的讨论平台，接下来，更多验证“信息茧房”的实证研究以及对研究的改进将会带给我们更透彻的认识。

　　为算法正名：从辨析“Algorithm”的中译名开始

　　学界一般说的“算法”，其原词即为“Algorithm”，但是刘建明认为此译法有两大失误，一是无法切中该词的原意，因为究竟是受众还是社交媒体用算法指导人们寻找或浏览信息？如果是社交媒体，它的算法是什么呢？是如何计算受众需要多少信息，还是计算有多少源头给受众提供信息？以上这些联想都是“算法”的误导。[8]刘建明认为，将Algorithm译为“计算步骤”“计算程序”或“自动推理”更贴近原意。

　　在刘建明看来，第二个失误，即是“算法”为社会属性背了黑锅。当人们认为，是媒体运用算法过滤和向受众推荐信息进而造成“信息茧房”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受众看到的信息是由媒体人员编写或是真实的社会人发布到网上去的，智能媒体只是提供了自动链接功能将其检索出来，并不是由某个数学方程式提供的——任何数学方程式都不能凭空制作和编辑信息。因此，真正的“决定性问题”不是数学方程式，而是这些丰富多元的信息及其背后的人，反思媒体和公众提供的信息其质量如何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真正问题，而不是将这些社会问题推给一套程序让其为我们背黑锅。

　　为算法正名：算法成就用户权力

　　在以往的大众传播时代，我们较为熟悉的受众观其实是“沙发土豆”，亦即完全缺乏批判能力的被动的不思考者，“信息茧房”可以视为这一受众观的新式表达，彭兰则提出了较为温和的“信息偏食”的称谓。[9]

　　但是弗莱彻等人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是完全非批判地接受任何给定的信息，用户浏览新闻的方式其实是基于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也就是表现出“怀疑主义和日常实用相结合”的悖论。[10]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对灰暗的受众观提出了质疑，如卡斯特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特克的“链接的自我”（the Tethered Self），格雷厄姆等人的媒介资源的“自我配置”，弗洛里迪的“自我创制技术”等等，上述观点都强调了用户的主观能动性，而这一能动性发挥作用的机制其实正是得益于备受诟病的算法。

　　学界一般认为算法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由于在算法运行过程中，算法规则的设计、数据采集、处理等都可能存在偏见，最终其实是破坏了用户的信息选择权，究其根本，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折射。但是黄淼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媒体内容生产过程中存在两次平行的算法驯化过程——平台运营实践的“职责共识网络”和自媒体创作群体的“规律共识网络”——两次驯化有效连接才共同形成了最终的内容生产。[11]这个结论意味着，用户的自我生产会影响算法的最终呈现。

　　喻国明进一步认为，这里不仅仅是用户不自觉的媒体使用行为，其实已经涉及更自觉的“用户权力”了。在喻国明看来，算法本身只是一种技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算法背后隐藏的权力之争，“是掌握了现有技术传播生产力的人们，跟过去既有的掌握制度传播生产力的人们之间，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的一种矛盾与对冲”，[12]他认为，算法的正面作用是强化了用户在这场博弈中进行权力争夺的能力，最后的结果会是寡头权力逐步让位于用户权力。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暗示，算法其实并不能完全去除或者隐蔽用户欲望与需求，用户在深度了解算法规则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个性算力”的效能尽量发挥出来，以个人喜好对抗算法追逐的普遍注意力经济，此时，“信息偏食”可能就不再是被商业集团操纵的结果而是用户权力真正发挥作用的表现了。

　　结  语

　　人工智能时代难以完全避免技术及数据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但是单纯的整体性抗争——如“信息茧房”的简单搬用和对算法的盲目批判——并不会改变这一局面，而怎样能以“算法公开”来破解“算法黑箱”可能是更有可操作性的话题。以上对“信息茧房”的批判及为算法正名的反向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本文为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哲学视野下的元传播学研究”（编号：19YJA860008）和校级社科基金项目“从技术到经验：社交媒体研究的理论演进——兼论本雅明媒介理论的传播学意义”（编号：sisu201615）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6]陈昌凤，仇筠茜.信息茧房在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与算法的“破茧求解”[J].新闻大学.2020（1）.

　　[2]Smith, A.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omputer Algorithms. Received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8/11/16/publicattitudes-toward-computer-algorithms/.

　　[3]Dubois, E., and Blank, G.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Divers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ume 21,5 2018(5):729-745.

　　[4]Gossart, C. "Can Digital Technologies Threaten Democracy by Creating Information Cocoons?" (Eds.),J. Bishop,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PA: IGI Global, 2014:145-154.

　　[5]Cardenal, A. S., Aguilar-Paredes, C., Cristancho, C., and Majó-Vázquez, S. "Echo-chambers in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Survey and Navigation Data in Spa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1-17.

　　[7]喻国明.算法型内容推送会导致信息茧房吗？[J].山东社会科学.2020（11）.

　　[8]刘建明.智媒研究的“算法”是个伪概念——兼论“新闻生产”话语的误用，[J].新闻爱好者.2021（3）.

　　[9]彭兰.“液态”“半液态”“气态”：网络共同体的三态[J].国际新闻界.2020（10）.

　　[10]Fletcher, R., and Nielsen, R. K. “Generalised Scepticism: How People Navigate News 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ume 22,2019(12):1751-1769.

　　[11]黄淼，黄佩.算法驯化：个性化推荐平台的自媒体生产网络及其运作[J].新闻大学.2020（1）.

　　[12]喻国明.算法型信息分发：技术原理、机制创新与未来发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4）.

　　（作者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