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来的编辑是谁”“编辑的未来何为”是探讨人工智能驱动下编辑转型因应之策的两大支点。未来编辑可能面临主体迁移，呈现为人机协同、人工智能替代人、人机共存三种状态，既有技术想

　　问题的提出

　　国家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推动，科技的布局与迭代，资本的聚集与溢出，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渗透并重塑出版业。编辑，作为出版业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部分，如何应对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技术倒逼、完成职业重塑、实现职业价值，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域与研究生长点。

　　既有研究就编辑角色转换、能力更迭以及编辑、作者、读者关系重构等进行了可贵探索。目前，学界已就编辑应从“专业化”走向“复合化”基本达成共识，却未能从经济与伦理角度，正视编辑行业已经展开并可能进一步深化的劳动主体变迁、社会分工重构等现实。事实上，“复合化”的意义不在于在编辑以往“杂家”角色设定上再新增一个智能技术应用“杂项”，而在于编辑主体从人到人机协同、再到人机共存的主体变迁中，人与人工智能在编辑工作中的工作分工、责任分布、权力共享的重构；在于万物互联时代，人、人工智能作为独立、平行的连接节点共同参与学术生产、传播，构建学术共同体的特殊结构。这些失焦与模糊地带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人工智能驱动下未来的编辑和编辑的未来提供了空间。

　　未来的编辑

　　未来的编辑是谁？这是人工智能驱动下，编辑何去何从面临的第一问。基于编辑职业价值视角，虑及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关于未来的编辑大致有以下几种大胆的猜想：

　　1.人机协同：人是主体，机为客体，人是机器的主人

　　人工智能目前处于人机分工、人机协同、人为主导的弱人工智能阶段。一方面，人工智能在选题策划、审稿校对、内容分发、阅读选择与习惯跟踪等领域表现优秀；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重相关轻因果[1]、数据边界不清等不足也决定了在人机协同关系中，人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在人工智能驱动下，出版业通过岗位设置、众包分包、编辑培训、数据编辑人才培养等一系列举措来适应新业态。如2017年美联社发布《人工智能工作手册》，对各大媒体的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就人工智能辅助新闻出版工作的特点、规律、优势和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概括出具有借鉴价值的经验。[2]

　　2.人工智能替代人：机是主体，人是客体，人是机器的宠物

　　这是业内最焦虑的问题。人工智能在理性、认知、记忆、逻辑思维等各领域全方位超越人类，就目前来看，尚为科幻想象。当前虽有诸多纸媒停刊、编辑失业，但也有更多新兴媒体不断涌现，知识生产、传播、分享方式不断更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编辑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德勤公司通过分析英国1871年以来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发现技术进步简直就是“创造就业的机器”[3]。因此，人工智能之于出版业是替代效应与补偿效应并存的。人们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人与人工智能处于对立地位的武断假设，以及对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格局机制的模糊认知。

　　第一，忽视了发展阶段的差异：是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还是超人工智能阶段？人与机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人控制机器→机器控制人→人又控制机器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4]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会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人对危机的敏感、应对的智慧使其在危机处理时充满韧性。我们相信，人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也能找到和谐共处的方式。

　　第二，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行业劳动格局的时序差异：是导入期、拓展期还是衰退期？[5]在导入期，技术进步对就业主要产生替代效应；在拓展期，技术进步对就业主要产生补偿效应；在技术衰退期，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逐渐减弱，开始孕育等待下一轮进步周期的到来。

　　第三，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行业劳动者的非对称性影响差异：遭受冲击的是低技能工种还是高技能工种？一些既往工种因为技术创新枯竭与断层、人类认知方式与生活方式转变、资本利润空间萎缩而被淘汰，如出版业内由现代印刷术引发的雕版印刷业技工失业潮。“人类最有前途的劳动领域是非规则性智能劳动和非规则性体力劳动。”[6]随着技术进步，一些新兴职业也将应时而生。美国高知特公司在《未来的21种职业》中前瞻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未来新职业，包括“人机合作经理”“个人数据代理”“数字裁缝”“个人记忆监护人”等。笔者认为，当编辑主体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并存时，又或者当人工智能成为编辑出版区块链中一个与人共存的节点时，“人机合作经理”将在编辑出版领域大有可为。

　　“人是机器的宠物，人工智能替代人”这一危机感是阶段性认知不足导致的迷思，与其说人工智能替代了人，不如说是替代了人的劳动时间。更确切地说，是人工智能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提升管理效率、更迭岗位设置、催生劳动技能对人这一劳动主体进行补偿。出版业的一日校对100万字等，都是这一劳动格局更迭的现实验证。

　　3.人机共存：两种主体形式共存，人机平等，各展所长

　　人工智能“有可能成长为另一种主体，另一种立法者，或者另一种眼睛。这意味着一个存在论巨变：单向的存在论有可能变成双向的存在论（甚至是多向的）。世界将不仅仅属于一种主体的视域，而可能属于两种以上的主体，甚至属于非人类的新主体”[7]。随着人工智能与基因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社会，人机混生、电子人格、机器人赋权等议题都极有可能进入公共议程。之于出版业，未来的编辑可能会分为人类编辑和人工智能编辑。他们同处出版场域，同为出版编辑流程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机会均等，责任和权利在编辑流程中分布均等，“分布式责任”将进入出版公共议程；他们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编辑行为的现实构建。“弗洛里迪等人认为，如果人造物显示出互动性、自主性和适应性，那么，它就有资格成为一位道德能动者；如果人造物有资格成为一位道德能动者，那么，它就能被问责。”[8]到那时，人工智能编辑的主体确立、工作边界、决策影响等将会涉及伦理、法律、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重识与再塑。“这不仅是对人类‘类认同’属性的生物外延，也是对‘法人’这一法律对象的法理外延，甚至还是平置人、类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商谈伦理外延。”[9]面对这样的远景，如何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壁垒，如何在人机共生的编辑决策领域嵌入公平与正义，如何在给人工智能赋权的同时又不被其控制，等等，都将成为出版领域的重要议程。

　　编辑的未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对编辑行业的劳动岗位、劳动技能、劳动时间、劳动效率产生了一系列的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但是编辑的职业内涵和价值取向并未有本质变化。编辑职业价值取向是人类编辑进行价值自省和反思的重要场域，也是其无可取代、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更是其不断进步的意义生长点。人类编辑的不可替代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1.具身性体验

　　第一，情感交流。与作者、读者交流是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出版史上，历来不乏编辑与作者、读者交流的佳话。20世纪30年代，《青年界》编辑赵景深因稿荒向老舍求援，一张约稿信上独留一个围了红圈的“赵”字，老舍见函复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随信附上作品《马裤先生》。这种基于文化同源和情感交流的默契，是人工智能无法“计算”的。

　　第二，经验构建。在以数据为基、概率为要、效率为先的人工智能编辑筛选下，籍籍无名的马尔克斯恐怕无缘出版《百年孤独》，因为当时的他未列热门作家数据库；普鲁斯科的《似水流年》恐也无缘读者，因为它完全不符合数据库统计的既往阅读习惯。正是人类编辑凭借个体独有的经验、独到的审美鉴赏力和具身性的感悟力，才使这些佳作得以面世。

　　2.政治认知与思想判断

　　政治认知能力是决定编辑格局的关键要素，以数据为决策驱动的人工智能是无法独立抵达出版价值场域的。在出版价值理论中有一条：不是所有精品出版物都具有经济价值，有些出版物因社会价值很高而被出版。具有历史意识、责任意识、自省意识，以及政治判断、思想判断、审美判断的人类编辑要比以数据为决策驱动的人工智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从伦理学角度而言，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只能符合规范伦理学的要求，而无法处理开放性情境中的实践伦理问题”[10]。

　　3.批判思维与质疑精神

　　“如果我们用人类思维减去人工智能思维，则会发现人工智能缺失反思能力、主动探索能力和创造力。”[11]人工智能通过关联、拼贴、重组的形式开启了知识生产的新可能，但其“对概率、尤其是大概率的暴力推崇，对多元与个性的暴力省略”[12]使之在质疑、批判、创新领域显示出明显不足，很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的内卷化，表现在出版领域，便是选题重复、稿件同源、缺乏深度与创新。而人类编辑自觉的批判思维与质疑精神则有助于其成为出版领域打破算法偏见、发现概率盲区、抵达研究价值场域的“守门人”。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人类编辑应成为出版价值的引领者、出版规范的守望者、出版法规的推动者和出版伦理的吹哨人，在新型知识生产与传播、知识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实现新的价值。

　　因应之道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未来的编辑和编辑的未来，作为出版领域公共议程的中心议题，是一个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哲学性议题，也是一个涉及国家、行业、编辑三者的系统性议题，是对思维认知力、技术攻关力、制度协调力、伦理重构力的综合考验。

　　1.思维认知力

　　思维认知力包括计算思维、系统思维和预见思维。

　　计算思维涵盖三点：一要形成以“问题意识—占有数据—制定算法”为进路的计算思维方式，二要做好计算思维的普及，三要熟悉算法的优势与盲区。出版业应将计算思维嵌入编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职业培训、能力考核诸领域，从而有效提升编辑群体的信息综合处理能力，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出版行业生态变迁奠定人才基础。

　　就系统思维而言，从哲学角度看，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从社会学角度看，涉及国家、行业、编辑；从时间角度看，涉及过去、现在、将来；从出版生态变迁角度看，涉及政治、法律、经济、伦理。可以说，编辑转型是在系统思维的指导下协调推进的系统工程。

　　预见思维包括预见内容和预见时间。就预见内容而言，应该包括预见技术思维、预见伦理思维、预见法律思维、预见安全思维等。人类编辑一是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编辑的优势提升编辑效率；二是要充分利用预见思维优势，发挥人在编辑领域的职业优势。就预见时间而言，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技术预见。国家相关行政部门和出版行业可分阶段、有侧重地制定人类编辑和人工智能编辑的分工与权责边界、人类编辑培训和人工智能编辑技术升级、人类编辑和人工智能编辑的伦理应对等政策、法规和标准。

　　2.技术攻关力

　　技术攻关力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共同打造：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战略布局、行业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专项突破，以及编辑个人数字素养的提升。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成为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技术变量，这种政策准备为出版领域专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创造了良好的研究生态、发展生态和应用生态，为专项人才培养提供了成长空间、动力空间和行动空间。

　　3.制度协调力

　　鉴于人工智能几何级的技术升级特点和颠覆性的技术影响力，出版业在相关法律规范细则方面存在供给赤字。因此，制度协调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二是注意国家制度—行业制度—编辑职业制度的内在统一、协调、可操作性；三是将预见思维嵌入人工智能相关制度建设中；四是要兼顾国际对话和合作。比如，相较于1995年的《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案》将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律的生效范围从地理空间扩展到以人为主体的范畴，具有域外效力。[13]

　　4.伦理重构力

　　伦理重构力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以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为例，人工智能出版物的作者身份，涉及“数字人”“电子身份”和生命观问题；人工智能出版物的意义构建，其主导者是人工智能的创造者还是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涉及技术观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责任归属，其承担者是人还是人工智能，是独立的人、独立的人工智能还是处于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生成物系统中的人、人工智能，则涉及认识论问题。

　　结  语

　　我们无法预知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会占多大的知识空间、引发多深的知识变革、产生多远的知识影响，但我们坚信，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编辑职业转型与编辑能力迭代，必将赓续人类自省、反思、批判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自觉，变革的勇气、自省的精神、谦卑的态度以及充满韧性的探索将是人类迎接“后人类纪”考验的重要支点。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出版生态重构与发展策略研究”（编号：2020SJA123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育猛.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新闻伦理平衡重塑——基于技术、参与、营销三项因素的思考[J].青年记者，2020（35）.

　　[2]余婷，林娜.AI+背景下美国媒体的智能化发展[J].青年记者，2018（10）.

　　[3][5]王君，张于喆，张义博，洪群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机理与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7（10）.

　　[4]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J].理论探索，2018（5）.

　　[6]赵玉山.传统编辑如何在全媒时代成长[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年2月28日.

　　[7][11]赵汀阳.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 [J].文化纵横，2020（1）.

　　[8]成素梅.智能化社会的十大哲学挑战[J].探索与争鸣，2017（10）.

　　[9]刘育猛.挑战与因应——人工智能安全启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4日.

　　[10]蓝江.人工智能与伦理挑战[J].社会科学战线，2018（1）.

　　[12]刘育猛，徐明华.人工智能与公共决策融合研究：趋势·风险·实践路径[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13]桂畅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案》的影响与对策[J].中国信息安全，2017（7）.

　　（作者为常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12期】